［摘 要］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文化包含意识形态，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文化的核心价值借助意识形态得以传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形式表现，意识形态的整合、渗透等功能借助于文化才得以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互补、互动关系，是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叠的内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考和借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寄予厚望，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那么，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精神文化，在探讨文化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时，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文化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
一、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同心圆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带有强烈阶级意识的特殊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约、引导、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虽然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但文化的外延要比意识形态宽阔。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有很多重叠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强烈的时代性等特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价值合理，而文化的主体部分即精神文化的核心和本质同样是价值观念，［1］在价值取向方面，它们也存在着重叠。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观念领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文化的内容是受特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而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人们的创作和想象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文化生产不是自由的创造，它在客观上总是受到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制约，从根本上与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相关，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哲学、道德、法律、政治学说，只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生产。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看似最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艺术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大都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是马克思文学理论批评家中的“珍品”的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化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的问题。［2］(P43）他把文学与生产范畴结合起来，认为文学生产的不只是技巧、形式、内容或消遣对象，从本质上看，它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文艺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传达意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3］（P67-68）同时，从概念的归属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并不是实体性概念，而是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内容并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强烈辐射与解释效应的观念系统，因此，我们无法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待文化。撇开意识形态的纯粹的“美”或“文化”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
语言学看似远离意识形态，但语言的构成、句法也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考察西方近百年来句法的变化时，弗罗姆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名词，越来越少地使用动词，几十年前的西方人说“我忧虑”，而现在他们说“我有一个难题”，究其原因就是私有制使重占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入到人们的日常语法当中。［4］（P25-28）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这一点，在伊格尔顿看来，语言绝非中立的符号地带，而是“布满了政治历史的灾变留下的疤痕和裂隙，到处散落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废墟。语言学问题总是政治语言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宗主国征服者与臣服者、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地区与全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5］（P54）可见，语言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东西，文学可以被视为是这种语言斗争的动因和结果。
在多数文学理论家看来，文学批评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性质，伊格尔顿就持这样的观点，他的论证也合情合理：既然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已被论证为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文学本体的对象，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思，其本身也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他认为文学与文学理论无非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支，文学批评明显带有现实功利性和目的性，因此也必然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伊格尔顿自信地说：“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政治性”，“‘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5］（P87）所以他倡导一种“革命批评”，要求“批评”充分利用自身的固有属性，积极发挥应用的政治功能，真正成为改造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话语实践活动，也就是要求激进批评家自觉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使“批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一部分。
在我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将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的附属物，把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看成是文化的唯一性质。而现时一些学者所强调的文化研究的中立立场就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既往的、而且在今天仍然以各种形式在场的过分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深深的、几乎是集体性的厌恶与拒斥，这种心理促使人文学者反过来不能正视意识形态，从而使自己所强调的中立立场反倒并不中立了。所以，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或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社会的主要文化都与意识形态相关，意识形态是文化创造的决定性力量，人类文化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得到发展。意识形态制约着文化创造的方向、方式、内容。意识形态生产和文化的生产是一个同体的过程，不仅意识形态的生产即是文化的生产，同样，文化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否认文化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和意愿，否认文化实际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文化途径可以得到实现。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6］（P2-3）那么，文化对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又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意识形态？这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
二、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
文化因素虽属精神范畴，但却蕴含着无限的物质力量，它不仅是国家实力的源泉和动力，同时也是唯一能够渗透到任何领域、联结国家实力各要素的关键。20世纪中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对全球的无形影响和渗透。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更增强了西方国家对文化传播的重视，并且其目标和重点开始转向中国，而全球化浪潮更是给西方势力对我国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文化全球化已经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冲击，如詹姆逊所指出的，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动权，可以通过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他们运用高科技传媒手段，以各种商业文化、影视文学或互联网为载体，通过各种渠道，全面宣扬西方的价值观、社会政治思想、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这就更迫切地需要我们去探索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