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主张经济增长是一切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先导。发展主义深刻地塑造了新加坡的社会，造就了新加坡人的精神状态，当人们处于贫困时期，这种意识形态有其务实的一面，但是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其不足之处就暴露出来：物质主义和成就取向的流行，不平等意识的难以弥合，公民自由的缺失，思想文化的沙漠化。因此，富裕后的新加坡意识形态应当超越物质主义，更加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对于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要坚持借鉴与批判相结合的原则。
〔关键词〕 新加坡，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① 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前提，认为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民主制度的巩固，将会解决所有社会矛盾。在这种经济发展优先的语境中，国家充当主导角色积极引导经济增长，“政府优先考虑以发展、生产力和竞争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为了保证发展，政府不承诺实行社会平等和社会福利” 〔1 〕。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而此类国家则被称为“发展型国家”。二战后独立的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都以发展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新加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新加坡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源于威权主义政治的建立
与二战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新加坡在自治后确立了威权主义政治，这源自这些国家相似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和现实状况。首先，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经济发展的若干不利条件，比如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劳动力素质低下等，阻碍了迅速积累资本的进程。西方的分权制衡体制，虽然能使权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有利于制约和监督权力，但其相互掣肘的内部运作机制客观上又造成了效率低下，而对于亟需迅速积累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通过集中权力的方式实现目的，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其次，威权政治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状况相适应。这些国家的国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中产阶级相对力量较弱，普遍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渠道。再次，采取威权政治也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内忧外患，政治斗争非常复杂和激烈，各种问题集中且尖锐，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混杂，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处理不慎就会导致内乱纷起、国家分裂。在这种状况下，“为避免国家崩溃、民族分裂，权力集中不仅可行，而且是合理的” 〔2 〕210-211。
新加坡建立威权政治，除了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相似的原因外，还有自身的特殊国情。首先，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岛国，自然资源匮乏，几乎没有农村和农业，国内市场狭小，连自来水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加之殖民时期形成的单一转口贸易经济，迅速实现经济腾飞的自身优势微弱。因此，依靠外国资本发展经济就成了首要选择。吸引外国投资要求有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对于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就成为政府的必要手段，威权政治就成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迅速实现经济腾飞的工具。其次，欧美国家的情况是个人在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具有独立自由的特性，成熟的公民社会即由这些独立自由的个人所构成，国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所以公民社会能够决定国家的未来。新加坡的顺序与此相反，国家的形成先于成熟公民社会的形成，因此，国家不是建立在由个人聚集而成的社会之上，相反，社会开始于政治独立后的国家引导的现代化过程。这样，国家的作用远远高于社会，更易于建立政治集权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再次，由于新加坡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殖民者排除民主政治，压制新加坡民众的政治参与，以便强化殖民统治。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形成了新加坡制度发展的初始条件。按照“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原有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初始制度还培育出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变迁的方向不仅会受制于初始制度，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初始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使之保持惯性，因而要跳出这一轨道成本极大。传统的政治遗产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实行威权型政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条件。最后，新加坡虽然形成了多元社会，但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3/4左右，华人大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家长制、上下尊卑。新加坡第二大种族马来人的伊斯兰信仰也同样主张敬爱父母、尊敬师长。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中都有重视集体、愿意服从的观念。这种文化背景是威权型政治模式的深厚土壤。
然而威权政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取决于经济发展成效。很多学者认为，政府绩效与民主制度合法性成正相关关系。如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就指出，政府绩效良好就能够维持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对此理论，新加坡的领袖不仅非常认同，还在政治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加以推行。前总理李光耀就认为，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而言，首要的目标是要改善经济生活，解决国民的生存权。如果民众过多追求政治权力，势必会导致国内的政治社会不稳定，妨碍经济快速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一切的前提。这一观念被称为“李光耀命题”。威权政治的实行，的确也产生了为世人所瞩目的经济成效。新加坡自治以后，政府廉洁高效，种族和谐共处，社会安定有序，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9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57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评价，新加坡以95.6分高居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②。人均名义GDP从1963年自治时的511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52888美元，位列世界第8，年均增长率为7.2%，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则高达10%。
对于新加坡而言，最被诟病的是威权政治下的不自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2011年世界自由报告中的数据表明，“新加坡为部分自由，政治权利5级、公民自由4级。政治权利的评比项目包括选举过程、政治多元与参与、政府职能；公民自由则包括言论与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法治程度、个人权利。两项指标最佳为1级，最差为7级；平均2.5以上为自由国家，平均3至5为部分自由，5.5至7为不自由” 〔3 〕。这些负面评价，基本没有影响到新加坡领导人继续推行不够自由的政治和对经济增长的执著追求。新加坡政府的理由来自于由“李光耀命题”出发而得出的另一个相关结论，即“李光耀推论”：经济上困窘的穷人更愿意追求经济利益，而非政治自由，他们宁愿以放弃政治自由为条件来换取经济利益。该推论也被新加坡历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一直保持的高得票率所证明（见表1）。很多新加坡人担心没有执政经验的反对党上台后，会造成经济状况的恶化，所以选民即便是对于人民行动党有很多不满，也不愿意拿经济增长作为赌注投票给反对党，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人民行动党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4 〕157。执政党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稳定的合法性，同时也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求形成良性循环。
政府对于经济增长过度追求，导致了社会中浓重的竞争氛围，新加坡人的竞争性在原有的基础上被强化了。早期的华人去新加坡是为了谋生，赚钱后就回归故乡，这种精神传递给他们的后裔，形成了对于物质和金钱强烈追求的文化氛围。曾经的殖民地经历、马来人海洋的包围，也都促使新加坡人希望能用富强来摆脱受制于人的不利境地，所以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新加坡人眼中，具有物质实力和拥有超出对手的能力，成为竞争的优胜者才能适应社会，具有受到尊重的资本。所以，新加坡社会被竞争的理念所渗透，源自于对淘汰和落后的恐惧的竞争观念也成了新加坡人的精神动力。个人要具有较高社会地位，首先要在竞争中胜出。国家要在国际生活中具有影响，也必须拥有强大的物质力。然而，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鼓励每个人的不断竞争而忽视其他，使得新加坡社会的精神状况非常紧张。
二、新加坡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缺陷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也被运用在大众生活中，把是否达到世俗的成功作为一切行动的目标和衡量一切的标准。成功包括大到GDP总量和发展速度，小到个人层面的事业有成和生活奢侈。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可以明确度量的物质基础之上，因而极其简单化，那些与成功无关的努力则丧失了被人们坚持的意义。当人们处于贫困时期，这种意识形态有其务实的一面，但是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其不足之处就暴露出来了，新加坡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人文代价，虽然没有被官方以国家意识形态明确表述出来，但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解构。
（一）物质主义和成就取向的流行
经济发展导向下构建的国家意识形态，会产生物质主义倾向，即以物质成果获得的多少作为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标准。精巧的意识形态的标准应当是既能给人们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美好承诺，同时又不能让这个美好承诺立刻接受检验。而物质的成果则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早在吴庆瑞担任总理时，就已经意识到了物质主义在新加坡蔓延带来的危害，他曾经深刻指出：“由于目前新加坡人正在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形态――丑陋的新加坡人――因而使得这种现象变得益发严重。他们唯一开心的事情是积累财富、追求地位，取得地位的表征，如华丽的住宅、豪华的轿车……” 〔5 〕92海峡时报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新加坡的历史与经济环境造成了这些事实。身为一个移民，努力奋斗，以期能出人头地的过程是艰辛且漫长的。自治政府与独立后所带来的是积极追求财富以及纯以金钱为出发点的评估标准。挫折与奖励也以金钱来衡量。成功与成就更几乎全以经济尺度来衡量。在这种情势之下，丑陋的新加坡人的出现实在是意料中的事情，这完全是时代的产物，除非我们能发展另一套不同的价值观，使未来的生活能令人满意，否则它仍将我行我素，无法抑制，而大家也都习以为常，继续允许其存在” 〔5 〕92。
物质主义的缺陷，在于它的功利性导致社会撕裂而不是构筑团结，威胁社会稳定而不是成就和谐。在和谐社会中，每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不是单一的，他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作用。这种社会状况的达成，要求主流意识形态抛弃功利性和实用性，以弥合社会撕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每个社会成员同样成功，财富平均分配，成功者永远在社会中占很小比例。因此，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就需要让大多数竞争失败者不对社会产生愤恨之情，从而达到社会团结。但是，当社会的物质主义至上时，弱者不仅在物质追求中落败，并且还在精神上受到蔑视。这样的双重挫败，易于导致弱者对社会的仇视。
对于物质的过度和单一强调，是典型的强者逻辑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少数人的成功以多数人的失败为前提，其精神易于引致冲突。合格的国家意识形态不仅要给予弱者以物质的帮助，还需要在价值上给予他们承认，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在人的本性上，认为失败是对人的尊严的莫大侮辱。如果主流价值观在物质竞争之外，还提供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则失败者还可以在物质竞争失败后转向其他方向，以证明自身价值。相反，单一的物质主义价值，可能使弱者受到轻视或歧视，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造成弱者对社会秩序的暴力破坏。
（二）不平等意识的难以弥合
发展主义由于对精英作用特别重视、对普通人群的忽视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不平等的存在，并且用精英理论论证这种区分后的不平等之合理性。精英理论的论据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是源于智力和勤奋程度不同。由于这种不同本身是自然的产物，因而也自然会存在不平等。二是社会精英被安排到最重要的岗位，由于他们对于社会的特殊贡献，其财富与特权的获得是应当的。相反，穷人没有得到是因为懒惰或智商较低。由于对社会的贡献少，不用大幅度改善穷人的地位有利于社会。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是自然的社会排序，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但实际上确认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的合理性。按照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新加坡基尼系数是0.464，二次分配后这一数据修正为0.412，在201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0.478 和0.432，都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那么怎样识别出精英？新加坡政府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科学的识别机制。例如新加坡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人口政策就是为了产生更多的社会精英。该政策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多生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由于先天携带了优秀的基因，后天有优良的教育环境，所以会对社会有更多贡献。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则采用了相反的政策。这一政策实施之前，政府事先在媒体上进行了大量的基于遗传和优生学理论的智商讨论，用来证明政府的政策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科学在新加坡极具权威性，几乎承担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然而科学的方法并非在所有领域都有绝对权威，比如科学对于宗教、伦理、感情等领域的规律就缺乏说服力，如果扩大其使用范围，则会造成不良后果。 人们之间身份的不平等，与现代政治的要求不相符合。身份平等是现代政治的特征，因此，能够为公民接受的意识形态应当包含和重视平等思想。平等的真正实现有赖于民主的健全，民主是精英政治的对立物，它可以用弱者的数量优势来平衡强者的质量优势。民主的优越性不在于其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④，而在于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即民主能够满足人类对于“生而平等”的精神需求，并且获得社会认可。民主的价值还在于，它能够使弱者不失去尊严，能够反抗强者逻辑，它在追求平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2010年经济学人咨询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的全球民主情况的数据，新加坡在被调查的167个国家中，排名第82位，在亚洲四小龙中处于最后一名 〔7 〕。在新加坡，民主实施有着若干制度障碍，使其在追求平等价值上的优势难以发挥。
（三）公民自由的缺失
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能够获取更大的自由，也就是说发展的目标应当设定为“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 〔8 〕22，人应当是发展的中心和目的。那么自由就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发达与否的标准，还意味着“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 〔9 〕30，发展的目的就是对这些基本自由的扩展。
新加坡民众的自由受到很多限制，政治参与程度也处于较低水平。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体系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公民的非政治化，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有限，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只能通过公民协商委员会和各个社区的管委会这些中央化的政府机构体系。对于政府机构施加压力的议题，也被局限于政府如何更有效地管理等一定范围的技术性问题上，而不能是价值观和目标的分歧 〔10 〕297。因此，新加坡公民基本上不能或很少有机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
新加坡是一个规制过度、生活乏味的地方，甚至是对公民的私人生活，政府也事无巨细进行安排，以至于民众的幸福指数曾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一 〔11 〕。李光耀曾经就国家机器调控公民行为这一问题说：“我常常被指责干预公民的私人生活，然而，如果我不干预，我们今天将不会在这里……我们决定什么是对的，至于人们怎么想，那是另外的问题。” 〔12 〕新加坡官方的这种价值观念被人们用诗歌温和讽刺：“别乱扔，别乱吐，别弄脏公共厕所，别吸食毒品，别浪费水，讲礼貌，多吃小麦，吃冰冻肉，别喂饱蚊子，驾车别抢道，请用普通话讲‘早上好’和‘谢谢你’，吃快餐时别让你的盘子溢出 ，别‘害怕失去’，种一棵树，别留长发，别留……请别……” 〔13 〕406良好的体制内意识形态必须要设置边界，充分考虑到人的自由和权利，如果越界，则会造成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侵犯，导致公民的政治疏离。
（四）思想文化的沙漠化
物质主义和经济发展导向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精神紧张，心理浮躁，生活粗鄙，急功近利，缺乏文化积累与创新所必需的平和心态与和谐氛围。虽然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社会生活安定有序，但是仍然没有能够给世界贡献出特别有吸引力的思想。
新加坡几乎没有重要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等，也缺乏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因此有人认为新加坡是文化沙漠 〔14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电视市场垄断经营，没有竞争。新加坡曾有过短暂的有限竞争，但是政府担心导致政治混乱，随后又终止了竞争。目前新加坡只有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电视公司，节目和频道都不多，尤其是本土节目很少制作，多数时间是在放映国外节目。任何没有竞争的市场，都难以产生好的作品。
另一个原因是语言政策。新加坡教育中实施双语政策，将英语作为双语教育中的一种，并且列为官方语言之一，对此的官方解释是英语是世界通用语，掌握好英语有利于经济发展。在这种政策导向的鼓励下，在1965年独立时华族家庭中有98%讲华语以及方言，今天这个数字降到了一半以下。很多华人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二者之间的混合语言Singlish，其中夹杂了各种华语方言、马来语和印度语词汇和语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丧失则文化凋敝。新加坡人处于了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原有的文化传统丢失，英语背后的英国文化也由于没有根基而难以生长，以致附着在英语语言上的价值缺失基础。因此，相当数量的新加坡人在进行深度讨论的时候缺乏语言表达能力。这也是新加坡难以出现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思想家的根本原因。如果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英语并非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比如日本是全世界唯一讲日语的国家，全国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人口不足5%，然而并没有影响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相反，一些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经济也没有因此而发展。
三、新加坡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化方向
回顾历史，任何一个深具影响力的大国，除了经济力量、物质资源等因素外，无不具有一个对内能够凝聚人心，对外能够感召世人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力会远超经济力，它能够提供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科技和商品，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价值观这样的软性物品。李光耀逝世之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威权政治也逐渐受到冲击，原来与其相配套的意识形态也会随之变革。
首先，超越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在19世纪新加坡开埠后就已经开始出现，早期大量华人和其他族群的人口迁移到新加坡主要是为了谋生，怀有改善经济状况的强烈欲望。自治后处于马来人的包围之中，以及威权主义政治的特性，无论是在主观选择上还是在客观环境上，都使得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了新加坡的主要追求目标。所以，新加坡人崇尚竞争，认为只有竞争才能使国家富强，只有物质力量才是国家和个人的核心竞争力。物质主义的流行，挤占了精神和伦理的位置，成立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内容。物质主义体现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就是发展主义，表现在个人的生活层面就是追求物欲。国家层面与日常生活层面，都有物质主义的反映，是物质主义一体两面，社会价值取向单一化、简单化，成功就是一切，与成功无关的一切努力都被视为毫无意义。物质主义带来富强，那么富强之后呢？新加坡将会贡献给世界什么样的文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明不足的富强最多只能算虚胖，那种只讲优劣、不问其他的状况难以维持长久。新加坡要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国家，除了要创造出高水平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还要不断创造出更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理念。只有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得到增强、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以改善，才会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更加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国家的实力强弱，不仅体现在单纯追求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更体现于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社会成员的相对平等、保障社会公正和个人的尊严生活方面。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高下的不平等状况，都会对个人的尊严造成伤害。加之多年来政府对个人生活和自由言论的过度管制，遭到了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强烈不满，他们的忍耐力远远不如老一代人，这种不满情绪已经投射于政府和人民行动党，该党在2011年大选中的低得票率就是显著例证。因而政府要通过价值引导、制度安排、利益调整、措施完善等，把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等事关民众生活的工作都做好、做到位，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相对平等地生活。
再次，对外界的借鉴与批判相结合。因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民族性，会不同程度受到该国社会或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规约和影响，这就意味着把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完全嫁接到另外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殊性，从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又因为意识形态并非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还必须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吸取营养，不断融合世界主流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因此，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既不能完全排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被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但也应当认识到这些价值在不同国家的实现方式有着巨大差异。所以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要通过批判为自身的存在寻求辩护。
注 释：
①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在进行政治分析过程中颇具争议。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最初使用这一概念，是从完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指的是一种关于思想观念的学说。但是在这个词汇产生后，却被拿破仑当作具有负面或贬义内涵而加以批评，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真理的错误理解和认知，并且本质是统治者的思想却被谎称为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贬义理解由此流传甚广，甚至被用来批评对立的思想。19世纪马克思著作中所提到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为了维护阶级社会和剥削制度。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思想宣传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与全体社会成员相一致的利益，以便达成自己的目标。统治阶级在社会中既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也占有和支配精神资料。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虚假性。即便是对意识形态这样的批评有其合理性，我们仍然可以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中性的，尤其是我们在探讨其社会功能时。中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对于现实社会应然性和实然性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即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② 该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所采用的指标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经营效益、基础设施、环境、生活品质、科技发展和知识水平等，以及329项经济数据、意见领袖问卷调查等。参见：新加坡文献馆资料，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832。
③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公开言论中毫不避讳对普通民众的不屑，李光耀曾经就人民行动党严格管控公民行为指出：“我们决定什么是对的，而不在乎人民怎么想”，“新加坡的知识分子精英将继续作出关键的决定，而国家其他部分的合适作用是遵奉”。参见：Michael Haas （ed.）：The Singapore Puzzle， USA：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1999年。
④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认为，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好于民主国家。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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