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一词是西方步入现代社会的产物。最先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指一种观念的科学和认识论概念，也因蕴含启蒙主义的价值信念而被帝制专权的拿破仑斥之为虚假的观念，证明了这一概念一开始就与政治权力和国家统治密不可分（特拉西，1815）。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赋予意识形态新的内涵。马克思与恩格斯（1846）指出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将自己描绘成唯一合理的具有统治意义的思想意识和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就要打破那种虚幻的意识形态，建构人类解放的新意识形态。列宁（1902）把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运动相联系，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政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和领导权，强调工人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灌输功能。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也存在着各种思潮尤其是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意识形态领域噪音杂音时有出现。如何在批判引领社会思潮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二十世纪以来，国外对这一领域大体有五种研究路径。一是科学主义路径，试图从客观的角度看待意识形态，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曼海姆，1929）、定量方法（阿尔蒙德，1956）或社群认知系统（帕森斯，1971）研究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二是新制度主义等流派从否定性角度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是阻止制度变革、引发宗教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诺斯，1992）。三是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安全研究，把冷战和后冷战条件下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结合，强调文化权力在国际权力格局和国家安全的作用（约瑟夫奈，2005）；文化安全和国家认同是影响国家战略的决定性力量（卡赞斯坦，2009）。四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冷战的深入使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和美国的自由主义都丧失了以往活力，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丹尼尔贝尔，1960）；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成为终点，此后人类不再需要关于理想社会的争论（福山，1989）。五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路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意识形态与阶级意识（卢卡奇，1923）、与文化领导权（葛兰西，1933）的密切关联；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时期，愈加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的提出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态（列斐伏尔，1967），有的提出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国家机器就是意识形态（阿尔库塞，1970），有的提出资本主义面临严重的合法化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哈贝马斯，1973），有的运用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理论去解构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崇高客体（齐泽克，2005）。
国内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
一是对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等概念及其理论研究。俞吾金、宋惠昌（1993）等较早对意识形态展开研究，认为它是阶级社会中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根本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掩蔽现实的联系。对意识形态概念、结构、属性的理解，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领域目前仍有较多分歧。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点或阶级意识（肖前，1994），排斥了意识形态现象的感性意识和现实生动性，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理论抽象性。部分学者近年自觉对此进行纠偏，认为意识形态的结构有三个层面：认知-解释、价值-信仰、目标-策略（何怀宏，2002），或者认为意识形态是理论形式和感性形式的统一（刘少杰，2014）。对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有三种理解：（1）组成论，即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安全的核心。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安全（田改伟，2005）。（2）能力状态论，即确保本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状态。（3）本质论，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在我国实质是指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看法较为集中：（1）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等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挑战。有学者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目的在于削弱社会认同、歪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和平演变战略。（2）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挑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意识形态的过时论、中立论和虚假论等挑战，意识形态合法性受到威胁（石云霞，2009）。（3）多元价值观的冲击。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推动了社会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催生的多样化价值追求对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形成冲击。
二是对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研究。一般认为，影响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宪政思潮等。对其研究涉及：研究方法、定义、特性、功能、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地位、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流派及主要观点、理论缺陷与实践失误、对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层面和影响力、传播与控制、批判与引领。主要研究路径：（1）徐大同（2004）等按照思潮类型或特征加以编排，致力于引介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流派、代表人物及观点。（2）梅荣政、房宁（2004）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引领评判当代社会思潮，推出系列专题研究成果。（3）任剑涛、刘建军（2004）等注重从社会思潮的传播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演变来研究其社会影响。
三是对如何批判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研究。基本共识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体路径有：（1）从前提、主体、思路和方式等方面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认为要建设更具包容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夯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营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环境（秦宣、朱光磊，2010）。（2）从文化软实力角度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认为要提高文化自觉，树立文化安全新理念、发展与世界大国相称的文化国力、抵制文化霸权等（王岩，2014）。（3）从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角度，一些学者总结了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等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和新中国建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指出新世纪战略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意识形态安全。（4）从应对当代社会思潮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和挑战角度，侯惠勤（2010）从经验借鉴出发，认为全球化时代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应有清醒认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与包容关系应有准确认识。杨立英（2010）从应对网络时代挑战出发，认为要加快网络法律法规建设、抢占网络阵地。从不同的应对立场出发，有的认为应坚决斗争和批判，有的认为要区分不同的影响既批判又引领，有的认为要积极回应并科学引领。
总体来看，国内外对本课题涉及的基本领域已有较丰富研究成果，有参考借鉴价值。但对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体现着维护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立场应予认清。国内由于对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认识有分歧，对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思潮的关联机制研究缺乏深度，加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当代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状况缺乏深入实际的调研和定量评估，因而对如何批判引领社会思潮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尚缺少系统的战略设计和针对性建设举措。综上，应运用文献研究与历史规律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战略研究与对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的梳理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演变规律的考察结合起来，将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研究与批判引领社会思潮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将发展战略设计与具体路径选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实地调研中采取深度访谈、问卷、量化评估等具体方法掌握第一手资料，力求更真实地反映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多样化社会思潮影响的现状和问题成因，力求更清晰地反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着力点和发展走向，力求更系统地反映在批判引领社会思潮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