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主流价值的弱化、“精神疲倦”的状态以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紧张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人民利益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点具有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任何时候都应该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不动摇。
关键词： 人民利益；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建设；合理性；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B0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6-0099-00
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们主流价值的弱化、“精神疲倦”的状态以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紧张已成为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建设失误必然招致难以想象的后果，甚至整个国家都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颜色革命”、苏联解体都是鲜活的例证。然而，现实的变化以及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却不断强调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探讨，如肖应红认为，意识形态建设应增强其包容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1]；洪光东认为，意识形态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超越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 [2]；李建国认为意识形态建设要关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警惕西方不良文化的影响[3]；其实，虽然学者们的角度不同，但都遵循着一个逻辑思路，即如李英田指出，可以从利益关系出发加强意识形态工作[4]。毫无疑问，这一思路契合了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轨迹，即从重视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到注重民生建设的转变，但学术界对此的理论支撑却不多。鉴于此，本文主要从现实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必然性两个方面，论证将人民利益作为意识形态安全内核而不遗余力维护的科学性。
一、利益的“影子”：意识形态安全的肇因
毋庸置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问题的肇因，有的放矢的意识形态的建设才能发挥功效，因此首先要找出造成意识形态生存环境紧张的真正原因。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否安全关键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合法性是将意识形态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因此，无论哪一种政治体系的统治者，都会对一种意识形态进行大力宣扬与维护，以此为自己的政治统治获取合法性资源，而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人民群众的认同，因此，“认同是统治者建立其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5]207从这个意义说，能否取得社会最多数人民的支持与认同决定了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与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种意识形态的出现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任何人对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也都不会盲目从众。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纠缠”将伴随人的一生，没有人能脱离意识形态而孤立生活，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那样，人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并且，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语言的教化与某种意识形态取得一致，这是其取得社会认同，获得普遍性意义的存在以及获取一种精神生命的必要前提，离开了这一点，人将不能称之为人，而只能沦为“熊人”、“狼人”等自然物。马克思曾精辟指出，个人的“情感与观点”是通过某种教育与传统所承受的，而这些“情感与观点”，也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将成为人们在行为处事时候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6]611所以，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是主体“真正”的主人，能够任意思考，但其实个人主体的位置从一出生便一直被内化在心中的某个权威意识形态所占据，人们的思考方式、表达方式等都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简言之，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必须接受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靠自身的理论演绎并不能释放理论魅力从而吸引人们的“目光”。“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正确回答和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发挥自己的威力和真正掌握群众。”[7]260因此，只有打通连接意识形态“理论空间”与“实践空间”的通道，意识形态的“秘密”才会“曝光”；换言之，回答一种意识形态为什么吸引人，还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答案。虽然意识形态的概念众说纷纭，但大家对有一点的理解已基本达成一致：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源自阶级利益的需要，是用一种理论的方式表现特定阶级的根本利益。众所周知，特定的意识形态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6]100由此可见，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认同的背后是对其宣扬的某种“利益”的接受。
综上所述，人的主体性无法避免地“融化”在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大熔炉”中，而我们又必须具备适应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所以意识形态就成了我们在各种繁乱的社会现象中找准可以被理解的关系的重要出路，否则我们将长久地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中。然而至于哪一种意识形态会被我们选中用来解释生活，则要取决于哪一种意识形态能紧密地联系我们的生活，能够满足群众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肇因：一方面，意识形态在反映上层建设的时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社会存在的变化可能无法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得到同步，即当一种意识形态形成时是相对稳定而不易改变的。这一滞后性往往招致它在解释社会问题中的“盲点”；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体性被意识形态所消融，人的理性思维也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理性的失效、主体的“缺席”，使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很难认清附在各种载体之中的意识形态的真正“面容”，特别是当一种意识形态无法及时对社会现象作出合理解释时，人们往往会受到利益的驱动而选择其他的意识形态。
由此不难发现，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抓住利益的“影子”便找到了连接意识形态与人民认同的通道。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6期王翼：人民利益：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核 二、合理性：利益与意识形态相互“纠缠”
虽然利益的“影子”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中几乎很难发现，两者更多时候更像是毫无联系的独立个体。但如果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利益的范畴将是一切问题的焦点，两者具有相关性是意识形态建设可以从利益出发的前提条件。
一方面，意识形态产生以利益为基础。意识形态的诸多形式，如哲学、法律、宗教、政治等都以上层建筑的形式而存在。同时，它们又都是在利益的推动下而逐渐发展并成型的。拿哲学为例，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与经济基础关系不大，甚至距离最远，但实际上同样要受到利益的“困扰”。从哲学起源分析，当社会生产力未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未获得足够的生存能力，没有拥有过多的闲暇时间之前，哲学是不可能产生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致力于对“哲学的努力认识”，是始于生活的所有“必需品”和属于“舒适和交通”的一些东西都得以满足之后[8]10。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一定利益需求的满足有关。而黑格尔似乎也很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人们在满足必须满足的，如衣食住行方面的需要后，才会去满足“纯粹思维”的需求。而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6]121这里的“精神财富”其实就是指精神需求，包括了社会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由此可见，人们的精神交往常常建立在其物质行为之上，意识形态发生的根源在于利益，观念无法摆脱利益的“影子”。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反映某种利益关系并维护这种利益关系。在中世纪，基督教一直宣扬人生不过是“参拜上帝的旅途”，要甘心忍受人世的苦难以赎罪，从而求得死后灵魂得救，进入天堂。这使得基督教具有了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合理性论证的功能，成为中世纪欧洲各国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而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孝悌忠义为核心，三纲五常为人伦的儒学思想，这种封建意识形态被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捧上圣坛，也正是因为它能够起到维护统治的作用。一方面因为其包含的礼制、忠孝、尊君等许多德治教化的内容来缚了人们的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扎根自给自足生活方式，那个时候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崇尚和重视和睦、谦逊、爱家、护国、尊老、爱幼等道德传统，而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伦理元素，如仁、义、礼、智、信等，正是对这些优秀道德传统的提炼，具有其他理论无法比拟的亲民性。综上所述，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身份之一。
在马克思眼中，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状态。”[9]87也就是说，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切动机都源于自身的需求，都离不开“自己的目的”，即利益作出判断。而政党、阶级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勾勒理想蓝图，关键还是看哪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在实现政党、阶级的利益的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能够反映出政党、阶级的根本利益，关键还在于它可以向人民群众解释为什么选择这种意识形态，使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这种选择密切相关，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认可。[10]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意识形态的初始范畴是利益，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离开了利益，便会让自己“出丑”；其次，人民认同某种意识形态，并不是单纯因为它的理论体系是多么的华丽，话语空间是多么的“辉煌”，人们更为看重的还在于这种意识形态能否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容纳下多数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可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与建设，并不是要用“震撼世界的词句”将一切“异己”的力量“消灭”干净，否则就有可能像马克思笔下的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在用这种词句战胜那种词句的同时，自身也沦落为彻底的保守派。
三、必然性：利益是意识形态拥有坚
实阶级基础的本源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政治化的国家软实力，它和其他国家机器一样，都是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随着客观现实的变化发展，就像监狱需要重修，军队需要重整，意识形态的安全也需要维护。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次飞跃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人民利益”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阶级基础不断得以夯实的本源性问题，所以必须将其贯彻在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过程的始终。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利益的推动下得以不断形成发展。不可置否，我们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用其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建设的规律综合决定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存在的理论体系，并不是由某人主观臆想而成，而是建立在批判其他旧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之上。可见，离开一定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完成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就不会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那么，这种社会实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正是由于在大量的社会理论实践与社会实践中不断地积极思考，才逐渐摆脱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理论的影响，成为一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并最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马克思曾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指出：“1842年到1843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不得不就所谓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而这曾使我陷入困境……第一次推动我去研究经济问题。”[11]717-718而正是“伴随着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对利益范畴的解读有了科学的发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轨迹的逻辑起点。”[12]可见，正是在利益这条红线的指引下，马克思才逐渐找到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并最终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现了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而作为马克思另一个重大的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也和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言概之，利益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是一个基本范畴，并作为其中一个重要中心线索贯穿在其形成发展过程的始终。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是的无产阶级利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的理论受尽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诋毁与诅咒，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公开撰文表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了，只有资本主义才是真正适合世界的……但是马克思依旧被评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最伟大的德国人”、“千年风云人物”。任何诋毁和诅咒都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回顾历史，也不曾有任何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如此广泛的传播，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准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悟到这个理论。”[13]328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的。还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落脚点。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历史观与一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在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它从根本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正确认识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科学地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利益得以不断满足的历史；理论逻辑的科学性与历史逻辑的必然性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石，在此基础之上，它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科学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归宿，是广大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武器；而科学社会主义更是科学阐明了隐藏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背后的规律，呼吁无产阶级一起联合起来采用革命手段来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科学指南。
可见，无产阶级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看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辞藻是多么精彩，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它将保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重要己任，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为无产阶级鼓掌助威的理论，这也是其能够拥有如此广泛影响力与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因此，意识形态建设如果偏离人民利益这一主线，必将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安全内患。
四、结语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变幻莫测的政局以及快速积累的财富使我们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中，伴随改革开放以及社会转型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又都可以还原成一个简单的镜像，即意识形态。然而，意识形态问题已比其最初产生之际复杂许多，不同的历史语境赋予了它更多繁芜多变的外型以及晦涩难懂的内涵，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成为新时期各国政府都不容忽视的焦点之一。
就目前而言，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来自国内外的多种因素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置于严峻的生存空间中。国际上，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 “意识形态终结”论从未终结，也从未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战略；在国内，我国在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瓶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号召力。例如，谢韬于2007年春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引起了各方激烈争辩，至今仍有很多学者深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2010年出版的《未来：10年10大挑战》中，8000人参与一项调查并最终选出我们在未来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而2012年，《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一书通过对广西、江苏、新疆三省的农民群体、新兴群体等六大群体的问卷调查，更是用数据确证了这一危机：38.7%的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更符合中国实际，应该用来指导中国社会实践，这一比例高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人数；而在六大群体中，每一个群体都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当党的宣传与国外思潮矛盾时候，他们更愿意相信国外思潮是正确的。
无数历史的实践证明，意识形态离开人民群众的认同必将陷入安全危机，而一种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人民多大程度的信任与支持。例如，改革开放前，我们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由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与愿望，受到广泛支持；而如今，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现象，这就难免让人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产生怀疑。因此，一种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与号召力来源于对人民切实利益的维护，而当意识形态的宣传与人们的利益诉求背道而驰时，便是其陷入认同危机之际。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将人民利益作为意识形态安全重要内核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并将这一启示贯穿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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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Benefit： An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Ideology
Security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and Inevitable
WANG Y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Jiangsu，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eat achievement obtained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ideology safety has become the problem have to face. The mainstream value attenuation， the condition of “the spirit weary，” as well as the inspanidual value and the social value intrinsic intense have set a higher request to the ideology construction. It is the realistic rational a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le for is to put the peoples benefit as the basic point of ideology construction. Therefore， it should be the central task to maintain ideology security at any time.
Key words： peoples benefit； ideology security； ideology construction； possibility； inevit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