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时代的关注和科学的分析是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理论的重要特点。“晚期资本主义”是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的时代语境。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语境下，哈贝马斯批判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工具理性批判逻辑，揭示了工具合理性霸权所导致的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特征，从而显示了其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当前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时代气质。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 时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B516.59； B516.7 文献标识码：A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是哈贝马斯针对“发达工业社会”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而作出的判断。尽管这个论断并非哈贝马斯首次提出，但是，唯有哈贝马斯的论断是针对时代语境的深入分析而作出的，从而，哈贝马斯不仅是通过工具理性批判来揭示“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存在论问题，而且还试图说明在“发达工业社会”之前，工具理性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进步性。进而，在“发达工业社会”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下，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理论的建构来体现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从而彰显了对启蒙精神的重构和回归。
相对于国内学术界对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研究的热衷而言，中国学界对其理论提出的时代语境的关注却显得有些冷落。因此，本文试图考察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提出的时代语境，从而分析其理论的科学性，并在当前科技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探讨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
首先，马尔库塞虽然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统治性，但是他却将这种统治归于“先验”的。运用海德格尔的语言，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2]对自然的改造导致了对人的改造，技术创造物出自社会整体又返回社会整体，技术先验论因而是一种政治先验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不再作为可以与社会政治分开的、纯粹的技术材料总和，而是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技术物生产的、使用的政治意图。
哈贝马斯要批判将技术的统治性理解为“先天的设计”意图。这一方面在于哈贝马斯不认可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式逻辑，同时也在于哈贝马斯对时代语境的关注。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科学技术进步体现的是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不断发展，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发展还没有构成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因而也没有展现出对人的统治性。只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和技术运行着工具理性的霸权，向生活世界渗透并按照工具理性逻辑同质化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对人的统治。“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1]47。
同时，哈贝马斯也反对那种将技术的统治性归结为“政治性”的观点。因为这将导致技术统治论的时代语境被纳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只能适应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哈贝马斯认为，虽然马尔库塞指出了科学技术展现出来的统治的新特点，但是他的批判并不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语境。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统治性不再具有“剥削和压迫的性质”[1]40，它既让人们能感受到统治带来的压制，但同时让人们失去了对统治的批判意识。“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3]。技术对人的统治，既不表现为人身依附的政治统治，也不直接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压迫，而是合乎工具理性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又试图将技术的统治性作为一种包含着特定阶级利益设计、具有政治内容的统治性。“在科学和技术的物质的先验论中潜藏着一种由阶级力量和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世界设计”[1]43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尔库塞批判了韦伯所坚持“抽象合理化概念”[1]57，认为“抽象合理化概念”不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从而试图像马克思揭示“等价交换合法性”所掩盖的阶级内容那样，来揭示技术理性背后的政治内容，这个政治内容是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相适应的阶级的特殊内容”[1]57。
其次，马尔库塞虽然注意到科学技术进步的生产力功能，但是他却没能对“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作出准确的把握。马尔库塞注意到，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科技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过了时的生产关系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部变成了应该修正的东西，因此，“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对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它本身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1]41。当生产力成为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时，促进生产力制度化增长的科学技术就成为了意识形态，它论证和维护着现存的统治。对于过了时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由批判标准变成了辩护标准，马尔库塞将这种改变称为生产力在政治上的“堕落”[1]46。对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虽然突破了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经典定义，但却没有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作出科学的描述。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不再具有政治上的纯洁性，这表现为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潜力。生产力的这种变化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格局的变化而发生的。这个变化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对独立的，而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它是由于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带来的，具体来说是，当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制度化增长时，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与制度框架的原有格局就遭到了破坏[1]58。
哈贝马斯从目的理性活动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发展，从而带来人类文明形态的改变。在传统社会中，目的理性活动束缚在文化习俗中，神话、宗教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中，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带来了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劳动系统的合理化为基础而不断地扩展的，它带来了制度框架的合理性，制度框架从而直接地与社会劳动系统、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统治制度是依靠生产的合法的关系来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的……社会的制度框架仅仅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1]55。因而，改变既有统治也就是要求改变过了时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不适应且阻碍了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生产力发展时，建立在过了时的生产关系上的直接与社会劳动系统相联系的制度框架也要随之改变，这既是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发展的结果，也是通过代表着新生产关系的阶级之阶级意识觉醒来实现的，他们以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为目的来批判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框架，从而揭示统治合法性基础――等价交换原则背后的阶级内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提出来的。
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语境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再是相对独立的以及相对于过了时的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不再是对其批判的标准，而是对生产关系的维护，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二者密切的关系是以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制度化的增长作为条件的。“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破坏了一切历史的比例关系。制度框架从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中获得它合法性机遇”[1]40。当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制度框架不再直接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不再从生产关系层面获得，而是从目的理性活动和生产力中获得。制度框架以“国家干预主义”的形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制度化增长，于是，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这使得过了时的生产关系无需以政治冲突的方式来改变，而只需在维护既有统治的条件下，对其作技术层面的调整。“国家干预主义”正是适用于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来确保生产力制度化增长的需要而出现的。这样，来自“上面”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运行的国家干预主义，与来自“下面”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技，都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进步的唯一目标。促进生产力的制度化增长的科学技术与“国家干预主义”的逻辑是一致的，二者都维护着既有的统治。
二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论断，进而将自己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
首先，科学技术的统治性不是根源于技术的本性，而是出于技术行为或工具理性活动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而使得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行为被工具理性活动所取代。
科学技术作为目的合理性活动，体现的是工具理性的逻辑，如果认为科学技术的统治性是先天的，也就意味着对工具理性的拒斥。在可能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逻辑方面，哈贝马斯既不认可海德格尔，也不认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西方主体性文化的批判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确立了工具理性批判逻辑。在哈贝马斯看来，对工具理性的文化批判固然重要，但是批判的理论不能脱离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语境，否则它将会导致对启蒙精神的否定，“甚至为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错误推理留有余地”[4]360。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对于第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的批判理论可能导向后现代式的解构主义趋向，哈贝马斯保持着高度警觉，他试图纠正批判理论这一危险的处境。在哈贝马斯看来，依据工具理性的逻辑而运行的目的理性活动不是剥夺人之自由的“铁笼”，而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途径。近代科学技术，作为目的理性活动，显示了解放的潜能，“科学的进步同反思、同偏见的毁灭相同步；技术的进步同摆脱压迫、同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压制成了一回事”[5]。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当科学作为了第一生产力时，工具理性不仅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也渗透到重新政治化的制度框架中，迫使制度框架层面上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屈从于工具理性的逻辑。这样，目的理性活动遮蔽了制度框架所固有的以语言中介的交往活动，语言成为了技术化的语言，失去了主体间交流、理解及对社会反思和批判的功能，成为了论证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怀着重构和回归的抱负，哈贝马斯要在启蒙之处探寻“一条（而非惟一一条）通往虽然已经分化，但依然还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合理性概念的道路”[4]360。“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合理性概念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合理性“更多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谈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如何才能获得和使用知识”[4]8，符号性表达，即语言，人所特有的理性能力，在语言的相互作用中，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因此，在“交往（合）理性”的概念下，哈贝马斯将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他以交往活动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基础，从而强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意义。虽然技术与目的理性活动的结构（劳动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应该导致目的理性活动对交往活动的取代。因而，走向未来的科技，不是启蒙以来的理性成果以及工具理性逻辑的抛弃，而是以生活世界作为基础从而在交往活动中克服片面的工具合理化。同样，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对工具理性的拒斥，“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1]76，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才能成为解放的潜力。 其次，科学技术的统治不再以阶级暴力的形式表现为对局部人群的统治，而是以缓和甚至消除了阶级对抗的形式，作为压制任何可能反思的力量，从而构成了对人类要求解放的整体利益的损害。
与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也“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本问题”[1]69-70。但是与此不同的是，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人们可以通过反思加以批判，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技进步似乎适合于处理任何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对于实践的价值问题不再影响技术方案，技术专家也不再依赖政治家的实践来检验他的理论。相反，政治问题反而被归结为技术问题，而不依赖于公众的讨论。从捍卫无可反驳的技术性逻辑和方法论规则出发，技术专家下意识地扮演着独裁者的形象，其拒绝公众的民主参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即是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这使得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相分离，“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自我理解。”[6]63。
由于对实践问题的排除，与以往一切意识新态不同的是，科技从劳动的根基――生产力中获得“意识形态性”， “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6]111，因而科技的“意识形态性较少”。相反，科技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物质生活水平，它满足了人们物质上的需求，使社会免于了物质的匮乏。它还通过国家调控的“补偿纲领”缓和甚至消除了阶级对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的离心力量。因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下，人们难以揭示统治关系背后的阶级对立。同时，科技进步也使得科学成了“偶像”，科技因而是的“隐形”意识形态[6]111。其“隐形”，指科技作为人的存在的境遇，相对于旧的意识形态而言，它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的影响范围更为广泛，更让人难以拒绝和批判。
正如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所看到的那样：当“发达工业社会”中充斥着“物化意识”、“虚假需求”以及“大众文化”等文化现象时，批判的“阶级意识”无法形成。因而，对晚期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既不能借助于第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也不能求助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为整个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样，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全社会都受惠于科技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作为意识形态，科技试图以技术手段来解决实践问题，这实际上是掩盖了实践问题。因而，科技不仅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局部利益作辩护，而且站在被统治阶级的一边，压制可能反思的力量，而且排挤了人类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利益作辩护，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兴趣本身”[6]111。因此，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较以往所有的意识形态而言，具有更为直接和广泛的操纵性。
三
虽然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存在着原则上的偏离，从而导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代的资本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他对“晚期资本主义”语境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他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传达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虑，从而显示了他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当前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时代气质。
首先，哈贝马斯的分析，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展现的意识形态性，这对于研究当前国际形势下的我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剥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经济全球化是依托着科技全球化而推进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处于技术化生存状态中，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关系相互交织和缠绕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方式也因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深刻地揭示了新时代下的统治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统治方式发生改变的现实。
在当前国际环境中，科学技术以工具合理性的方式来运行资本剥削的逻辑。这表现为在维护技术创新和科学进步的名义下，借助知识产权的垄断，国际资本垄断了生产、流通等环节的利润，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推向全球，从而加剧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因此，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倡导科技进步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我国顺应国际新形势的重要战略。
同时，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利润背后的剥削企图。这表现为科学技术往往以“中立性”的面孔来推进现代化进程，从而将资本利润逻辑所支配的全球化进程视为社会的合理化过程。哈贝马斯指出，由于传统文化的逻辑“以一种畸形的交往语法以及分裂的符号和压抑的动机的注定的因果性为标准”[1]54，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产生于对世界的传统的教义解释的批判”[1]56，以工具理性的逻辑显示了其对于传统文化批判的优势，从而运行着工具理性的霸权。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体现传统文化逻辑的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和价值观不断地受到冲击和破坏。资本利润背后的剥削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地以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的方式在上演着。借助科学技术的渗透功能，经济强国以文化强国的方式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他民族和国家人民生活的贫困化及话语权的被剥夺。在工具理性的霸权下，“冲突领域从阶级范围内转移到没有特权的生活领域内，决不意味着严重的潜在冲突的消除”[1]67。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存在，但它却以掩盖资本剥削的阶级内容的方式来运行着。在种种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面前，我们应该看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是民族话语权力的体现，从而在新的形势下当我们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文化建设。
其次，哈贝马斯的分析也说明了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合理性对价值合理性的挤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意义，从而在交往合理性的层面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资源。 作为党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倡导“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它强调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最终使社会成员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不能仅仅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还应该重视人的自我认同的内在需求，这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仅是免除物质上的匮乏，还应该克服工具理性以“合理性名义”而造成的对人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压抑和统治。这意味着践行科学发展观将涉及到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层面的两个领域的变革。
从制度层面来说，我们面临着适应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变革。在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现代化按照西方全球化进程运行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运行着自己的现代化。当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告别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而步入知识和信息革命带来的第二次现代化的快车道时，尚未达到富裕阶段的中国却面临着两次现代化的压力。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要在中国构建一个理性的现代社会，因而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日趋合理化的进程，这既需要发展科技来开化民智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的合理化可能导致工具理性的霸权，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科技理性霸权所导致的新统治。这既表现为我们内在的精神迷失，又表现为外在的生态危机在现实中的不断上演，从而遭致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难以协调发展的难题。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仅仅强调发展科技和注重以科技促进生产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够的，还要强调以“人”为根本出发点来考察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民主政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
从文化价值层面来说，我们要看到，技术统治论并不是根源于技术的本性，而是根源于技术行为或工具理性活动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当前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同时，还要强调对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引导。
借助交往合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说明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取决于人类的主体选择和设计。在他看来，劳动与语言是人类的设计，是超越于时代和阶级的人类的设计，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行为指向人类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以劳动为媒介的技术行为也是超历史的人类设计，是可选择的人类设计。这个设计有赖于人类的价值取向。“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作为我党执政的价值理念，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观的超越，也为科学技术的合理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