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由聊斋诗研讨入手，意在考证曾帮助晚年的蒲松龄讨要贡金的贵官杨万春的生平事迹及其与聊斋的师生良友情谊，以补蒲松龄交游研究史料之缺。
关键词：蒲松龄；杨万春；贡金；侯赢数；卷资二数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
《聊斋诗集・卷五》癸巳年有《求邑令支发贡金》五言古诗一首。其云：
七月逢旱虐，粟豆皆无秋。
数斗暂入瓮，旋尽为诛求。
国恩有常例，推待贡士优。
妇子苦难食，投词哀君侯。
君侯惜筋力，一钱如拔抽。
良友为贵官，转烦尺书修。
春风过马耳，岁月忽已遒。
此事缘于康熙五十年，蒲松龄补廪二十七年例考岁贡。是年冬十月，他曾一仆一骑，沿途吟咏，奔赴青州道中。然而考贡归来半年后，县令却迟迟未按国典常规旧例为其悬挂贡旗匾额、支发贡银。不得已，他只得数投呈文催促之。《聊斋文集・卷六文告・呈文》中有两篇涉及此事。
《讨出贡旗匾呈》云：
为略施口惠，以存国典事：窃照贡士旗匾，原有定例。虽则一经终老，固为名士之羞；而有大典加荣，乃属朝廷之厚。淄邑旧例，约有三等：上之良吏解囊，次之领银坐价；下之票催约地以及应官匠役。历任之常规不同，要无有寝而不行者。生出贡半年有馀，未蒙奖藉。切思恩即速推，亦非损史云之清俸；惠乃久靳，遂疑为阳王之善忘。虽历代之俗规，亦不妨从此消灭；但盛世之恩典，似不应自我弁髦。恳祈老父母劳心旁注，青眼微开，俯赐华衮之褒，少留甘棠之爱。著之为令，势不革而不行；犹之与人，何不使感而知惠？此乃公典，非望私恩。
《请讨贡银呈》云：
为仰祈曲遵国典，以推宏恩事：窃照生自去年十月蒙助资斧，考贡旋归，遂即薄备一芹，竭诚叩谢。奈因腰空虚，遂为阍人所阻，如帝天之难见，致葵藿之徒倾。自念终老一经，无足齿数。若旗匾旧例，原不敢望贤令尹之奇荣；而锡余成规，亦不可辜圣天子之实惠。况今钱粮挂欠，因之冀望良赊。恳祈老恩师破格垂青，将两年所应发，尽数支给，则受浩荡之恩波，还应投柜；而感出纳之慷慨，不异解囊。上呈。
从中可看出此事所费周折及其当时心情。好在呈文也总算起了作用，县令谭襄在临近腊月才来赠匾，这已是在蒲松龄出贡整整一年后迟来的荣耀。《聊斋诗集・卷五》壬辰年有两首七言绝句诗与其有关。《蒙朋赐贺》云：
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
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诗中充满其科场失意，未达己志的无奈与愧疚。七言绝句《十一月二十七日，大令赠扁》云：
白首穷经志愿乖，惭烦大令为悬牌。
老翁若复能昌后，应被儿孙易作柴。
虽然县令亲临蒲家赠匾，是件非常荣耀的事，而蒲松龄内心却高兴不起来，自己拼搏一生未能飞黄腾达，只以岁贡告终，可谓百感交集。诗末盼望儿孙能科举成功，改换门庭，为他争口气。
出贡年余，宾朋来贺过，县令也来赠过匾，至于贡银，却一直拖欠未支。在写呈文催促无效时，蒲松龄便转托做贵官的良友出面写信催之，结果县令竟也当做耳旁风，置若罔闻。为此，蒲松龄感慨万千，才写了这首五古《求邑令支发贡金》诗。该诗写于癸巳年，即在其出贡后的第三个年头，亦即在县令赠匾以后的来年初，因为该诗排在当年的第一首位置。估计贡银支付的时间也不会再拖延多久。从聊斋诗文中看，其后未再提及此事，想必已经解决。
令人疑惑的是，县令为何迟迟拖延此事？这需要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清乾隆《淄川县志・续秩官・知县》载：“吴堂：华容人，庚辰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五十年丁忧。”“谭襄：高要人，癸酉科举人。康熙五十一年任，五十九年致仕。性朴直，秉公守正，非义之利一介不取，吏胥无得上下其手……”业绩中还举其严惩催科的猾役恶行实例，以颂扬其“终侯之任，役无敢以需索扰”民者。
从时间上分析，蒲松龄的“辛卯岁贡”，正逢前任县令吴堂“丁忧”离任，而继任者谭襄是于次年的康熙五十一年才来接任的。这说明蒲松龄的出贡待遇应归前任县令来处理，可能其因“丁忧”走的匆忙，或其任期太短（康熙四十九年）上任，而五十年即丁忧离去，前后在一年之内，故未能及时办理。但从聊斋呈文第二篇看，自称曾于“去年十月蒙助资斧”，才赴青州考贡的。其“考贡旋归，遂即薄备一芹，竭诚叩谢”因“阍人所阻”，未能见到县令本人，而这位县令应是吴堂。而谭襄次年才接任，初来乍到，千头万绪，不了解情况，要处理前任遗留及自己新面临的问题肯定不少，确实需要时间。对于贡士旗匾的费用，按“淄邑旧例，约有三等：上之良吏解囊，次之领银坐价，下之票催约地以及应官匠役。”若这费用要由县令自掏腰包的话，只要前任未掏，后任掏着就不那么痛快。不管怎么说，谭襄总算在上任当年为蒲松龄赠了贡匾，只是贡银却拖欠未支。因此让蒲松龄大费周折，足足等了两个年头，才得以解决。
以上是聊斋诗《求邑令支发贡金》事件的起因与经过。而诗中那位被请托给县令写信催讨贡金的“良友”、“贵官”，因未露姓名，一直是个谜，至今无人点破。其实，蒲松龄这位身为“贵官”的“良友”是有线索可查的，只是需要翻检文献史料，下一番工夫，才能找到。
纵观蒲松龄的一生交游范围，遍及省内外。其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以至朝官的青睐。他们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等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蒲松龄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诗文及《聊斋志异》中多有反映。蒲松龄的这位身为“贵官”的“良友”就在这数十人之中，要想找到他，必须进行排查。首先，此人为“贵官”且在康熙五十年（辛卯）后仍任职；其次，所任职务能与州县级官员的升迁去留有关；其三，须符合蒲松龄的“良友”条件。
从一般意义上讲，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即为“贵”。这是相对于布衣而言的意思。而此“贵”与蒲松龄所指的“贵官”不同，“贵官”的含义已超越了州县官的级别，而似指位高权重的府、道乃至京官的范围。能进这个范围且在康熙五十年仍任职者，已为数极少。就这些人中，也并非都是蒲松龄所称之“良友”，大多只是有过交往，或者关系较好而已。如山东学政黄叔琳等，因为地位、出身、辈份的悬殊，即使有交情，亦不能视为“良友”。结合上述三种条件，这位被蒲松龄称为“良友”的“贵官”，非淄川进士、前舞阳县令、后奉部檄行取入都、时任吏部官员的杨万春莫属。 再后页按提供的装订顺序为：“八世：遇春，字新年，候选州同知。元配赵氏，待赠孺人，系穆（慕）王庄。男自修，凝修，恒修。女适邹平严李庄李；刘瓦庄张；高庄孙；三台庄王。”以此知杨遇春有三子四女，其与次子凝修皆载县志《续例贡》中。
再后页（标为六）前行为“八世：遇春，男自修，凝修，恒修。”恒修名下记“邑庠生”。其中行为“万春，男永修，捐授行人司行人。”后行内容与其无关故略。以此知杨万春子一永修，名载县志《续例贡》中。
再后页为“九世：自修，男维岳（太学生）；凝修，男，维乾，维湘，维邦（武生）；恒修，男，维世（武生），维忠（武生），维厚，维俭，维勤（武生），维家；永修，男，维震（候选千总），维雯（太学生），维E（太学生）……。”其中杨遇春长子自修之子杨维岳名载县志《续例贡》中。杨万春之子永修长子杨维震名载县志《重续武职》中。
再后页为“住阿里（即杨家阿，原属淄川商家镇，今划归文昌湖旅游区），永修，字慎思，由贡生捐授行人司行人。元配孙氏，城西南焦庄。男维震，维雯，维E。女适城南公孙庄高。”该页内容显示杨万春之子永修，已于祖居地范庄迁至杨家阿。其子孙如下：
维震，字惊北，后选千总。元配毕氏，城西万家庄。男持绪（府庠生），持纲（邑庠生），持纪（邑庠生）。女适博山南博山庄赵；邑西堡子城毕；西铺庄毕。
维雯，字云章，太学生。元配高氏，淄邑城里；继配王氏，长邑东阜头庄；张氏，邹平南范家庄。高氏出女（适）博山县南门里赵；王氏出女（适）淄邑西铺庄毕，出男持。
维E，字季玉，太学生。元配仇氏，益都西仇家庄；继配李氏，武定府城里，文华殿大学士，出将入相、谥文襄公、讳李之芳孙女。仇氏出男持统，李氏出男持绥。
从中可见永修三子中的科举、秩官以及子女与各大家族的联姻状况。《淄川县志・重续杂职》中考授从九品的吏员“杨持已”极有可能即永修长子维震季子持纪。
因王一千先生提供的《杨氏族谱》复印件非全本，且内容先后顺序存在问题，其便电话引荐与存谱者杨岳昌先生取得联系。笔者专程趋车前往淄西杨家阿村拜访了杨氏第十八世岳昌先生，并看到了《杨氏族谱》的原貌。
该谱原无印本，以手抄传世。序后记为“民国拾贰年杏月念六日，淄邑范庄杨成章、章邑寨子庄杨修章重修。”据杨岳昌先生讲，杨家阿一支所存抄谱不慎毁于文革，现存复印件系以范家庄抄谱复印，装订顺序或许有异。而且原序后“预为派定”的十四世以后的八个辈字“宪章喜猷燕翼龙光”已由杨家阿一支改为“克守先基昌明正学”。显然与范庄、章丘各支所用辈字出现不同。这是后世族人的问题，影响不到十三世以前的族谱记载。下面即将谱中与杨万春事迹有关的内容摘录出来，以供研究。
谱中标有“一百二十四”页上题为《会试同年一百五十九人序齿录》，以下共七页。每页竖写六行，每人名下都有籍贯，记载了包括“满州拉都立（厢黄）、高其倬（厢白）”等十人；“直隶李暄亨（蔚县）、龚铎（大兴）”等十七人；“江南裴之仙（丹徒）、状元胡任舆（上元）”等十六人；“山东杨万春（淄川）、陈荀会（乐安）”等十五人；“河南杨名远（洛阳）、周振举（祥符）”等十九人；“山西陈豫明（泽州）、谢肇昌（长治）”等十二人；“浙江陈恂（钱塘）、陈霆雷（兰G）”等二十二人；“陕西张大有（邵阳）、屈颖藻（浦城）”等五人；“湖广黄利通（黄海北）、王全臣（钟祥北）”等十四人；“广东谢藩（海阳）、毛殿r（博罗）”等七人；“广西陈允恭（平乐）”一人；“福建黄彦标（惠安）、吴廷琪（福宁州）”等十三人；“云南刘凌云（安宁州）、管灏（新兴）”二人；“江西杨希鲁（清江）、陈守创（高安）”等十人；“贵州陈（施秉）、田慕芳（新贵）”等三人；“四川张有光（南充）、杨棠（万县）”等四人；共计一百七十人与原谱标题数字不符，不知何故。
《序齿录》第七页只占四行，剩余两行为：“我先高祖，讳万春，字蒿（嵩）年。二十六岁入泮，康熙癸酉科举人，甲戌（再接下页）科进士。辛巳初任河南南阳府舞阳县知县八载。持（特）授吏部验封司主事。升吏部员外郎，再升文选司员外，再升稽勋司郎中。调考工（功）司中，转文选司郎中。壬午豫围（闱）得弓载云等六人。钦命乙未科读卷官，得门生十五人”，（转下页共占四行）记载“胡彦颖（浙江德清，入翰林）、唐开运（河南沈丘）”等十五人名单及籍贯。后两行为“辛丑，钦命提督河南学政、按察使司佥事道，加三级”（本页标一百三十二，与《序齿录》首页所标即一百二十四页相接整七页）。
再下页为小字共八行，内容与上页有异同。其为：
“康熙三十二年岁次癸酉科举人，三十三年岁次甲戌科进士。四十年岁（次）辛巳愫幽夏涎舾舞阳县知县八载。四十八年岁次己丑奉部檄行取入都，引见圣祖仁皇帝，瞻觐龙颜。特授吏部验封司主事。升本司员外郎，署文选司员外事。寻升稽勋司郎中，又调考功司郎中，署文选司郎中事。反（凡）掌铨事十二年。六十年辛丑，中州督学乏，特膺简命，视文两河。不意雍正元年岁次癸卯案临彰德，痰症陡作，又力之卫辉，而势不可支，于（转下页）雍正二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七日酉时而仙逝。享年六十四岁。遇覃恩诰授（奉）政大夫、按察使司佥事加三级，提督河南学政。前后做官二十三年。生于顺治辛丑年七月二十八日辰时。”后三行为“万春，字嵩年。元配刘氏，仍孺人、加赠宜人，系徐牙庄。继配刘氏，确馊嫒恕⒓釉宜人，系岔河庄。男继出永修。女适长山县西堂屋庄李维颐。”（此三行所记万春与配氏、子女情状格式同谱中其父峨、兄遇春、子永修、孙维震等情形格式一致，而与只按“世”排列的体例迥异，想必顺序有别。）
谱中所载杨万春《会试同年一百五十九人序齿录》和其任“乙未科”会试“读卷官”所“得门生十五人”名单，及其生卒年代、科举、仕途经历、去世病因等情，尤为难得，与其家世、父兄、子孙状况等记载同为研究杨万春本人及其与蒲松龄等历史名人交游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三
蒲松龄与杨万春的交游状况，见诸二人的往来信函。《聊斋文集》中有《与杨松年（万春）书，寄舞阳》、《复与杨松年》两书启。
其一云：
昆朗至，得悉清况，洋溢政声，乐听不倦。忆曩年无三日不聚，一见殷然，握手磅礴，惟恐其去；自飞黄腾达，竟未一践潭府，殊属缺然。所有然者，素有褊心，即生平关切之友，迨其既贵则远之，更不敢以衣裾复撇其门，不待其以老生见绝也。何意簿书旁午时，尚以割席者在念，世岂有古道如此者哉！接手翰，词气绵恻，感动心膂，又以佳玩远惠，愧悚如何！《同门p卷》，开卷读半幅，便知为名士。向谓中州风气少衰，今知良马无地不生，特无九方皋能相之耳。向闻循良之声，流传河朔，窃为忻慰。指日京卿，为吾党生色，且予望之也！便鸿致谢，可任星校
其二云：
遥听贤声，殊为慰藉，而循良久任，当道者何耳冷也！不次之擢，想应不远，但老友望切，只觉其濡滞耳。前蒙清俸遥捐，惠以侯赢数，足知乘车十年，犹未忘戴笠之人，痴吆挝抟岩！仆非敢故却，以蹈不恭之罪；顾闻釜甑尘生，脂膏苦不自润，乃以西山之蕨，分诸无用之人，施之者甚艰，则受之者益愧也。然知贫之义，则中心藏之，无日忘之矣。前虽草草奉谢，虑有浮沉，兹因便羽，载申鄙悃，只愧岭上白云，不可以侑函耳。
从以上两函看，都是蒲松龄接到杨万春的书信后的复函。而杨万春书信的内容与原件就成为研究两人交游的重要史料。现藏于广州中山大学的旧抄本《聊斋诗文集》中存有署名“杨松年”的两函内容，即其当年《致聊斋》原文。
其一云：
睽违函丈，忽尔两载，高山之思，与日聚积。年时谒选返舍，满拟趋叩阶前，缘日迫途修，怅然就道。必来案牍纷繁，日不暇给，加以久荒不治，疲敝积习之区，一旦扫除而更新之，既难且苦，食贫如故。每于公馀回忆，耳提面命，皆我老夫子成就，以有今日。涓埃未酬，惭感无地。不腆四种，遥志寸忱。附《同门p卷》一本，以见渊源有自。俯惟叱存，并求清诲。庶千里而遥如依依于左右矣。临启曷胜瞻切之至。
其二云：
久别清光，寒暑递更，三秋之感，寤寐时形。今值丹桂飘香，广寒花放，龙头老成，端在老师台也。幸已叨入仕籍，倏忽五载。冷署萧条，艰苦万状。其于故人知己，问r杳然，抱惭实多。前呈微物不腆，返劳齿及，益增愧赧。至于吏治民生，全未练达，方望老师台不弃葑菲，殷殷提命，何敢当此虚誉耶。薄呈卷资二数，伏乞笑纳，海涵。临池不胜瞻依之至。
以上两函中，其一系杨万春初任舞阳知县的第二年即“壬午”年，正逢乡试之年，杨万春在“豫闱得弓载云等六人”（即其函中所附《同门p卷》的作者）以后写给蒲松龄的函，其二系接到蒲松龄的复函后，再次致聊斋的函。两函之间相隔二年。从第一函的内容知，杨万春已两年未见聊斋面，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他去年赴京铨选返里，上任前“满拟趋叩”聊斋“阶前”，因时间紧迫路途远，只能“怅然就道”。到任后公务繁杂，日无闲暇，加之舞阳“久荒不治，疲敝积习”，想“一旦扫除而更新之，既难且苦，食贫如故。”其称：“每于公馀回忆，耳提面命，皆我老夫子成就，以有今日。”而其惭未报答，无地自容。只以“不腆四种，遥志寸忱。”另“附《同门p卷》一本，以见渊源有自。”求能“叱存”并请教诲。
蒲松龄的复函，《与杨松年（万春）书，寄舞阳》，即接上函后而写。从内容看，杨万春的“手翰”与赠品“佳玩”及《同门p卷》，是托其兄遇春专程送达的。当蒲松龄从杨遇春口中得知其在舞阳任上的状况，且有良好的“政声”时，非常高兴。既追忆起他与杨万春“曩年无三日不聚，一见殷然，握手磅礴，惟恐其去”的密切交情，又为后来自绝来往，“竟未一践潭府”表示欠意，说明之所以如此，是因自己“素有褊心，即生平关切之友，迨其既贵则远之，更不敢以衣裾复敝其门，不待其以老生见绝也。”而“何意簿书旁午时，尚以割席者在念，世岂有古道如此者哉！”则是他见杨万春函称“每于公馀回忆，耳提面命，皆我老夫子成就，以有今日”后，所发之感慨。不仅来函“词气绵恻”使他“感动心膂”，而面对远道赠予的四种“佳玩”更让他“愧悚”不已。谈到所附的《同门p卷》时赞扬称“开卷读半幅，便知为名士。”并评价道，以往说“中州风气少衰”，而今始知“良马无地不生”，只是无善相马的“九方皋能相之耳”。此处乃暗喻杨万春在舞阳自割清俸以助学的“伯乐”业绩。最后以“向闻循良之声，流传河朔，窃为忻慰”为导语，引出“指日京卿，为吾党生色”之祝愿与期望。
杨万春接到蒲松龄的复函后，并未及时回复，而是时隔两年即“乙酉”年，又逢乡试之年（故其称“龙头老成，端在老师台也”，并赞助“卷资二数”），才写了第二函。其内容首先感叹时光之快，“寒暑递更”，转眼间又是三年。既而称“今值丹桂飘香，广寒花放，龙头老成，端在老师台也。”意指今年秋闱是折桂好兆头，榜首应属老师台无疑。然后说自己虽幸入仕途已经五载，而“冷署萧条，艰苦万状”，难以言表，因而疏远了“故人知己”，更无“问r”，实多“抱惭”。转而谈及聊斋复函，说：“前呈微物不腆，返劳齿及，益增愧赧”。而其自称“至于吏治民生，全未练达，方望老师台不弃葑菲，殷殷提命，何敢当此虚誉耶”句，除自谦外，当是指聊斋复函中对他的赞誉与期望而言。最后称“薄呈卷资二数，伏乞笑纳，海涵”应为附函寄钱之意。按函中所称“龙头老成，端在老师台”句，是其估计聊斋可能会参加乡试，亦或有鼓励其今年秋试之意。所“呈卷资二数”应为赞助之用。
聊斋文《复与杨松年》，即收到上函与“卷资”后的复函。其先称“遥听贤声，殊为慰藉，而循良久任，当道者何耳冷也！”既为杨松年的循良政声深感慰藉，又为其久任舞阳未得提拔而抱不平。随后解释道，看来非同寻常的超擢，也应已为时不远，只是因“老友望切”而“觉其濡滞”罢了。“前蒙清俸遥捐，惠以侯赢数，足知乘车十年，犹未忘戴笠之人，痴吆挝抟岩……”句，是说前蒙从“清俸”中赠予银两若干，“足知”其富贵多年，却仍“未忘”贫贱之友。而这“巢灰选敝情实难以拒，惟恐却之不恭。不过听说“釜甑尘生，脂膏苦不自润”，其生活清贫，并不富裕。却将赖以充饥的“西山之蕨”分给“无用之人”，真是让“施之者甚艰”，使“受之者益愧”的事情。然而对此可贵的“知贫之义”只有深藏心底，终生不忘。最后说“前虽草草奉谢，虑有浮沉，兹因便羽”，再次表达自己的诚意，“只愧岭上白云，不可以侑函耳。” 以上四函，已基本显现出蒲松龄与杨万春两人的交游状况。函中杨万春称蒲松龄为“老夫子”、“老师台”，而聊斋其他文献中未见有二人为师生关系之记载。这或许是出于两人的年龄差距，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杨万春生于清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之间相差21年，应为忘年交。两人最早的交往时间，约在康熙二十年前后，蒲松龄已进入西铺毕家教书，杨万春家住淄西磁村附近的范庄，离西铺不远，有经常见面的条件。而范庄离赵家楼与青云寺不远，地处蒲家庄与西铺之间的南线路上（北线自淄城经奂山一路至西铺）。蒲松龄只要走南线，便可顺路过访赵金人或杨万春，故函中有“自飞黄腾达竟未一践潭府”句，足证其曾去过杨家无疑。从聊斋函称“忆曩年无三日不聚”来看，两人见面的次数之多可想而知。“一见殷然，握手磅礴，惟恐其去”句则说明两人每次交谈都亲切热情，内容广泛，话题不绝。估计谈论内容不外乎文学、时事，更多地应为人生理想、科举仕进、吏治民生等。从杨万春函称“每于公馀回忆，耳提面命，皆我老夫子成就，以有今日”推断，其科举仕进曾得益于聊斋教诲，而“至于吏治民生，全未练达，方望老师台不弃葑菲，殷殷提命，何敢当此虚誉耶”句，则更证实了这一点。当初杨万春极欲向聊斋讨教学问，而蒲松龄也看到他的潜力与志向，愿意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无私地倾注于这位编外的学生身上，成就其一番事业。杨万春未辜负聊斋对他的期望，从初任舞阳知县始即发奋干一番事业，革新旧治，自割清俸以助学，赢得“循良”政声，且连任八年无怨愤。终“奉部檄，行取如都引见圣祖仁皇帝”，而“特授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升任员外郎，再晋职郎中，遍历铨部四司，“凡掌铨事十二年”，期间曾为“钦命乙未科（会试）读卷官。辛丑，钦命提督河南学政、按察使司佥事道加三级”，“视学方峻，”因“痰症陡作”“卒于官”，时在“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四岁”。其生前在吏部业绩早被尚书张鹏翮看好，当为着意培养对象。若非其病逝，学政任满将获升迁无疑。正像聊斋所期望的“指日京卿为吾党生色”，晋升侍郎甚至尚书位是大有可能的。只是其因忙于公务却忽视了自身的保养，以致积劳成疾，甚至最后在雍正元年其“案临彰德，痰症陡作”的危机关头，还“又力之卫辉，而势不可支”，终于不治，过早离世，令人遗憾！
杨万春虽非蒲松龄正式弟子，只是在互相交往中得其教益与影响，然而却始终执弟子之礼，念念不忘“老师台”，总以“涓埃未酬”而“惭感无地”。因此，初任舞阳令第二年便在“食贫如故”条件下以“不腆四种，遥志寸忱”，并附《同门p卷》，“以见渊源有自”。之所以如此，是其“每于公馀回忆，耳提面命，皆我老夫子成就，以有今日。这“不腆四种”即聊斋函称之“佳玩”，应价值不菲，否则拿不出手，愧对故人。相隔两年后的乡试年秋，其又鼓励“老师台”入闱折桂，并“薄呈卷资二数”以赞助。函中说明，其入仕五载，“艰苦万状”，“于故人知己，问r杳然，抱惭实多，前呈微物不腆，返劳齿及，益增愧赧”。而这“卷资二数”即聊斋函所称“A侯赢数”，实值多少呢？经与邹宗良先生探讨，其代查：“‘侯赢数’之典，应出自汉人萧何。”即《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所载：“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意指高祖微时，以小吏亭长身份服徭役去咸阳时，别人“皆奉钱三”，唯萧“何独以五”相送。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馀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送我独赢钱二也。’”此即聊斋函“侯赢数”之所由来。“侯”指萧何，“赢数”即“二”数，意为五比三多出的数。亦即杨万春函所称“卷资二数”。按邹先生分析：“这个‘二’之数，大约不会是二百两，也不会是二两，以二百太多，不易拿出，二两太少，不好意思拿出故也。估计应是二十两，大约合留仙一年的束之数也。”此说应以为是。足见杨万春对“老师台”之情义。
蒲松龄在接到杨万春函与资助银两后，感慨不已，借典称“以西山之蕨，分诸无用之人”表明自己已无意进取，未再参与乡试。而淄川自癸未、甲申、乙酉连年遇灾，民不聊生，饥载道。乙酉年聊斋诗《四月十八日，喜笏，筠入泮》中“不恨囊涩怨学疏”、“今岁校士遭奇荒”、“妇子减餐供糗粮，资斧尤费周张力”等句显现，在“奇荒”之年，其二子同时赴济南参加院试考中秀才，所费之难。而“小惭小好且勿欢，无底愁囊今始入”，则更为以后犯愁。既使有杨万春的资助，而年过66岁的蒲松龄，也早已疲惫不堪，无力入闱了，只有心中感念，“益愧”不已。
当杨万春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奉部檄行取入都，特授吏部验封司主事”时，已是蒲松龄坐馆西铺的最后一年。此后未再见两人有信函往来。但当蒲松龄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十月赴青州考岁贡后，其诗文中因讨要贡匾、贡银之事透漏出两人仍有交往的信息。从聊斋诗《求邑令支发贡金》中所称“君侯惜筋力，一钱如拔抽。良友为贵官，转烦尺书修。春风过马耳，岁月忽已遒”句可知蒲松龄在求邑令支发贡金未果后，便想到了杨万春，并“转烦”他写信给淄川县令关照此事。而县令却充耳不闻，未见行动，又拖延好多时日。从聊斋文《讨出贡旗匾呈》，知此文写于其“出贡半年”之后，即壬辰年。而其《请讨贡银呈》称：“……生自去年十月蒙助资斧，考贡旋归……恳祈老恩师破格垂青，将两年所应发，尽数支给……。”该呈文也应写于壬辰年。按《淄川县志》记载，前任县令吴堂系“康熙四十九年任，五十年丁忧”。后任谭襄系“康熙五十一年任，五十九年致仕”。按此，辛卯年十月助其资斧者应为吴堂，而壬辰年所呈两文都属谭襄收阅。另有两种可能是，若吴堂当年丁忧即离任，谭襄提前来接班；或吴堂丁忧当年未走，等谭襄来年上任再交接。那么助资斧者与阅呈文者即非如前所述。然而，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为聊斋赠贡匾的“大令”肯定应为谭襄，而阅两呈文者也非其莫属。按此，蒲松龄“转烦”杨万春所修的“尺书”也是给谭襄的。而谭襄也算“识时务”，在接到吏部上司的书信后，当年即先为聊斋赠匾，随后应即如数支发贡金了事。只是“贡金”稍有拖延，或许年后不久即已办理。因为《求邑令支发贡金》诗，按编年排在癸巳年第一首，其后未见聊斋诗文再有提及。如前曾论，蒲松龄出贡在辛卯十月，应为吴堂在任年，贡士旗匾当由其悬赠。而其离任未办，责任便落到谭襄身上，不管是自掏腰包，或是如何变通，积极性必然会打折扣，拖延点时间亦属常理。而贡银支付第一年也应属前任，而统归后任亦如上例。在蒲松龄眼中，此乃国典、定例、常规，不应拖延。而其恰遇两任邑令交替之间，便造成了麻烦。谭襄对于杨万春的信不会置若罔闻，只是聊斋望切，觉其濡滞罢了。 对于这次“转烦”杨万春写信帮忙之事，未见聊斋留有记载，只是其诗中透出的信息而已。因为这等小事，又属求托人情，不可能以书信形式办理，极有可能是通过杨万春的兄长或其子孙辈代传口信的方式转达的。正如聊斋文《与杨松年（万春）书，寄舞阳》中称“昆朗至，得悉清况，洋溢政声”即由杨遇春口传的信息。而《复与杨松年》函中所说在得其资助“侯赢数”后心中“益愧也，然知贫之义，则中心藏之，无日忘之矣。前虽草草奉谢，虑有浮沉，兹因便羽，载申鄙悃”句，表明收到信与钱后曾已“奉谢”过，因“虑有浮沉”，才又写此复函的。这“前虽草草奉谢”，未见诸另函，只能是让来送信、钱者回传的口头谢意无疑。
杨万春对于聊斋请托之事，定能心领神会，无非是借其地位与条件代为催促地方官照章关照办理，并无违背公理之私情，因此不会拒绝帮忙。而县令谭襄也会来个顺水人情，让双方都满意了事。晚年的蒲松龄与杨万春交情依旧，至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春正月二十二日76岁的蒲松龄先逝，而至第十个年头的雍正二年甲辰四月十七日，64岁的杨万春也带着聊斋对他所期望的未竟之梦匆匆辞世。若聊斋地下有知，也会为其抱憾不已的。两人的师生良友情，可谓有始有终，能以圆满结局，实属难得。
综上所述，本文从聊斋诗《求邑令支发贡金》入手，结合聊斋文《讨出贡旗匾呈》与《请讨贡银呈》，探讨分析蒲松龄晚年出贡后，为按国典常规向县衙请讨贡士旗匾与贡银过程，以及请托良友贵官并转烦修书给县令请其关照之事，论证这位曾帮蒲松龄讨要贡金，又被隐姓埋名数百年的人物，实为淄川进士、时任吏部官员的杨万春无疑。既而查阅有关的历史文献史料，以《清代职官表》、《淄川县志》、《舞阳县志》、《杨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证实了杨万春的科举、仕进、家世、亲属及其履历、业绩等情，确属循良、名宦，够得上聊斋诗中的“贵官”资格。最后以聊斋文集中的《与杨松年（万春）书，寄舞阳》、《复与杨松年》两书启与广州中山大学所藏《聊斋诗文集》抄本中署名“杨松年”的致聊斋两函，分析论证了蒲松龄与杨万春的交往过程以及两人之间实非师生更胜师生的深厚情谊。体现了杨万春确为蒲松龄难得之“良友”，在蒲松龄生平交游事迹中应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位置，值得研究者予以重视。此即撰写该文之初衷。需要说明的是，蒲、杨两人函中多有用典，引用目的非为注释整理，只作大意概述而已。敬祈方家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