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先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墨西哥湾油泄漏事故和福岛核泄漏事故。在生态社会主义视阈下，这两次事故所演变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本性所导致，是资本主义的宿命。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经济危机
2008年，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掀起惊涛骇浪，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全球，举世震惊。尽管时间已过去六年，人们仍然在危机的阴影下痛苦前行，祸不单行的是，紧接着两场生态危机分别在两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不期而至，一场是2010年4月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泄油事故，在一场是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可以说，这两场生态危机都是空前的。诚然，两起事故的发生都有其偶然性，特别是天灾，然而，为什么偏偏紧随金融危机而生又随它而扩？是否同金融危机有联系？是否是资本主义不可逃避的命运？解决这种危机的出路又在何方？这是笔者在此所要思考的问题。
对两起事故分别做一个简要而又全面的分析：
美国墨西哥湾泄油事故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日本是受金融危机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济衰退最突出，债务相当于GDP的两倍。为解决经济危机，十分无能的几届政府却像走马灯一样一个一个倒下。菅直人上台后，对经济困境一筹莫展，想了个歪招：把矛盾引向国外，一会与中国闹，一会与俄国闹，一会与美韩大搞军演。面对专家送上的东北地区可能发生大地震的报告置若罔闻，毫无准备。恰在这时爆发了9级地震和海啸，又引发7级核泄漏大事故。全面看，日本福岛7级核泄漏事故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天灾即9级地震和巨大海啸，二是技术缺陷，三是制度弊端。天灾固然难以避免，但如果制度优越、事前有备，就不至造成这样大的祸害，而唯利是图的制度和被债务缠身的政府则加倍放大了这场灾祸。福岛核泄漏事故扩大到如此程度，正是资本主义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金融危机又使它积重难返、雪上加霜，政府和企业心猿意马、力不从心。深层原因就是私人占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了整个社会利益，不可能适应高效、高危的高科技大规模运用造福于人民。直接原因恰好是被金融危机的闷棍打晕了，心不在焉，加重危机的深广度。从政府到企业，既对人民表现了道德缺失，麻木不仁，又对救助手忙脚乱，如坐针毡，使日本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一下子沦为捉襟见肘的困难户。生态社会主义视阈下，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可调和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宿命。在我们刚才通过对两次生态危机事故的分析，不难看出，既然它们同金融危机存在种种直接相关性，从某种程度来讲，此两起事故的发生和演变都是由政府和企业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错误行动所造成的恶果。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阈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态危机的发生，就如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一样，都是本身固有的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导致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避免的恶果，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一、资本积累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固有本性就是不断地追求利润，为了满足这一本性，就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上的，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如果经济在不断的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地增加（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对资源的开发力度也就会不断加大，其结果是导致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同时持续扩大对资源的开发力度，这势必产生环境恶化甚至是资源枯竭的危险。从长期来看，这又有提高平均成本的趋势，从而抑制了利润率和积累的增长。为了继续保持利润率，资本（个体或联合）便会扩大设备、技术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以开发新的资源，努力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如果资本的这种努力能够如愿以偿，即在更为有效的生产和使用水平的前提下，付出比以前更低的平均成本，那么，原材料的成本和价格就会下降，平均利润率就有上升的趋势，原材料的开发和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并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而产生资源耗竭的危险。简单地说，如果原材料的价格很便宜，那么资本的积累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就会相对较高；而如果原材料很贵，那么资本就会通过扩大投资开发新的资源来把它们的成本降低下来，这样就又导致新的资源的耗费和衰竭。总之，不管原材料、能源的成本是低的且是不断下降的，还是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会带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投资规模越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消耗就越大，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就越大，环境污染的程度也就越大。这是资本积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毫无疑问，资本的不断扩张会以自然条件的破坏为代价，资本的过分积累，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
二、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是以其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为特征。不平衡发展指历史性生成的工业、农业、矿产业、银行、商业、消费业、健康、劳动关系以及政治结构等等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可以用来描述原料供应地区（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与对产品的生产加以垄断的地区（第一世界或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可以用来阐释作为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的基础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对前者会带来大量的污染，对后者则带来了资源的毁坏和衰竭。迫于急切发展经济的压力，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原料供应地过度地开发本地区的资源，以出口到发达的工业化地区，创造尽可能多的外汇，结果造成了这些地区资源的毁坏和衰竭，如土壤的恶化与流失、森林的过度砍伐以及对矿物燃料的过度开发等等；而这些原材料在工业化的地区则恰恰是以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联合的发展是指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结合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把各种社会经济形式联合起来，它至少有以下两种相互并存的形式：第一，南部国家农村中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人向城市的迁移，以及南部国家人口向北部国家的迁移；第
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向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和更具有市场潜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输出。在第一种形式下，廉价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不仅带来了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健康条件恶化等多种社会问题，也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农村土地荒芜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在第二种形式下，发达国家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同时存在着不平衡的发展和联合的发展，因此应该阐述二者共同作用产生的后果。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毁坏，联合的发展在这基础上又增加了污染、有毒废弃物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发达国家正是通过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实现了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并引起了全球严重的环境污染。总之，资本主义是不断追求利润自我扩张系统，这种自我扩张的趋势与自然资源、自然净化能力的有限性构成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在生态社会主义视阈下，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独有的特性和固有的矛盾，促使生态问题的出现与恶化成为必然的结果，总之，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三、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既然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利润挂帅的经营战略，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宿命。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一）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的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加以集体控制
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指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异化首先是自然的异化是与我们的自己的部分的分离，而导致自然的异化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因此，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的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加以集体控制，异化就可以被克服，因为生产是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在他看来，克服自然的异化意味着，通过消除它虚假的外部性和控制与规范它对整个社会用处来坚持自然的人性。我们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限制和规律的意义上支配或剥削自然，但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应该集体地支配（计划或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组织的每一种形式都有着与它自己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包括非人环境相关的特定方式和动力，因而，对一个既定生产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对所有生产方式的普遍限制。改造生产方式意味着改变许多需求，因而改变供应它们的资源以及必须解决的一系列生态难题。
（二）坚持实施生态转化战略
美国的福斯特强调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实施生态转化战略。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不是解决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世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是必要的。由于生态危机的主要历史根源是“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因而生态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要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实施生态转化战略。一方面需要工人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的结盟，消除工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作行动，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规划新的与自然合作的关系，大力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
在这里值得大家注意的是，纵观全球世界，粮食危机，恐怖危机，债务危机，失业危机，石油危机，隐现的信用危机等等，可以说危机肆意，横行张狂。但在其中，生态危机做为一种更加致命乃至危及地球生存安全的隐患，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格外关注，因为它带来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是难以进行补救的。大家有可能要说，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不管姓“资”还是姓“社”，都有可能发生，但为什们就只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生态破坏问题的存在吗？毋庸置疑，只要是人，就必须要生存，要生存就要去索取资源，一个人的破坏难以发现，但人加人成为国家后，可想而知破坏生态的程度将有多深。的确，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生态问题，但跟已经工业发展了好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二者孰轻孰重，谁的破坏性更大，那就不言而喻了，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若干次重大生态破坏事故，哪一次背后的真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况且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本性更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要比社会主义国家要大。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生态危机已成为显性危机，我们必须思考对其防范的对策，但是，在当今理论界，生态社会主义者们对其发现、研究的时间较早，并有若干比较成熟的思想对策，然而，其派系林立，很难形成一套有系统、有组织、有层次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的思想建议对我们今天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