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导源于近代以来人性当中追求财富“欲望”的激活、充盈和非理性冲动。从经济哲学的视角来看，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理应作为生态危机产生的逻辑预设，因而在以追求财富欲望为基础的批判反思坐标系中，“经济理性”、“科技理性”和“消费暴力”构成了三个不同的批判向度。自然变为“他者”，生态“被宰制”直至引发难以拯救的灾难性恶果，必然关涉到人类追求财富欲望的这三个向度。
[关键词] 生态危机；欲望；经济理性：科学理性；消费暴力
生态危机表征了主体性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所进行的压榨与盘剥。从本质探究，追求财富“欲望”的张扬是现代性发育的基石，也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核心程式。因此，透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要将人的财富欲望纳入到历史的通道作为反思的起点。由追求财富的欲望所牵引的世俗化运动激发了对商业精神的推崇，货币和资本成为带动社会运转的风轮，一切都在利润的风向标下进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激发了会计核算，使经济理性成为整合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并由此维持对现行经济社会关系的肯定；追求财富的欲望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合流，促进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运用，产生了科学理性，技术的高效性成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关键性力量；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为生产而消费的经济模式，导致脱离了使用价值而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消费，并使之成为一种暴力，即消费不是出于需要的本能，而是利用人类的“物欲”由理性加以开发设计的产物，“生产一消费”频率的加快，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损耗，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动力机”。自然是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前提，追求财富的“欲望”推动了对自然的索取和压榨，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并进而产生生态危机。
一、 经济理性：生态危机产生的财富欲望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经济性为主导的社会，亚当・斯密“国富民强”的经济构想使得“生产一交换一分配一消费”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尽可能获取最大的利润被现代经济社会定义为驱动社会发展的“经济人”，获得了现代人的普遍共识。自由的市场竞争体系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等级制度和政治权力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使货币和资本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尺度。世俗的财富欲望扬弃了以德性为基础的希腊精神、以权力为基础的罗马精神和以神性为基础的基督精神，推出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精神。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200433。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西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CXJJ - 2013 - 428）研究成果。
追逐财富的欲望是商业精神的始基和原动力，商业精神的盛行催生了一种以“理性”为特征的经济秩序。对财富的追逐不再是传统社会那种通过抢夺或劫掠的野蛮方式，而是通过自由生产和交换的互利互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的企业运作追求利益，能否抓住商业机会成为决定企业生死攸关的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一个具有完全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中，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能抓住机会获取利益，那么它注定要破产。”①竞争的巨大压力，使得破除传统社会那种以宗亲和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让货币和资本可量化的经济理性主导社会秩序，成为现代社会良性运转的客观诉求。在会计核算的规则下，尽可能多赚钱的观念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转化，使经济理性由此获得了价值观上的普遍性并进而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以计算为核心的经济理性渗透于社会的各个环节，把人对利润的追求提升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本质性规定。这种意识具有整合人们思想的强大力量，并以此维持对现行经济秩序的肯定。在伦理和价值观念中，获取最大利润的经济理性取代了传统社会对良好德性的追求，成为一种新的“至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理性成为一种工具，人们为了实现财富欲望用它来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发现合适的资源，为保证人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产生了控制自然环境的诉求。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②
经济理性导致了“效率至上”。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专注于获取最大化利润的目的理性，“是否正确”被“是否有效”的标准所取代。效率至上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渗透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无形而有效的控制，一直内化为个人的心理。经济理性把本来属于社会和历史范畴的东西抽象出来，最终演变成数学意义上的计算，即“资本核算”：“资本核算‘形式上最合理’的方式是这样一种方式：人和他的‘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益和利润的几率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的。在这种形式理性中，数学化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可以去计算对生命的真正否定。”③“效率至上”是一种目的理性，这种思维逻辑将重心锁定在“效益”上，生态与环境是一个被忽略的命题，任何企业都只对如何获取利润感兴趣。市场占有率是考核企业实力的重要变量，提高市场占有率意味着企业要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而这会增加对原材料的需求，加大对自然的索取和破坏。在实践中，有多少森林被作为原材料而被砍伐？有多少山川湖泊因为滥用水资源而遭断流？获取最大的利润意味着最小的成本，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比如空气，在经济理论“市场失灵”的保护下而不被关注，于是将污染随意排放到大自然中就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
经济理性导致了价值评判的单一性。它只关切收益大小的经济指标，而不关切其伦理意义，它把价值判断从传统的“理性”概念中清除出去，使之成为“有效性”的代名词。效益成为座架一切的标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被这一思想所塑造，从而导致看待问题的片面化和狭隘化。它执著于抽象的数学形式，排斥来源于历史、社会和伦理上的价值判断和哲学反思，把一切否定性的东西排斥在外，只有可以计量的东西才能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中来。在经济学的理论视阈中，生态曾经是与生产和交换无关的变量，20世纪中叶以后将生态看成一个经济代价（成本）问题。科斯由于设计出解决公共产品“市场失灵”的产权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只要界定产权，使产权清晰，就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然而，用经济理性来解决环境问题并不能奏效，现代社会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早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定界，污染的排放者和承担者可能根本不在一个时空坐标内，产权归属很难界定，碳排放权在当今难以实施下去就证明了这一点。 ①[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393页。③转引自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经济理性导致“人造自然”取代“原生态自然”。在以获取利润为旨趣的经济模式中，资本的增殖动机使整个经济生活都被商品化和资本化了。经济理性总是在寻找可以获取收益的机会，在商业的视阈中，生态破坏意味着新的商机，生态环境因此可以量化为一种商品。劳动赋予物品以价值，将原生态的自然破坏掉而代之以人工的自然，就完成了物品向商品的蜕变。经济理性主导下的资本逻辑将环境打造为商品，从而纳入到经济核算的体系中。所谓的“卫生城市”、“生态城市”都成为资本角逐财富的竞技场，一片片绿地被一栋栋的钢筋混凝土所替代，砍掉自然的大树，再从别处移植过来小树甚至用假树替代，并美其名日“绿化”，人们越来越生活在一种被经济理性所创造的环境当中。在这样一种看似重复的劳动中，所展现的是经济理性的核算能力和增殖财富的哲学。经济理性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所带来的思想整合能力是巨大的，它使人相信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依赖于这种人工的设计，从而将对自然的破坏和索取变成一种正当行为。
二、科技理性：财富欲望的实现工具
科学源于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但近代资本主义追逐财富的欲望，促进了科学研究的目的性和科学的理论知识向技术的实用化转换。科技成为一种理性，意味着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这在人类控制自然的进程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成为现代性语境下人类作用于自然的主轴，是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
科技理性源于近代以来人类征服自然欲望的释放，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从而为人类服务是近代以来科学的宗旨。在以德性为至高的“善”的古希腊时期，知识是一种高贵典雅的诗性智慧，柏拉图等哲学家认为技术会败坏人的心智，从而反对将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近代以来，科学的“祛魅”解开了套在人心灵上的枷锁，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得到了认可与鼓励。“知识就是力量”，意味着科学知识将成为征服自然的“利器”，也是人对自然的宣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寓意着“自然”已在主观性的反思哲学中成为“思中之物”，自然无所谓规则，更没有秩序，而是一堆可以被改变的被动性质料。因此，“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要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①因此，人类要把理性的秩序加于混沌的直接感觉和知觉领域，以及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物的世界，将自然看成是可以操纵的对象，也即它的目标是“对世界中的可能行动的技术性设计”（舍勒语）。由此脱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科学的形而上学，将科学变成为一种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由古希腊以来的认知和服从的
①[美]利奥・斯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
说是对人的宣战，性基本读本》（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关系转变为征服和主宰的关系。
科学的理性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不再是一个探究世界真理的本体论范畴，它追求人类对事物的支配，不问目的是否是内在合理的，而只关心于怎样制作手段以达到所选择的目的，它把合理性规定为能为人的利益服务，这样一种理想在实证主义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虽然理性指导下控制自然欲望的激发有其进步意义，它对真理的怀疑和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标准激发了创造性思想，摧毁了曾经有活力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僵化了的概念和教条，颠覆了传统的概念框架和公式体系，使科学思想伴随着对财富的追逐而处于一种流变的状态当中。然而，理性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意味着它排除了价值判断和价值决定，把科学知识看成是价值中立的，它贬低所有那些对人支配物没有帮助的东西，如感觉的性质，美学价值，反思与批判，更不会考虑对其他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科学的视阈中，那些全是“外在因素”，这表现在科学对自然的理解和科学方法论上，把数学和几何学作为基本的科学语言，在流变虚假的感觉经验背后寻找永恒不变的规律，这导致了自然的数学化和抽象的认识事物的方法。科学理性同时也摧毁了自然界、传统规范和文化伦理所带来的限制，将科学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让“是否有用”成为评判一切科学活动的价值尺度。
科学通过技术的应用使得科学的理念成为现实。而技术的驱动力来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技术和经济呈现出一种动态上的关联：为商品生产提供新的资源和技术的诉求促进了越来越精确的工具设备的发展，而后者也推动了前者的更新。技术的本性在于，它不是静态的知识的堆积，而是重在“解决问题”。技术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使得科技成为现代社会评判事物是否可行的标准。追逐财富的欲望赋予了科技理性以“存在合理性”，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否定性，企业在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前进，需要不断打破原来的思维模式和生产方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技术的高效性则是实现这一诉求的关键所在。因而，技术必须是动态发展的，它是一个在经济动态转化的系统中运作且发展迅速的系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带来竞争优势，这决定了现代公司的投资决定，并决定性地影响了政府的社会发展决策。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变革，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生产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刺激了人们的财富欲望进一步膨胀。然而，科技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理性下，抛开了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关注利润使人的思维变得“单向度”，利润成为一种价值尺度，量化和计算推动着技术的研发。技术只重视事实判断，而不作价值判断，它模糊了手段和结果之间的区别。它的理性只关注于目标是否实现，而不去考虑目标实现以后的后果。比如，为了实现提高农业产量的目标，所研制出的农药、化肥、催熟剂等化学药剂实现了提高产量的初衷，但破坏了天然的土壤质量，造成土壤的贫瘠和河流的污染；在渔业作业中，为了实现提高捕鱼效率的目标，所研制的新型捕鱼工具提高了捕鱼量，但这种“涸泽而渔”的技术，造成了捕捞过度，严重影响海洋的生态平衡，使很多鱼类频临灭绝。 技术的意义在于利用、操纵和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社会被技术所统摄，意味着技术成为人作用于自然的强大力量。早期的人类生活主要依赖于第一自然，经济资源大多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有形物质，如森林、猎物和矿藏等。无论是在时间观念还是空间观念上，自然始终是人类所首要考虑的因素，人们的生产节奏是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相调和的。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打造了一个“第二自然”，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资源改变了自然规律对生产无度的天然限制，人工合成的原材料可以避开自然物生长时间的约束，按照人的主观意志进行大规模生产。但生产者的个人理性会带来全社会的非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动力学导致了生产的贫困积累，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详细地剖析了这一问题。过剩商品的堆积最终表现为对自然的破坏，生产从形式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过多的生产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盘剥和较多的废物排放。技术的发展还扩大了人类的探索空间和范围，对野生动植物的过分捕猎和采集干扰了自然界正常的食物链，影响整个生态系统。技术还可以按照人的喜好改变自然物的天然性状，如转基因食品就是人类的技术对自然的胜利。尤其是在现代军事中，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其不如说是对自然的摧残。比如美国在越南战场上所使用的生化武器，使当地的森林和生态环境陷入难以拯救的灾难性境地。
此外，技术以其特有的高效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环境，使人类进入更高阶段的文明，但也由此产生了技术崇拜。配合以经济理性的逐利动机，现代人陷入到一个奇怪的思维中：生态破坏会带来商机一利润刺激新技术的产生一新产品的出现一产生问题得以解决的错觉，PM2.5的升高兴盛了口罩业和窄气净化器，水污染成就了纯净水和瓶装水的繁荣。以市场为取向的价值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过度崇拜，使保护环境这一核心问题永远游离在商业和技术的范畴之外。
三、“消费暴力”：“欲望利用欲望”的后果
“消费暴力”是指一种以带有浪费或破坏性消费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它的“物欲”破坏了宗教信仰意义上的禁欲理想和以节俭为美德的社会权威。这种超越了正当需求的消费，缺失了价值目标的规制，完全成为个人欲望的随意性表达。从本质探究，消费暴力是在追逐财富欲望的基础上利用人类的“物欲”心理，被理性所开发设计出来的后果。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语境下，消费暴力对自然资源的持续破坏成为生态危机的“动力机”。
从历史上来看，消费甚或奢侈消费，在现代性的发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曾经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行过因果关系式的解释，“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电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①桑巴特则将消费主义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开端，他认为是奢侈诞生了资本主义，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影响着工业生产的组织。对于奢侈的定义，桑巴特是这样认为的，“奢侈是超出任何必要开支的花费。”②在桑巴特看来，奢侈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使管理者才智超群；制造商足智多谋；促进新兴工业的兴起；最重要的是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形成使奢侈品工业能够得到投资，从而被维持运转。这就是奢侈的神秘力量，“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③因而，奢侈在桑巴特那里，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厂家，使生产和贸易顺利开展。如果说他从生产循环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流程，那么鲍德里亚则直接打开了消费社会的欲望闸门。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改进，物品的极大丰富形成了丰裕社会，刺激了人们的生理欲求和享乐欲望，眼花缭乱的商品使人对商品的需求脱离了使用价值的目的，而变得符号化和幻象化，这促使奢侈消费成为现代社会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这一切都源于丰裕社会的消费活动不单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责任和道德，“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④
消费，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核心，是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技术的进步和管理上的理性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人类进入到一个物品丰富的丰裕社会。然而，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在“生产一交换一消费”的程序运转中才能实现增殖财富的目标。在生产可以保证的情况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4页。②[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③[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212-214页。④[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8-69页。下，生产再循环的实现就取决于产品能否在极短时间内被消费掉，如何激发人的消费欲望就成为展现人类智力的重要领域。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所担心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刺激需求是现代经济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有效法宝。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消费主要是被人类理性所设计、所开发出来的结果。消费在经济再循环中如此重要的地位，摧毁了对物品满足感的定义，激发了人的享乐欲望，颠覆了节俭就是美德的传统观念，使追求产品多样化和短暂化的消费方式成为现代人所认可的一项价值准则。由此催生了一种对物品“破坏式”的消费模式，使消费呈现出暴力性的特点，成为生态危机的“动力机”。“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是谁”①，以致于对产品的浪费竟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明星“朝生暮死”的奢华连衣裙，早上穿晚上扔，洗都不用洗，“特别是这种豪华的浪费、这种高尚的浪费被大众传媒推到前台，从文化上只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一种直接纳入经济过程的更为根本、更为系统的浪费，一种与物质财富同时由生产产生出来的、也纳入其中的、必须作为消费品的质量之一的功能的、官僚主义的浪费而消费掉：易碎、陈旧、时间的确定、昙花一现的命运。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②将商品快速的消费，浪费或是有意的摧毁是为了更快的进行生产，生产出来以后又以相同的方式将产品毁灭掉，为生产而消费，为消费而生产，“生产一消费”的频率加快，势必增加对资源的耗费。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又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废弃的商品也加大了大自然的分解压力。消费暴力从实质上来讲，是在一种消费的幻象下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 消费暴力是受追求财富的欲望所驱使，在理性的指导下对欲望开发与设计的结果，对产品的需求并非真实需求，而是个人主观性欲望随意表达的方式。比如，广告对消费的诱导性。现代社会的广告不仅仅是对新产品信息传播似的“广而告之”，而是一种抓住消费者心理需求的“投其所好”。广告首先为消费者树立一个理想，让消费者产生一种幻想，再通过技术将理想的想象魔幻般地转化为需求，从而产生购买的冲动。大型超市和商场都在研究着消费者的心理，《消费者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营销学》这些经济类课程都是以人的欲望为基础，研究如何开发和捕捉人的购买欲望。然而，消费总是意味着产品的消亡或废弃，而只要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就意味着新的生产可以进行了。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模式必然加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为了满足被激发出来的消费欲求，对森林的砍伐使多少鸟类和兽类失去栖息之所，又有多少山川湖泊断流使稀有的鱼类灭绝，在这种虚假的生产和消费流程中，所带来的是对生态的真实的破坏。
此外，符号经济为消费暴力提供了便捷手段。在传统经济理论中，需求必须同时具备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然而，符号经济颠覆了这一法则，购买能力通过第三方的运作已成为可以忽略的要件了，金融创新通过“时间”这个因素将购买能力数据化，通过第三方的信用增级就完成了购买能力从“无”到“有”的转化，因此对产品的需求就只剩下开发欲望了。比如，消费信贷，分期付款等金融创新手段，加大了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此外，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模式，将在实体商店的消费转到虚拟的网络中。网上购物省时省力以及方便比较的优点，更加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淘宝网在“双1l”创下60亿的消费记录就是明证。然而人们在虚拟的世界中所点击的是实体的商品，刺激了不必要的消费，但是加重了对自然的压榨与盘剥。
①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24页。②[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29页
四、结语 生态危机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欲望支配世界”的现代性后果，其中主要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因此，生态危机的解决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生态危机的现实基础是以科学知识为支撑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效率标准使技术在现代生产中获得了支配社会的权力。然而，科学是一种工具理性，本身不具有道德价值上的判断。科学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实现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但给生态所带来的破坏也可以毁灭人类自身。因此，在科学精神中融入伦理道德精神，破除科技主宰人性的局面，让技术的运用服从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使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符合人性，符合生态和谐。经济理性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动力，承载着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这使它形成了现代社会新的“权力意志”，它对生活的入侵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利润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方向，资本“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而不考虑是否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未来发展带来破坏。经济理性的逐利动机与生态环保的成本问题是一对矛盾，消解二者之间的悖论需要将追逐利润的单维度视角抟变为关注社会、环境和生态的多维度界面，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暴力是一种为欲望而欲望的消费，其本质特征不在于消费什么，而是用无限制的消费形式满足不可满足的欲望，从本质上来看，不具有经济价值上的合理性。因此，需要从伦理的角度，用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的伦理观念规制欲望的无限性和非理性，约束生活当中不必要的浪费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