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危机: 从现象到理论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生产方式的进步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发展进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物质主义模式。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紧张，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发展失衡、悬殊拉大，在自然层面表现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在全球层面表现为中心地区对边陲地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价值剥削和生态剥削，这一切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世界资源报告( 2000 - 2001) 》的数据显示，下世纪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工业化前浓度的一倍，经济发展呈高碳特征; 《2015 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至2025年全球的2 /3 人口将面临水资源短缺; 刚刚落幕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报告显示，全球1 /4 的死亡人口与环境污染有关;而以蔗糖为代表的单一出口型农业在巴西东北部不受约束的扩展，则最终毁坏了当地土壤，使这一地区走向赤贫。生态危机以及由生态问题导致的社会危机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如何解释和应对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前沿问题，不同国家的思想家、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对生态危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其中包括生态伦理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
生态伦理学包括动物福利论、自然价值论、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学科分支，涉及后现代主义环保运动内容，以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为思想代表。其中，浅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科学技术，试图在不改变社会机制的条件下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 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西方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主张实施生态中心主义，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制度改革和文化变革，从而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技术对自然、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出发，探索了生态危机的理性基础和技术基础，对工具理性思维、资本主义制度、消费主义文化展开批判。此论认为，科学技术、私有财产与市场经济一起造就了两类自由，一是摆脱未知自然暴虐的自由，二是通过理性方式增进社会福利的自由，这一方面使人类免于自然暴戾并享有丰裕物质，另一方面则使自然物化、奴化、矮化，成为人类宰制的客观对象。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和人的发展向度完全服从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将自然视为免费的馈赠，制造了大量的虚假需求，使生产异化扩展到消费异化，并最终导致非理性成为了理性。理性表现为生产率的疯狂发展，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和大宗商品的扩大对自然的支配成了破坏性的力量 。因此，要真正合理地限制技术负效应、理性地控制物欲，就必须摒弃异化消费，树立新的需要和新的感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流，产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把社会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尝试，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以批判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为己任。其中，莱斯的控制自然论，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观和技术观，奥康纳的二重矛盾理论以及高兹推崇的经济理性虽在具体论证上各有不同，但均认为，消灭生态危机关键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生态社会主义的模式，既维护社会正义又维护生态正义。同时以佩珀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比较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反对生态伦理学提出的生态中心论，主张用建立在人类普遍福利和财富基础上的、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弱人类中心主义维系人类发展与生态保护__之间的平衡。作为新近兴起的理论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同样以生态关怀为理论旨趣，却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础、论证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有所区别。它以小约翰柯布等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为代表人物，一方面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继承了机械决定论、历史规律论和二元论立场的现代性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无法实现逻辑一致和现实兼容，主张用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对其进行理论重建，同时吸纳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试图建立起整体的、系统的、过程的、开放的新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现代性的特点和后果，批判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反对以技术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提倡蕴涵内在价值的共同体价值观，主张实施超越了价值中立的有机教育，并施行以人类共同福祉为基础的地方生态自治和混合制市场经济。
以上流派对生态危机的探讨，有利于提升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关注，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学空场。生态伦理学的解读模式突出了自然价值和生物道德，将人的发展权利和生态权利对立起来，切断了生态问题的历史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模式着重批判了技术理性和消费异化，对生态危机持消极悲观态度，陷入了浪漫主义和复古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模式淡化阶级矛盾，主张以生态危机论代替经济危机论，过分拔高了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意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模式突出了现代性批判，但有机哲学、后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反对全球经济、主张地区发展等观点仍有待讨论。
实际上，生态问题是社会问题在自然界的表现，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实质是人的发展危机。生态问题的产生源于人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生态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状况和生态发展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最终落脚于人的发展状况，而不是屈从于物质发展和自然主体的过分彰显。因此，作为研究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人学，理应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反思。
二、生态问题的人学审视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阈中，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谐统一。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人的存在和自然界的存在是相互统一的。人的身体、感官、意识、需要、精神等等都不过是自然界发展和演化的产物，人的生存和生活须臾不能离开自然。自然界不仅直接为人提供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作为外环境还影响着人的身体自然和精神自然。如果某种存在物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没有自然界，那么它就不能参与自然界的活动，不能成为自然的存在物。马克思说: 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见，人是自然的延伸，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自然则是属人的自然，不断向人生成的自然，二者不可分割。其次，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人通过实践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人的实践活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能动性与受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自然界的存在具有双重属性: 作为自在自然，它表现出自身特有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从而表现为对人的意志和力量的强制性或反抗性; 作为自为自然，它表现出对象性和属人性，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和目的灌注其中。一方面，作为自然存在，人是具有自然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感性对象性的存在，人是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因此，实践活动作为主体之于客体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一方面要顺应自然的属性、特质与规律，另一方面又要按照自身的尺度对自然界进行能动的改造。只有将主观性与客观性、能动性与受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结合起来，人才能在其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互换的活动中既保护自然，又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身目的。再次，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的延伸，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人化，人的历史和人的社会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人的实践活动，包括工农业生产劳动、技术创造、科技发明等等，都不过是通过利用自然而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展现的过程，不过是将自然史发展为人类史的过程。正是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界的人性和人的自然性才有机结合起来，自然才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背景和纽带，才最终形成人的社会。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脱离人而抽象地讨论自然不免陷于抽象和空洞，而脱离自然讨论人类社会和人的历史则失于无根和虚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看来，人的存在、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和人类历史都必须以自然界为前提和基础，而自然界又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人与自然之间不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且相互生成、相互建构。真正的社会应当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理性的、科学的自然观和人的发展观具有内在协调性和包容性，应当促进自然权利与人的权利的双重复归，从而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尚不发达，人与自然之间虽有矛盾，但总体上处于和谐相处的状态。直到近代以降，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关系__的内在统一性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空前的矛盾和紧张，环境问题、生态危机成为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从思维方式看，生态危机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其根源是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特别是启蒙运动的开展，人类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真理的权力由外在世界收归人自身，交给理性的法庭。人既是认识主体、也是认识确定性的保证，而外在世界( 自然界和现象界) 则成为认识的材料和客观对象。主体的理性能够将外在世界呈现的客观现象消化、吸收并整理到自身的内在世界。凡是能被主体认识、能与主体同一的对象被直接纳入到知识和真理的体系，而剩余部分则被视为尚未被把握或有待被把握的世界。因此，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实际上是以人的发现为中心的自然的发现，自然界不过是理性的外化和展现的结果。在人类湛然明晰的理性能力面前，自然界的神性和魔力被祛魅，自然界杂乱无章的偶然性被认识的普遍必然性把握，自然界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被逻格斯的同一性统摄。这种以人类理性认识能力为核心的认识论霸权使自然彻底沦为无意识、无反抗能力的奴隶，其实质是认识论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既是真理层面的，也是价值层面的。具言之，人对自然的探索一方面在于追求客观的必然真理，另一方面则在于满足人类自我持存的价值需要。因此，认识的目的不是纯粹地为知识而知识，更在于知识的技术化运用。一是逻辑的技术化应用。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偶然到必然等逻辑推理原则将外部对象纳入到主体的规制之中，并使自然变成可上手、可操作的器物、装置和机械，人能够按照自身尺度和需要重新安排自然的结构和秩序。更重要的是，理性的同一性逻辑在变成等价交换的原则之后，使一切事物化为使用价值，将使用价值换为交换价值，从而推动着自然和社会的商品化和货币化。二是数学和科学的技术化运用。从伽利略开始，人们就试图通过数学方式构建纯客观、纯实证的自然科学大厦。数学和科学的运用为人们探究和利用自然提供了更加精确、更加细致的工具，复杂的外部世界变成可量化、可算计、可模型化的对象。这不仅直接提高了外部世界的可操作性和可操控性，更提升了利用自然的效率，增强了经济机器的权能。知识的技术化运用的结果是人们放弃了对原因、意义和目的的追问，取而代之以公式、规则、效率，手段成为目的，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可见，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将人变成万物的尺度，将自然视为纯粹的对象，使自然控制变成控制自然，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启蒙理性对人的宰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 。启蒙理性所高扬的主客体二分和同一性思维模式，最终导致了神话与启蒙的二律背反。启蒙战胜神话确立了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也因此成为万物的主宰，成为新的神话。在启蒙的暴政面前，个人也将变得无关紧要，人类最终将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
从发展模式看，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任何一种社会生产，都离不开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结合，因而必然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的规模性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指出: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表明资本的运行包含两层逻辑，一是物的逻辑，二是关系的逻辑。所谓物的逻辑，是指资本通过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物质财富的增加; 所谓关系的逻辑，是指资本运行的目的是不断地追求剩余劳动，追求价值的增值和积累。物的逻辑是关系的逻辑的手段和中介，而关系的逻辑则是物的逻辑的本质与目的。资本家利用私人财富支配工人，以满足无限制地榨取剩余劳动的需要; 同时又通过工人控制自然，使自然成为财富增长的手段，这样，资本就实现了对人与自然的双重掠夺。
在资本增值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对货币财富的贪欲，资本必然极力将自然界变成使用价值，变成实现交换价值的手段。在生产领域，为了提升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效率以及不断扩大再生产规模，资本必然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控制。一方面，资本致力于不断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力对生产资料的加工速度，扩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力度; 另一方面，资本极力利用所有可资利用的科学技术，从一切方面去探索自然界，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从一切方面去利用自然界，以便使自然界的所有领域都服从于生产的需要。人与自然发生关系，创造满足人的具体需求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必须通过市场活动转变为交换价值，资本才能实现保值和增值，因此在消费领域，资本致力于通过产品包装、广告传媒、促销活动等一系列手段刺激消费需求，以加快物品死亡的速度，从而大大加深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程度。当价值生产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生产和生活的污染物的排放超过环境自然的自净能力时，就会严重破坏自然界的新陈代谢系统和环境承受能力，最终导致生态危机。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人对自然的蔑视和宰制进一步加剧。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自然界遭到资本的全面控制，成为被掠夺、被破坏的对象。与此同时，资本还以资源分配污染分配等不平等形式加深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使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自然界之于人类，既是水龙头，又是污水池 水龙头成了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资本对自然的掠夺的实质是通过自然掠夺实现人对人的掠夺，制造和加剧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社会区分。因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其本质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危机。
总之，在资本增值逻辑的支配之下，人类对自然界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发挥到了极致，自然界被作为生产使用价值、榨取剩余劳动的资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变成了异化甚至相互敌对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和物化。如果说资本对劳动的掠夺导致了生产正义、分配正义问题，那么，资本对自然的掠夺则导致了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问题。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资本的效用逻辑和增值逻辑就会不断发挥作用，资本对自然和工人的掠夺就只会扩张不会停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空拓展，资本的生态掠夺将逐步演变成代际掠夺、民族掠夺、区域掠夺，从而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发展。
三、绿色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资本对自然与人的双重掠夺以及对社会财富和环境污染后果的不平等分配，不仅引发了生态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而且彻底戳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普世主义的虚伪价值面具。对此，克莱顿在有机马克思主义宣言中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 1) 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在资本主义各尽所愿，按市场分配的正义理论下，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而工人却只能获得维持基本生计的微薄工资。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满足了极少数富人奢侈浪费的消费主义生活，却远远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 2) 自由市场不自由。斯密关于个人自由追求私利必然带来社会普遍繁荣的观点是错误的，自由市场最终的结果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贫困差距和阶级对立。为了地球的共同福祉，市场只能发挥附属的作用。( 3)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在资本主义对整个世界的主宰下，全球气候破坏愈发严重，如果不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变革，气候变化将会给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和大量动植物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因此，要真正超越由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危机，从而化解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树立绿色发展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提倡绿色权利，重塑以人为本理念。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认识到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全面认识人的权利。西方人权理论认为，人的权利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蓝色__权利，指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洛克为首的自由主义为代表; 二是红色权利，主张在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应当追求人类共同体的经济社会权利，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 三是绿色权利，主张社会的发展不仅应当包括人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应当考虑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对人类发展的意义，以西方绿色左翼为代表。过去，人们主要重视人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忽视了人的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提倡绿色权利，就是要认识到自然是人和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既需要金山银山，也需要绿水青山，敌视自然、破坏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最终只会带来对人与自然的双重伤害; 提倡绿色权利，就是要将资源、环境、生态状况纳入到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评估体系之中，特别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代际发展、区域发展、全球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完善人权观念，而且有利于重塑以人为本整体发展视野。
其次，重视生态权利，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是在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中向人生成的有机系统，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拥有主宰自然的权力，更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在向自然施展自身权力的同时，自然也在向人施展权力，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的权利关系而非单方面的权力关系。因此，我们在强调人的绿色权利的同时，也要强调人对生态环境的义务，重视自然界的生态权利。具言之，我们在对待自然界时，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无情感、无意识的客观对象、视为他者，而要在一定意义上将自然人格化( 如自然母亲的说法) ，正视自然的价值、意义和未知性，真正做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坚持人类权利与生态权利的统一，不仅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片面对立，而且有利于推动个人共同体大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人类发展共同福祉的实现。
再次，树立绿色增长理念，改变物质主义发展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既敌视人、又蔑视自然的物质主义发展方式。资本通过掠夺人的方式掠夺自然，导致了自然的贫困和生态危机。对于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要利用好驾驭好资本，就必须在利用资本创造文明的同时警惕资本对人与自然的掠夺。其一，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经济增长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做到眼前发展与长远发展、局部发展与整体发展的有机统一; 其二，充分保护本地区人民的绿色权利。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尊重本地区人民的意愿，不能以红色权利绑架绿色权利，使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悖离。其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利用资本对科技的推动作用，大力扶持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打造绿色GDP。其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要注重资本分配、劳动分配、要素分配三者之间的平衡，防止贫富差距; 同时也要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回馈，及时处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历史欠账。
最后，践行主体精神，促进绿色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既包括静态限度的自然条件，又包括动态因素的人类能力。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不能离开人的尺度，不能放弃理性思维，不能没有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中，必须明确人的主体地位，树立人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及道德主体意识，超越以自然规律主人自居的机械认识，提倡与自然共生的绿色思维和保护自然的主人翁精神; 勇于承担生态使命，进行科技创新，清除有害技术、发展替代技术、阻止潜在危险技术、补偿技术受害者; 协调处理肚皮问题和地皮问题，在解决部分地区环境问题与生存问题关系的基础上，适当关注环境问题和舒适问题的关系; 深刻认识生态可持续是工业可持续赖以维系的基础，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处理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技术进步、生产发展、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环境成为人类福祉的庇护所，而不是伤害人类的刀口。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人的片面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