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以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方式，艺术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女特工的生命历史及其情感经历，凸显了战争环境下复杂而扭曲的性别关系，进而参与了历史记忆的建构。曾经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刺杀丁默案”为电影制作者营造特定时空、特定情境提供了创作素材和重要依据。李安在深入挖掘张爱玲创作的文学作品内涵的同时，也把自身对历史的感触融入电影创作之中。观众欣赏电影，就是一个阅读影像文本的过程。通过发表评论，观众阐发自己对银幕形象以及历史人物的理解、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以及对性别关系的认知。
关键词：《色・戒》；影像史学；战争书写；性别史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150-0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不同政治势力为夺取和维护各自的利益展开争斗。与此同时，各方情报人员之间的激烈较量也令上海变得谍影重重，其中不时闪现着女特工的身影。女特工由于身份特殊、行动隐秘、经历复杂，往往成为影视和文学创作者关注的群体。她们与周围男性的关系也往往成为影视和文学作品着力刻画和艺术表现的焦点。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以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方式，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女特工的生命历史及其情感经历，同时也为解读影像中的战争与性别提供了典型个案。对于郑苹如的死亡原因及其与汪伪政权内部派系斗争的关系，台湾学者罗久蓉已有专文做了详细分析。她指出战争在进行破坏与毁灭的同时，还挑战传统的男女性别分工，改变既有的性别伦理与国族观念。本文从考察影像文本与历史事件、文学文本的关系人手，以性别视角探讨不同身份的文本制造者的历史观，及其对性别关系的想象和建构。首先以历史事件的亲历、亲闻者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为切入点，围绕“刺杀丁默案”，探讨战争背景下不同文本书写者的性别观念及其历史言说。其次，从分析张爱玲创作的小说《色・戒》及相应的评论人手，重点解读张爱玲及其文学作品的读者、评论者对战争背景下国族主义和女性角色的再认识。最后，以李安导演的同名电影《色・戒》为中心，探讨影视作品与文学文本如张爱玲小说之间的关系，考察李安通过重新演绎张爱玲的小说试图传达何种历史见解和性别观念，进而阐释导演、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2007年，著名导演李安摄制的电影《色・戒》上映后，立即引发热议。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众多媒体评论不断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性”和男女主角的身体表演时，却忽略了这部电影是从什么角度再现特殊年代的历史与社会，并如何以独特的语言诠释战争与性别、权力与人性等深刻命题。
电影通过镜头讲述历史和故事，而站在镜头后的导演才是真正的历史讲述者。因此，电影《色・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导演的李安对历史的认知和解读。在他看来，处于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孤岛”，“外面东西进不去，里面然后塞好多的人，有一个非常时期的发达，比平常还要发达，孤岛的一个病态的繁荣。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罪恶的地方，也是很特殊的地方”。相对解读历史而言，还原历史更是一项十分艰巨甚至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从电影《色・戒》的制作过程看，李安及其创作团队力图使影片的每一处细节都更符合或贴近历史，从场景的没置到服装、道具的制作，都要根据历史资料提前做足研究和准备的工作。李安就曾表示：“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乍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影像不仅可以使人们近距离地观看历史，更要引发观众对历史的关注，对历史人物命运的牵挂。值得注意的是，电影《色・戒》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成功地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抗日争时期具有特殊身份的女性群体――女特工，进而引发对沦陷时期上海各派政治势力相互较量的历史的探索和时论。于是，1939年轰动上海滩的“刺杀丁默案”就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1939年12月20日，上海静安区西伯利亚皮货店内，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负责人丁默在陪身旁女伴选购皮衣，却未料到一起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正在按计划悄然进行，而参与此次暗杀行动的关键人物正是身边这ft'j之交往甚密的女子郑苹如。虽然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工们提前埋伏在皮货店周围，做好了各项准备，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丁默的反侦察能力。多年从事特务活动的丁默拥有鹰犬般灵敏的嗅觉，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心，在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的那一瞬间，丢下身边的女友，不顾一切地飞奔逃出皮货店，躲避针对自己的暗杀，从而导致这场策划周密的暗杀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如此，三日以后，郑苹如便遭到丁默的逮捕，并于1941年1月3日被执行枪决。
“刺杀丁默案”虽然没有达到锄奸的目的，但却轰动了上海滩，使得郑苹如及其与丁默的关系成为公众关注的焦。郑苹如，1918年生，浙江兰溪人，父亲郑钺又名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并加入同盟会、郑钺在日本期间，与名门之女木村花子相识。木村花子仰慕中华文化，同情支持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时斯，她时常追随孙中山、黄兴等人，聆听其革命演说，还自愿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与文件。她与郑钺在革命活动中相知相恋，结为夫妇。婚后，木村花子改名郑华村，随丈夫到中国定居。1928年以后，郑钺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之后还扪任过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等职。
郑钺与木村花子共育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次女。她聪慧过人，从小跟随母亲学习和掌握了日语，日语说得非常流利。她在上海民光中学就读时，丁默曾兼任该校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郑华君对日本侵华行径深感愤怒，她的言行对子女也产生了较大影响。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郑钺与木村花子笨全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年仅14岁的郑苹如与姐姐一起跑到浦东乡间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上海沦陷后，郑家以郑华君是日本人的关系，继续留居上海，参加地下抗日工作，郑苹如与二哥郑南阳也成为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郑苹如凭借美貌、出众的日语水平与交际才能，广泛接触日伪人员，甚至通过结识日本首相近卫文蘑的儿子近卫文隆，获取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郑苹如特殊的家庭背景、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与丁默曾为师生的特殊经历，使她被中统选为引诱丁默上钩、伺机采取暗杀行动的最佳人选。 “刺杀丁默案”发生在1939年，但是直到1946年郑苹如母亲郑华君指控丁默为杀人凶手时，该事件的详细内容才得以披露。事件的重点也随之从刺杀丁默转移到郑苹如遇害上。郑华君的起诉书、丁默邮的辩护词、审判长的判词以及其他证人的证词为考察在抗日战争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郑苹如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国锄奸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历史提供了证据。其中，郑华君提交给法院的一纸诉状则是将女儿所从事的暗杀汉奸之秘密行动转化为公共事件的关键。于是，曾自由出入汪伪七十六号、“刺杀丁默案”后被汉奸处决的郑苹如就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女主角，恢复了从事秘密工作的社会身份，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并使人们不得不对这个中H混血儿与中统、日本情报机关、汪伪政权特务组织有着复杂关系的女性加以重新认识。
据郑华君讲述，郑苹如从上海法政学院毕业后，于1937年加人中央调查统计局工作，其“爱国之志胜于须眉……以获取敌伪情报及破坏工作为大职”。而丁默、李土群在上海组织的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丁逆担任主任伪职，专以捕戮我方爱国同志、献媚日敌为事”。郑苹如之所以能够接近丁默，是因为她在民光中学上学时，执掌该校校政的正是丁默这种师生之谊为郑苹如接近丁默提供了便利，而丁默也想借助这层关系让郑苹如劝说其父为日本侵略行服务，甚至威胁她说：“若不识时务，勿谓七十六号无人，行将夺取汝父生命。”丁默的无耻行径令郑苹如十分愤怒。1939年，郑苹如奉中统密令，和多位同志秘密商议伺机暗杀丁默。遗憾的是，在采取行动当日，丁默侥幸逃脱，郑苹如则最终遇害。对于郑苹如的遭遇，母亲郑华君不禁哀叹：“小女为国捐躯藉以成名，夫复何憾，而忠骸何在，莫可追寻。”
郑华君力图说明中日混血的身份并没有阻止郑苹如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而竭尽全力，乃至牺牲生命。虽然身为日本人，但郑华君本人在为女儿正名的同时，也通过讲述郑苹如及其家人全都热爱中国、爱好和平的事迹来表明自己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从而博得案件审判者和公众的理解、同情。她将丁默直呼为“丁逆”的目的则在于揭示丁不但是杀害郑苹如的凶手，也是危害国家安全、违背国家民族大义的大逆不道的杵逆之徒。经过郑华君的慷慨陈词，孰忠孰奸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对一个母亲而言，郑华君失去自己的亲生女儿，永远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一句“忠骸何在，莫可追寻”不仅给郑苹如为国捐躯下了定论、道出作为母亲的内心悲痛，也以此强化了对丁默邮的血泪控诉。
面对郑华君的指控，丁默在法庭上使出浑身解数百般辩解，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罪责，矢口否认杀害了郑苹如。据1946年11月19日的审判记录记载，当审判长问及他与郑苹如的特殊关系时，丁默邮仅通过转述李士群等人的话来说明与郑苹如的师生关系，并没有作正面回答，反而将重点转移到郑苹如与共产党的关系：
至于他（她）是不是中央地下工作人员，被告不知道。不过这种爱国心，被告是很羡佩的。据翻译说，郑小姐有几个日本朋友是共产党，这样被捕的。后来又说他（她）是中央特工。所以郑小姐被捕一方是与中央有关，一方是与共党有关才被捕的。
如果说此时丁默尚能对郑苹如的爱国心有所尊敬，但当一再被法庭提审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则百般抵赖，公然否认郑苹如被捕与自己有关，而强调郑苹如与共产党有牵连，试图彻底撇清两人的关系。他甚至极力诋毁：“郑苹如为人道德很坏，被告不愿意说。”在法庭上，丁默甚至利用人们，包括庭审人员对女特工的性别刻板印象，为洗清自己的罪名强词夺理，不择手段。就连审判长金世鼎的发问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于女特工的偏见：“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是要牺牲自己贞操的。”
在这起暗中策划的秘密行动向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转变的过程中，郑苹如始终处于被言说的位置。她的公共形象由郑华君、丁默等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共同建构，呈现出颇为复杂的不同面向。这也充分反映出具有不同主体身份的文本制造者对女特工的角色及特殊历史时期性别关系的想象和建构。
二
战争时期，那些从事特工活动的女性以何种方式表达她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又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私人情感？在已成为历史的“刺杀丁默案”中，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却在张爱玲细腻的文学笔触下得到渲染和表达。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小说《色・戒》在叙事技巧上故意隐晦，处处旁敲侧击，把一些琐碎的细节放在故事的前景中。然而，正是这个短小精彩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李安导演，使他下决心把小说改编为剧本，搬上荧幕，运用现代的视听技术、拍摄技巧和传播手段加以再现。影像既拓展了人们对历史的想象空间，也为文学文本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可以说，正是电影《色・戒》的热映，使得张爱玲及其文学创作得到更多的关注，以及更广泛的传播。1977年，张爱玲花费20多年时间创作的小说《色・戒》几经修改，终于在《皇冠》杂志上发表。在遵循历史事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张爱玲进行了大胆的想象，以她独到的细节书写将沦陷后上海局势的紧张恐怖、爱国学生的热情稚嫩、汪伪特工的老奸巨滑刻画得栩栩如生。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一群爱国学生设计了“美人计”，由王佳芝接近引诱汪伪特工头子易先生，再由其他人配合伺机实施暗杀。在整篇小说里，张爱玲花费笔墨最多的便是女主人公王佳芝，深入挖掘并再现了她从爱国女学生转变为“业余”女特工的心路历程。
自始至终，王佳芝总有一种当演员的感觉，然而前后的心态却大有不同：
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还公演过一次，上座居然还不坏。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楼上乘客稀少，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
在假扮麦太太、引诱易先生的初期，即使身处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向前迈出的每一步也都能令王佳芝找到演出成功的那种成就感：
那天晚上微雨，黄磊开车接她回来，一同上楼，大家都在等信。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 然而到了王佳芝准备以买戒指为名，为暗杀行动创造机会的关键时刻，除了有一种“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的紧迫感，背负着秘密任务的王佳芝还有着一种当演员卖命、略显凄凉的心境，这与她在学校演出时的兴奋、快乐形成鲜明对比：“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小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
虽然女特工郑苹如在“刺杀丁默案”中是失语的，但张爱玲却让王佳芝袒露了自己的心扉，自述与周围男性的关系。为了更加接近易先生、引诱他落入设下的圈套，王佳芝甚至抱定了“牺牲的决心”，与梁闰生发生关系，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太太”。但当计划屡屡落空时，王佳芝又感到懊悔：
“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对自己说。
也甚至于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别具用心了。
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对于暗杀对象――易先生，王佳芝最初与之碰面时，就在揣摩其心态：
这天第一次坐下来一桌打牌，她知道他不是不注意她，不过不敢冒昧。她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她有数，
在正式展开与易先生面对面的交手后，王佳芝感到：
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随着暗杀时刻的临近，王佳芝的内心波动越来越强烈，情感发生微妙的变化。她甚至反问自己：
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
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大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有一阵子她以为她可能会喜欢邝裕民，结果后来恨他，恨他跟那些别人一样。
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至于易先牛，在王佳芝被处死后，他也感到情感--出现了巨大的失落：
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可见，由档案所呈现的郑苹如与丁默邮一忠一佞的历史形象，被张爱玲还原到复杂多变的人性本身，其中也渗透着她对战争、政治、权力等因素的认知。此外，在张爱玲设计的几场麻将戏中，一群不问国事、闲散傲慢、争风吃醋的官太太们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左右首两个太太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时装。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 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大氅最庄严大方。
毫无疑问，张爱玲用她精炼的文字勾勒出具有不同主体身份的人在战争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色・戒》发表后，受到广泛关注，也引来舆论的批评。其中，张系国以“域外人”的笔名发表评论，抨击《色・成》是歌颂汉奸的作品：
不是所有的不道德的题材都可以写或应该写。作家如果故意标新立异，特意发掘不道德的题材，也许反而会毁了自己。至少人认为，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
张爱玲被这种指责深深刺痛，立即予以反驳：
特务工作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可以说是专业中的专业。受训时发现有一点小弱点，就可以被淘汰掉。王佳芝凭一时爱国心的冲动――域文中说我“对她爱国动机全无一字交代”，那是因为我从来不低估读者的理解力，不作正义感的正面表白――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就干起特工来了，等于是羊毛玩票。羊毛玩票入了迷，捧角拜师，自组票社彩排，也会倾家荡产，业余的特工一不小心，连命都送掉。
实际上，张系国对张爱玲文学创作的不满，带有强烈的个人价值判断及其对于爱国者和汉奸的区别。例如，小说称：“易先生的‘鼠相’据说是主贵的”在域外人看来，“汉奸之相‘主贵’，委实令我不解”。对此，张爱玲也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强调：“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这样的分寸把握显现出女作家的笔触细腻，自无可厚非。但是张爱玲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理解与把握却不够精准，减如罗久蓉所指出的那样：她从头到尾不曾让盲目的爱国主义冲昏自己的头脑，民族主义对她来说就像一个图腾，可远观而不町亵玩i- I]
在报刊媒体构成的公共舆沦空间中，张爱玲与“域外人”在报刊媒体上的交锋，一方面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重新唤起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回忆。读者不仅讨论张爱玲文学创作的水平和技巧，也热衷于寻找故事的原型，甚至将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与胡兰成和张爱玲联系起来。这些评论既实现了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也反映了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女特工、汉奸等特殊人群的认知。
三
电影《色・戒》是在综合历史、文学、艺术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再创作。相对于详细铺陈过往的历史，李安更注重的是深入挖掘人性本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无法肯定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所塑造的人物与历史上的“刺杀丁默案”有着必然联系，但是历史事件为电影制作者营造特定时空、特定情境仍然提供了创作素材和重要依据。影片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紧张的故事情节再现了女特工充满艰险的生存处境，凸显了战争环境下复杂而扭曲的性别关系，进而参与了历史记忆的建构。
李安在深入挖掘张爱玲作品内涵的同时，也把自身对历史的感触融入电影创作之中。电影《色・戒》除了故事的戏剧性和人物的心理描写较原著有所加强之外，更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既阴森又有杀气、但浪漫韵味犹存的气氛。李安本人也多次提到，他“不是张爱玲的翻译”，而是“受到她的提示去发挥”。在紧张、凝重的氛围中，影片通过对易先生、邝裕民、老吴等男性角色的塑造，揭示了汪伪特工、爱国学生、中统特工等具有不同主体身份的男性之生存状态。李安所采取的叙事策略是通过增加人物对白，来进一步刻画人物性格，彰显戏剧的张力。例如，王佳芝和老吴之间就有一场十分耐人寻味的对白： 他（老吴）接着对王佳芝说：“你继续钓着他，定期给我报告。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有任何动作！记着！情报工作人员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忠诚！忠于党，忠于领袖，忠于自己的国家！你明白吗？”
王佳芝：“你放心，我会照着你的意思去做的。”
老吴：“好，很好！你现在只要继续的把他拴在陷阱里面，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王佳芝：“你以为这个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吗？你当他是谁？他比你们还要懂得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得像条蛇一样往我心里面愈钻愈深。我得像奴隶一样的让他进来。只有‘忠诚’的呆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够钻进他的心里。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得流血、哭喊，他才能够满意，他才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在黑暗里，只有他知道这一切是真的……”
老吴：“好了！不要再说了。”
王佳芝：“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也可以把他折磨到撑不下去，我还要继续……直到精疲力竭，我崩溃为止！”
老吴：“够了！”
王佳芝：“每次最后他身体一抽倒下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冲进来，朝他的后脑开枪，然后他的血和脑浆就会喷到我一身！”
这场对白集中诠释了地下斗争的残酷性和性别关系的极度扭曲、心灵与肉体的极度错位.尤其以女性的主体言说表明女特工所做的巨大牺牲与心灵挣扎及其超过常人的意志力。至于被媒体大肆炒作的情欲戏，李安的初衷则是希望以王佳芝与易先生身体的接触揭示其心理和感情的逐步变化，进而挖掘权力、欲望与人性之间的关系。
此外，李安还通过易先生的一段话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在败退前的心态及其对前途的无望与无比的悲凉：
你听他们唱歌，像是在哭。听起来像丧家之犬。鬼子杀人如麻，其实心里比谁都怕，知道江河日下，跟美国人一开打，就快到底了。跟着粉墨登场的一班人，还在荒腔走板的唱戏。
与小说创作不同，电影集声、光、电为一体，凝聚了编剧、导演、演员的集体智慧。一部成功的电影是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美术、音乐等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尤其是，演员并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导演的安排，而是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主动融入自身对历史故事的理解、诠释和对历史人物的把握、塑造。梁朝伟在饰演易先生的过程中，就坚持加入一些动作细节、眼神来塑造易先生复杂的人物性格。汤唯也抓住了影片的核心，展现r王佳芝在从理想主义的女学生转变为女特工的过程中，所经受的严酷考验和思想转变。因此，观众只有读懂演员在镜头前细微的动作，甚至微妙的眼神，才能了解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同时，在电影院这个公共空间中，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观众也会出现不同的情绪变化和反应，或屏息凝神，或尖声惊叫，或愤愤不平，或哄堂大笑……从而使自己也变成了演员，参与到性别表演之中。
在融合历史与文学的基础上，影像再现了历史，诠释了小说，从而形成一种动态鲜活的文本。观众欣赏电影，就是一个阅读影像文本的过程。通过发表评论，观众阐发他们对银幕形象以及历史人物的理解、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以及对性别关系的认知。对于爱国学生、女特工、汪伪政权特务头子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观者由于身份不同，也会出现严重分歧，甚至各执一词。郑苹如的胞妹郑静芝指责李安的电影让她去世的姐姐蒙羞，也令她寝食难安。郑静芝还特地在美国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站出来要为姐姐澄清事实，还历史真相：“当时她（郑苹如）做的主要工作就足把对中国叛变、对自己国家不利的（汉奸的）情报，通过发报机送到重庆去。”与银幕上因情感波动而导致暗杀行动失败的女特工形象完全不同的是，历史上的郑苹如意志非常坚定，为了保护家人，她做出了重大抉择。郑静芝就披露IH{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姐姐谋刺失败后，汪精卫政府的特务机关威胁要杀害我全家，姐姐自行投案，没有连累家人。”
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观众在对电影的评论中也充分体现出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人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解读。《色・戒》在台湾上映后，马英九认为《色・成》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大义。一些评论者认为影片拍出了“中国悲情”，还原了台湾问题的根源，让全球观众重温那段历史，了解数亿中国人在日本军国义铁蹄下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大陆，有人认为电影过度表现了爱国学生的幼稚举动，有人不满意汉奸的造型，也有人开始寻找资料，重新解读这段历史。
当这些评论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发表后，一个公共的舆论空间随之建立起来，使得更加多元的文化观、历史观和性别观得以建构与传播。
结语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环境中，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女特工这样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女性以独特的方式参与抵抗外来侵略、捍卫和平的壮举，为国家、民族效命，不惜流血、牺牲，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由于背负着重要的、特殊的使命，她们在公共场合的一言一行都事关重大，时时刻刻都处于来自四面八方的监视之中，因此需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她们经常以不同的社会身份作掩护，出入不同的社交圈，利用高超的社交技巧接近目标，赢得对方的信任，进而获取情报。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她们与周围男性的关系往往被想象成利用与被利用的多重复杂关系，其私人情感和主体意识难以得到完整的表达。
影视史学既离不开对基本史实的探寻，更需要对各种再现历史的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周密的阐释作为艺术再现历史的文学文本，因为具有形象生动、细节丰富等特点，为深入探讨历史与文，学之问的张力提供了难得的样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影视作品及作为创作基础的文学作品在再现历史的同时，也反映出创作者的历史观。需要关注的是电影创作者和文学书写者的历史诉求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表达，如何表达，观众或读者又是怎样评述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