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国；当代；都市；女性；性别诗学
论文摘要：都市女性写作侧重性别视角，立足女性立场，其作品具有浓郁的都市情调、开放的时代氛围和强烈的性别意识。都市女性写作是一种与传统写作和主流写作明显不同且颇具先锋、另类色彩的性别写作，这种先锋和另类不仅体现在对传统观念和法则的解构上，还体现在对新的文学生态、新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上，特别体现在对性别诗学即女性性别写作理论的积极建构上。都市女性写作的性别特征最主要体现在“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情色写作”等几个方面。
都市女作家立足日趋现代化、多元化的当代都市，侧重表现五光十色的都市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这使其创作不仅洋溢着浓郁的都市情调和开放的时代氛围，还体现出强烈的性别意识甚至鲜明的女权色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都市女性写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性别写作，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性别文学”。与传统文学观念中凸显“革命意识”、“阶级意识”、“意识”、“社会意识”等“主流”文学和“正统”文学相比，这种远离“中心”、一直被忽略、被边缘化了的性别文学，无论其旨趣还是其价值取向，都明显溢出了传统文学理念及其法则的既定规范，而表现出强烈的先锋性和另类色彩。这种都市女性写作的先锋性和另类色彩，不仅体现在对观念和传统文学法则的解构上，还体现在对新的文学生态、新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上，尤其对性别诗学——即女性性别写作理论的积极建构，体现了都市女性写作最突出的价值和最明显的特征。
特征之一：个人化写作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制度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完全表达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女性在接受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时候，只能遵循统治者的理论来认识自己，形成自我意识。”日本当代著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水田宗子在这里所深刻揭示的，是女性形象及女性自我意识在男性作家笔下被扭曲、变异的事实。地看，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其被压抑、被书写、被误读的命运由来已久；而只有当女权时代到来以后，尤其当越来越多的觉醒女性成为“写作的娜拉”以后，女性被书写、被误读的命运才开始出现转机。在中国，都市女作家个人化写作的异军突起，无疑表征着一个女性写作新时代的正在到来。
中国当代“个人化写作”的缘起以及最初的概念命名和后来的起伏发展，都与都市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关。至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早期以林白、陈染、徐小斌等为代表，其后包括卫慧、棉棉、徐坤、海男、九丹以及万芳、缪永、赵凝、王小柔、尹丽川等在内的诸多新锐女作家，因其创作注重表现个人体验以及独特的社会经历甚至私秘的生活场景，而凸显出与传统写作判然有别的个人化写作的鲜明特征。个人化写作已然构成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其中的很多作品均已在当代文坛产生广泛、持久的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
一般而言，都市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既彰显自我，突出个性，又特别注重性别视角，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性别立场。关于女性的个人化写作，当代著名女作家林白曾作过最为经典、精辟的理论概括：“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两者有时候是重叠的)，这两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淹没。淹没中的人丧失着主体，残缺的局限处处可见。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因此，从根本上讲，都市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是一种对性别压抑、性别禁锢的文学反抗和文化突围，她们试图通过女性自己的书写方式，擦亮女性尘封已久、模糊不清的性别意识，并用以抗衡强大的、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男性话语霸权。从这个意义上看，都市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就不仅仅是一种只关注两性问题且女性性别立场鲜明的性别文学，它更是一种女权意识凸显的女性主义文学，其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无不昭示着强烈的女性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文化上，它将是对女性解放的不断追求，对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确立，对女性意义世界的不断建造；在艺术层面上，它将是女性个体经验的不断展开，女性审美自由的不断拓展，女性艺术形式规范的不断丰富。”都市女作家个人化写作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显然既有别于传统的女性写作，更不同于一般的占主流地位的男性写作，它以边缘但又先锋而另类的思想艺术新质，构成了女性写作及其性别诗学建构的最为核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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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之二：身体
“身体写作”是一个内涵十分模糊、含混、暧昧的概念和文学现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这一写作现象不仅成为文学界，甚至也成为界、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其影响之大，可以说已超过近些年来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身体写作”的基本特征，是在作品中大胆袒露和细致描写女性(偶涉男性)的肉体之躯且伴有或写实或写意的欲望或性爱场景刻画；因其作者多为先锋、另类的都市女性，所以其完整称谓常被表述为“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事实上，都市女作家的这类所谓身体写作，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已开始出现在各体文学创作中，诸如林子的诗歌《给他》，叶梦的散文《羞女山》以及李轻松的小说《玫瑰血》等，无疑都属于这类“身体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及至二十一世纪之初，由于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更具前卫性和争议性作品的推波助澜，都市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才最终演为备受关注且茄褒贬不一的复杂文学现象。作为一种侧重表现两性关系的性别文学，“身体写作”对传统文学秩序及其规范的冲击和冒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必将会宿命般地招致来自传统势力的责难甚至理论围剿，这正如国内知名女性主义学者张念女士所尖锐指出的：“‘身体写作’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人们对它的厌恶和喜好同样的强烈。一些标榜‘身体写作的读本’，受到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抨击，个人的道德清白和的秩序形成统一战线，启动了文化‘免疫系统’，像防止SARS病毒一样，保护着精神赢弱容易感染的人民。而‘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线索，在我们这里，和‘作者死了’的哲学命题一起，同样遭遇了一种荒诞和奇怪的命运。’
显然，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单边主义的道德评判是非常短视和片面的。而一旦走出道德批评的浓重文化阴影，进入到性别批评和性别审美的广阔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身体写作”对于性别诗学建构的突出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身体写作”体现了都市女作家对性别压抑、性别禁锢的自觉突破和大胆反抗。古往今来，女性一直处于男权社会的严格“规范”和“训诫”之中。在男权社会对女性实施的各种约束和戒律里面，“身体控制”和“性控制”可谓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诸如“三寸金莲”、“贞操节烈”等，都是男权社会长期以来用以控制、摧残女性身体的最臭名昭著的罪证。显然，男权社会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规范女性的身体，其根本用心是要控制她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正如法国当代杰出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深刻指出的：“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因此西苏呼吁女性一定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中国当代都市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实践，其所形成的巨大解构力量，已然对传统世俗社会和男权文化势力造成了普遍的道德恐慌，也为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学说作了一个最有力的理论注脚。其二，“身体写作”还充分体现了都市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积极建构。从晦暗的深处蹒跚走来的女性，其心灵，其身体，其欲望，无不由于男权文化的强力挤压而扭曲、变形和异化；并且，“除了社会不断压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力，女性自身也通过社会教化的过程，把这种观念内化，从而形成被扭曲的主体。”而女性一旦扭曲、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其写作的价值立场往往也会扭曲、变形，不期然地沦为男权文化及其文学书写的同谋和帮凶。群体崛起的都市女性及其写作，其与传统女性写作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她们有着深刻的性别觉醒和自我主体意识，她们因此历史性地成为了男权文化传统的叛逆和破坏者；她们高扬身体和欲望书写的旗帜，其充满前卫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身体写作”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对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寻觅、探索和张扬。在今天，现代女性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成为自我，渴望成为自我的思想主体、人格主体、身体主体和欲望主体。这种渴望及其文学冲动，不仅是女性性别诗学建构的重要一环，也是女性自我实现、自我完成和自我救赎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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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之三：情色
都市女作家注重表现都市中的两性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尤其两性的情爱、性爱问题和现象。对两性情爱、性爱等欲望关系的深度表现和诗意描绘，构成了都市女性情色写作的一个基本内容和重要特征。所谓“情色写作”，主要指凸显情爱、性爱内容特别是两性欲望关系的一种写作方式和写作姿态。对都市女作家而言，“情色写作”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并且极具挑战意味的写作方式；在方式、审美活动以及审美内容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今天，这种写作方式不仅成为都市女作家的一种自觉的追求，而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来自读者大众的理解、认同和欣赏，为文学的百花园地增添了一道神秘迷人、风情万种的性别风景线。对此，国内新锐女性主义学者荒林女士曾作过激赏有加的乐观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的情与色，以前所未有的五彩缤纷，与商业大厅之中的缤纷时装一起，构成了我们时代生活的繁荣景观。如果目光健康而唯美，那些纯正如飞天的情色之美，其实是我们时代最渴望的鲜活动人的血液。……当代女性写作比任何时期都看重情与色，女人的身体已是女作家讨论的核心：在字与字的对话里，在物质描写的繁复之中，在男人与女人关系的较量间。”当然也必须看到，都市女作家的“情色写作”由于突出表现了一向被视为禁忌的两性欲望关系，而难免会遭遇来自世俗社会的各种误读、误解甚至被视为“诲淫”。但事实上，都市女作家的“情色写作”与为人诟病和唾弃的“色情文学”有着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可以从前者“审美”、后者“审丑”的两相比照中做出基本判断：在方面，“情色写作”的语言规矩、雅正甚至诗化，而“色情写作”的语言则低级、粗鄙而猥亵；在内涵方面，“情色写作”有着对情爱、性爱等人生内容的展示和积极思考，而“色情文学”则往往仅限于对欲望的追逐和占有，并无具体的情感和人生思考；在立场方面，“情色写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立场，女性破天荒地成为欲望主体，而“色情写作”则彰显男权意识和性别歧视思想，女性毫无主体性地成为欲望对象和“玩偶”；在趣味方面，“情色写作”常有着健康、诗意的审美倾向，而“色情写作”额充满病态、庸俗的审丑情结。可见，“情色写作”与“色情写作”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却呈现出两种非常不同的境界。在都市女作家心目中，“情色写作”因其侧重两性自然健康、风情万种的情爱关系、性爱关系的艺术展示，而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美好境界，这种境界正如香港著名女作家张小娴所曾感叹的那样：“引人人胜的情色小说，是一首诗，它不会放过对每一个细节的描摹，让我们从美好的性事中体现爱情的极致。”
作为一种先锋、另类的创作方式，都市女作家的“情色写作”站在坚定的女性性别立场，以女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性别审美，颠覆、拆解了男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专为女性量身定做的“性神话”和“性禁忌”。在她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两性情爱生活的由衷礼赞，她们更把两性的性爱看作是人性美的极致，看作是人生和生命的巅峰体验——著名女作家张抗抗说：“‘性’是人生苦乐和复杂人性的极致，是生命的巅峰体验。无陛’的人是不健全的人，无陛’的文学是单面的畸形的虚假的文学。文学中表现‘性’不是丑恶不是淫秽不是罪过，而是文化是美是尊严。”著名新生代女作家赵凝也认为：“性是人生的高峰体验，性带给女人的震撼却强于从极高的悬崖上奋力一跃，……没有性的生命是快枯萎的生命，生命需要滋养。”作家艾云同样强调说：“这(性爱)是生命最高峰的体验。……敞开以及性爱的种种自由形式，运动的形式，使女人的身体如一片花畦，芳香四溢。她在一种至高的迷幻形式里，体验到美的极致。”无疑，都市女作家的这种性爱理念及其情色写作追求，对于抵制、修正根深蒂固且充满性别歧视的色情文化和男权社会普遍的性不洁、性罪感等性审丑，从而构筑两性健康、澄明的性爱审美观念及其自然、和谐、平等的欲望关系，将起到一定的积极示范和促进作用。
女性性别诗学即女性写作理论的建构侧重性别视角并立足女性立场，对女性尤其都市女性的写作实践和文学探索进行审美关照和理论概括，其意义十分明显：一是有助于提升女性的性别写作对于构建和谐文学生态的重要性；二是有利于凸显女性的性别审美对于建设两性和谐审美关系的必要性；三是有益于纠偏、制衡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可以预见，在性别审美意识日益开放、发展的当代社会，都市女性写作及其性别诗学建构必将会为女性的性别觉醒和精神成长拓展出更大的文化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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