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摘要】Starting parative approach to study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Arguing that urbanization inmodern hina that in the akes three observations:
1)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inthe ena spiraledupetimes occurred odern Chinahas propell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th ruraland urban areas,but uch moresuffering and at greatercost.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social character resultingfrom the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China"determined the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正文】
城市化是近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 社会 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然而，作为一个 历史 范畴，城市化又必然受到社会 政治 、 经济 、 文化 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如不同的 民族 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一样，城市化也会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样的。
城市化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如果说， 农村 人口 向城市的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历史前提，那么，这种流动也是 工业 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互为因果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关系却又十分复杂。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注：（澳）约翰·R·拉瓦蒂（John·R·Laverty）：《城市革命》，转引自《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6页。）近代中国城市化有何种特征？城市化对城乡社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城市化与工业化处于何种关系？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半殖民地的“推拉力”模式
“推拉力”模式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人口流动过程中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一般认为，这一人口流动模式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英国人口学家E·G·雷文斯坦（E·G·RavenstEIn）。1885年、1889年雷文斯坦先后发表两篇“人口迁移的规律”同题文章，首次探索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规律，其中在论及“经济目的的支配”时，雷氏特别强调拉力或引力的主导作用，并且认为拉力强于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动因：
尽管李氏提出的迁移框架假设无以得到实际的验证，但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仍是分析迁移规律的基本理论模式。要之，城市化过程中推拉力囊括的各种因素受个体和时代的制约呈现多重的特征，但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却是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基本动因，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对不同推拉力模式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就相去甚远。
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大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法、美、德等国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城乡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起来。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发展，使资本主义城市不仅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而且首先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 农业 生产中大机器的采用，社会化农业生产以及土地的牧场化，都使众多的农业和手工业者脱离农村而涌入城市。人口和资本一样涌入城市，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这种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并进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0页。）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正是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在西方 资本主义 入侵的社会 环境 下展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近代城市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使其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
帝国主义侵入了，把大批的商品送进来，但商品大批送进来，只能使人失业，不能使人得业。 农村 手工业者无处插足，便是其例。新工厂若开门了，便可容纳许多游民无产者。但中国近几十年之内，帝国主义的商品早把农村手工业冲破了，早制造了多数游民无产者，而新式工厂则发达较后，且常在七零八落之中，无力吸收多数游民无产者。至是我们可以 总结 一句说：外国商品来得愈多，制造游民无产者的功用便愈大；中国工业发达愈慢，吸收游民无产者的能力愈小。（注：周谷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论》，《 社会学 刊》第二卷，第三期。）
以推拉力模式 检验 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就城市的拉力一面而言，西方是以工业化为主，而中国则以商业化为主。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主要因素的城市拉力大于农村的推力，那么，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则是来自农村的推力大于商业化为主的城市拉力。其实，就农村的推力一面而言，中西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总之，城市拉力和农村的推力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基本模式，但此种模式在不同社会和时代又会出现多种变异，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道路视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不能蕴含城市化的丰富历史内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就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具有自身历史特征的发展道路，它既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换言之，西方是“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收到 工商 业方面来，”（注：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03页。）中国则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来；西方是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中国则是农村的推力强于城市的拉力。要之，这种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及城市化发展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紧密相联，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二、城市化的双重影响
农村 人口 向城市流动的城市化过程，必定对农村和城市 社会 的发展产生双重的影响，简单化地罗列这种影响并不困难，诸如城市化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扩大社会分工，推动城市 政治 、 经济 、 文化 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带来失业增多，住房紧张、物价上涨、 交通 拥挤、 环境 污染、治安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对农村而言，它缓解农村社会的人口压力，分解传统的大家庭，提高农民素质，同时又有农村劳动力缺乏与资金短缺， 农业 生产力下降等问题，这种罗列已属惯见，几为定框。然而，城市化本身是一幅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直线条的描摹并不能反映 历史 的复杂与多面。事实上，不同社会的城市化道路对农村与城市社会的影响会有所不同，被西方视为城市化的有利因素就不全然在中国能起积极作用，某些看似消极的因素也可能包含着积极的内容，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因素对农村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制约因素，反之亦然。城市化对农村和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利弊截然分明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复杂的辩证关系，这里不再罗列城市化对农村和城市的种种利弊影响，而仅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略加分析。
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于近来社会上，关于各种劳力事业，颇有缺乏此项人才之叹……乡间之农作尤有缺乏农工之叹。目前田间忽得透雨，地皆湿润，农民等以播种谷稼时机已到，于是咸皆雇觅农工，忙于耕种。不料农工竟不敷需要，以致大好良田，因乏工人不能耕种者，为数甚广；并且因此又引起农工要求增加工资者，亦比比皆是。或云现在缺乏劳动工人之故，大概系受军阀招兵及资本家招充矿工之影响所致。（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0页。）
“农村人口压力，在中国亦非农民离村之绝对因素。以农村人口密度而论，与农业发达之美国与丹麦相较，诚嫌过高，但与日本比较，则日本之农村人口密度尤高……且吾人更须注意一事实，即中国农作以 人力 为主，需要人口之多，远超过美、丹（麦）诸国之上，而农村生活程度又非甚高，是则本国农业工作既需要较多之人口，纵觉人口有时过剩亦未必不能忍受，故中国农村人口密度未必为农民离村之惟一因素，纵无日本事实之较证，亦可知之。且中国因自然淘汰之流行，近百年来人口增加至微，则农村人口密度，并非近年始增至此高度可知，然农民离村乃以近年而愈演愈厉，其非全由于人口压力所促成，固显然也。（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第三十四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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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十四合刊号。）
我认为， 人口 压力确是近代中国 农村 存在的 历史 现象，但农村 社会 的种种问题又不全然由人口压力所致。就农民离村问题而言，人口压力只是一种非直接的远因，直接触发农民大量离村向市的因素则是天灾人祸打击下的 农业 衰败，当然，城市工作收入较高、 教育 文化 事业集中、分工发达而易于谋生等都可能成为推动部分农民向市的因素，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 环境 中，我们难于对此作过高的估计。
至于没有一定住址的人们，大多也住在天桥附近。冷天的时候他们无家可归，就每天设法花铜元六枚，挤在二三十人男女混杂的小店里，围着半熄不没煤气触鼻的小煤球炉，或在凹字形炕上，以免沿街冻死。到夏天他们即省了店钱，到处便为家的露宿了。朝阳门外是北京穷陋无比的地方，只要能形容得出的龌龊、污浊，那里即能见着嗅到，住在那里的都是北京最下层的人民们，如洋车夫、乞丐、小窃，以及失业的工人们。（注：严景耀：《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社会学界》第七卷（1933年）。）
上海的情况，这里不妨转录两首竹枝词：
半椽小屋数家分，绝似千蹄合一群。
最是中宵清梦醒，邻家绮语不堪闻。
注曰：“上海尺地寸金，值昂于内地者倍蓰，中下社会为节省赁资起见，往往合数家赁居一宅，甚至走廊灶庇亦有人满之患。 经济 则经济矣，然终日胼手鞳足，局促万状，羝羊角藩，不是过也。”（注：刘豁公：《上海竹枝词》，见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54页。）
稠密人家似鸽笼，尘嚣绝少气清空。
纳污藏垢民殖地，最易蕃滋是臭虫。
注曰：“上海人稠地狭，一室恒居数家，空气恶浊，臭虫滋多，最为扰累。”（注：余槐青：《上海竹枝词》，见顾炳权上揭书，第264页。）
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工业 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何 资本主义 社会的必然现象，”（注：《列宁全集》第3卷，第509页。）也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讲到：“没有 工商 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既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注：《列宁全集》第3卷，第20页。）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尽管它对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到过这样或那样的推动作用，但在一个工业化发展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日益衰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推动作用却要受到时代的限制，而时代的限制又是不可逾越的。与其说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推动了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倒不如说这种推动是以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
三、无工业化的城市化
城市化与工业化互为因果而螺旋式上升的关系已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所证实，理论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也随之而不断深入。一般而言，城市化的早期表现更多地被人们视为文明进步的一个因素，而并没有看作是使它出现的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随着产业革命的来临，以城市人口为一方，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而直接，由是，揭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在关系便逐渐成为理论界，尤其是 经济学 和社会发展理论关注的热点，虽然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种理论模式可以囊括复杂多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在关系，但一些定量测定的 统计 指标却日益被学界接受并运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人口。
正如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一样，中国 工业 化的发展受到西方 资本主义 入侵的强烈影响，并且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已为人们熟知的事实是：中国近代制造工业主要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主要份额；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华资比外资更小；工业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等，无一不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相关。这里已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证，而揭示这种无工业化城市化的 历史 特征倒是本文不应回避的问题。
中国近代无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无业问题。失业问题是资本主义 社会 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 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出现整个物质生产过程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的历史现象，它不但会引起新工人就业的极大困难，而且会排挤掉成千上万的原有工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同时与 经济 周期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经济危机时期失业问题会随之更加突出。但在中国近代社会，工业化发展的严重不足本来就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而城市化的速度又明显快于工业化的速度，对于相当数量由 农村 而涌入城市的人来说，他们首先面临的是无业可就的问题，其次才是就业后再失业的问题。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问题随着经济周期的出现、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周期变迁，会出现部分 人口 时而被排挤，时而又被吸收的盈缩现象，那么，中国近代的无业和失业就是常态的和普遍的现象。时论甚至认为，中国的问题与其说是失业问题，倒不如说是无业问题：
中国的失业问题，与世界 工商 业先进国的情形不同。中国的都市人口在传统上仅有少数的从事于生产事业。一家只要稍有财产或家主一入仕途，全家就可坐食终身，不必再从事于生产事业。并且中国的工商业向不发达，工作的机会比较的少，即使成年男女都有工作的愿望，也无法安插如许人数。因此总有一大批人数根本是无业者。所以中国的失业问题如与西方相比，算不了严重。中国真正的严重问题与其说是失业问题，毋宁说是无业问题。（注：何德明编著：《中国劳工问题》（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9月版，第158—159页。）
无业与失业固为悲惨，就业者的命运也不会有多好，这是因为，在城市工商业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必然会加重就业者之间的竞争，对每一位就业者而言，他们都有着由就业到失业的问题。本世纪
二、三十年代，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致使大量农民离村入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又使中国城市工商业雪上加霜，于是，失业对于在业工人而言就成为一种“家常便饭”。据方显廷先生调查，20年代末，天津织布业工人在厂坊工作不超过三年者占所调查之数的74％，方氏认为，此种情形，实为织布业之“不稳定现象”：
工人在厂坊供职，既不能长久，则朝三暮四，习以为常。虽然，其责并不在工人，而在雇主，盖雇主以市况幻变莫测，出货不能畅销，必要时惟有辞退工人，以节经费，故失业之事，已为是业工人之家常便饭。（注：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南开大学1931年印本，第67页。）
也许，在中国传统的以地缘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工商业行会组织中，雇主和工人之间还保持着那么一种脉脉温情，也不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那么残酷无情，但此种温情的背后依然只有无情，失业对工人来讲绝不是眼泪可以冲刷掉的恶魔。19世纪90年代初，一则福州土钉业靠“抓阄”决定工人去留的记叙，读来不禁令人唏嘘：
自从洋钉输入中国，一千个以上靠打土钉为生的手工工人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了，这件事发生在福州。
现在福州土钉业的生意如此萧条，以致大商号都在裁减职工。有一家店东请他的十二个工人吃饭，饭后拿出一个木匣，对大家说，伙计们平日工作都很勤奋能干，现在没有买卖是由于时运不济，不能怪伙计。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得不辞退一半伙计，但因他们每个都是难得的好帮手，他只有全凭运气来决定留谁。匣子上开有一口，刚容一手探入。十二个人一个个地从里面取出一竹片，凡抽着上面写着“去”字的，便被辞退，并答应生意好转时再行复工。老板和这些倒楣的工人在分别时都流了不少的眼泪。这事说明福州各行业的如此衰落，并非由于精力和经营能力的不足。
无业与失业对本来就贫困如洗到城市“讨饭碗”的小农来讲是一种再为致命不过的打击，其结果便是凶暴者流为盗贼，懦弱者穷极自杀，至于因失业而家庭离散，妇女沦为妓女，老者迫为乞丐者，可谓见惯不怪触目皆是。与之相伴生的是，部分人口因无业和失业又一次悻悻然离开城市而返回乡间。史实表明，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由城市倒流回乡不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具有愈后愈烈的明显趋势。据章有义编《中国近代 农业 史资料》载，30年代广东因丝业衰落，约有二十万女工从工厂回到农村去；浙江“城市工人大批的回乡”；江苏无锡“前赴都市工作者，今大都重返田间”；河南汜水，山西灵邱，江苏江都因农民大量返乡，多有“实感农工太多”之叹。（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0—481页。）此种倒流现象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