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惠鹏（1988-），男，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楠（1989-），女，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逆城市化”现象逐渐成为城市发展即将面临的问题。本文从“逆城市化”问题的起源出发，分析我国“逆城市化”的现状，并希望借鉴国外积极经验对推进我国城市化良性发展提供参考与经验。
关键词：逆城市化；城市化；启示
一、何谓“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顾名思义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永无止境的，到了一定极限，都会面临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的问题，此时以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的中心城市，会选择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的过程就叫做“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的思想理论出自英国人霍华德1898年发表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在书中霍华德勾勒了一个人类理想的“田园城市”：在不影响英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建设一个吸收融合农村和城市二者优点的人居环境，以此来提高城市人群的生活质量。[1]霍德华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逆城市化”思想的最早起源。
“逆城市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萌芽阶段――首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他们有经济实力逃离“城市病”笼罩的都市，由于他们的搬离，城市附近的基础设施相应建立起来；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使更多的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发展阶段――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生活中心。
或许有人会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消极、倒退，对城市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逆城市化”对于城市化有积极的作用，标志着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逆城市化”过程中，迁入人口仅仅是改变了居住环境，他们在工作就业、生活方式等方面仍然是城市型的。不难看出，对于大城市来说，这是“流失”，而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则是一次生产资料要素的集中。这种集中无论对城市化的发展，还是对周边城镇的兴起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我国“逆城市化”现状
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但发展进程迅猛。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30多年间，许多大都市、城市群如雨后春笋，城市化整体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不得不承认，现阶段少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已经达到了“逆城市化”要求的情况，但综观国内整体而言，我国表现出的“逆城市化”现象是一种表面的、不成熟的状态。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城市化的简单理解。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的城市化简单等同于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一种旧的思维模式。虽然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这种模式非常有效率，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劳动力、资源、生产要素等等的集中，但并非长久之计。”[3]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模式所关注的是简单片面的城市建设、城市规模，导致许多城市出现了“同一性”现象，高楼林立千篇一律，CBD三五成群，似乎成了城市化的显著特征。
第二，“中国式”的“逆城市化”现象。城市人口向郊区移动是“逆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我国由于城市的发展使得布局过分集中、不合理，导致环境恶化、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等，使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移动，在城市周围建“卫星城”等，这缩小了城郊之间的差别。但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向其本质与现象是南辕北辙。随着城市的扩张，农村、郊区的土地快速增值，人们甚至于放弃了原有的城市户口去争抢农村户口。这种“中国式”的“逆城市化”是由土地利益催生出来的诱惑导致分配失衡的现象，或许可以称为“伪逆城市化”。
第三，城市人口的“流失”并非主动。随着时间推移放弃城市生活的群体大多表现为由一线超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并不是向大城市周边郊区、农村转移。其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过高，生活压力过大，而在真正的“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镇、农村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离开大城市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被迫离开”，“逃离”某种程度是其一种理性选择。
三、发达国家“逆城市化”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调整城市的产业布局。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进入后工业社会，发展中心更加趋向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新兴城市主导的产业部门。如美国用了几十年时间，慢慢把工业从城市转移出去，转而大力发展服务业，现阶段已成为主导产业。我国短期内建立起像美国一样庞大的服务业体系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没有服务业来支撑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化停止的那一刻，城市发展也就停止了。因此，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未雨绸缪，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转变城市的定位。
第二，科学地分配资源。“发达国家是按照人口的自然流动规律来发展城市的，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生产要素自然选择的过程。”[4]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公共资源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配置不平衡，若机械地按行政区划平均配置资源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应该是按常驻人口来进行，可以借鉴一些国家成功经验，让老百姓特别是流动人口有选择的权利。
第三，认清“捷径论”等错误观点。“逆城市化”的出现，或许启发我们可不可以走一条“捷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开始就优先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不能因为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而忽略了发展大城市的作用。大中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周围地区的小城市有辐射作用。[5]大城市优先发展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承认这一规律，按照主观意志随意发展，必然会阻碍城市化的正常运行。
综上，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一定程度解决了城市环境恶化、人口拥挤等“城市病”问题，但“逆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第一，一些新兴的产业、经济地带和劳动力随着人口的流动也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使得大城市经济活动水平下降，造成大城市的衰退；第二，城市大量中高收入者的迁出让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低收入者的聚集地，有的甚至沦为贫民窟，两级差异更加明显。上述问题的出现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是城市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导致，不能因为“逆城市化”出现的问题而否定它的积极作用，总体上看，“逆城市化”还是利大于弊。
四、总结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较高阶段，是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的城市化也迅速发展，“逆城市化”现象在许多地方也是屡见不鲜。但我们要认清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进入了“逆城市化”阶段，而是由户籍制度、土地的利益诱惑、大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等“中国式”因素引起的一种“伪逆城市化”现象。我国在探索城市化建设发展的同时，要认清现状，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过程中的积极经验。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异，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不能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必须立足我国实际，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并举发展，更加造福于人民。（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