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认为，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同样可以把各种文化也设想为一个整体:人类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可以区分出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等亚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的，人类作为一种动物，依靠技术系统使自身同那自然的生息之地紧密联系。社会学的系统由人际关系构成，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的。在该系统内有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教会关系、职业关系、娱乐关系等。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其中包括神话与神学、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智慧以及普通常识。怀特认为，上述三个亚系统从总体上构成人类文化系统。当然，三者之间是相互贯通的，每一个亚系统影响着另外两个亚系统。不过，各个亚系统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技术系统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人类必须首先解决衣食和居住问题才能从事政治、宗教、艺术等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系统相对于技术系统而言是次要的和从属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技术是一个自变量，社会系统是一个应变量。社会系统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前者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替代石斧的铜斧并不仅仅是一件质地优良的工具，它还表征着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观念形态或哲学的系统是信念的体系，人类的经验通过这一体系而得到解释。但是，经验和解释由此而受到技术的强有力的制约。每种类型的技术都有一种特定类型的哲学。畜牧技术、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工业技术或军事技术，无不可以在哲学中找到各自相应的表达。某种技术在图腾哲学中获得说明，而另一种技术则可以在占星术或量子力学中找到解释。因此，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的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但是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是另一回事。
怀特对人类文化系统或文化结构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城市文化系统或结构的理解。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从广义上说，城市文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类成果的总和，也是由众多子系统所组成并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按照怀特的思路并略加修正，便可以将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
一 城市的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表层。它由城市的可感知的、有形的各类基础设施构成，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城市物质文化的外壳。这些物质现象之所以也被纳入城市文化的范围，不仅是由于它们典型地体现了“人化自然”（广义文化概念）的特征，而且也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城市文化风貌的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呈现。可以说，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所展示的东西要远远地超过人们肉眼所见的表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文.林奇指出，城市文化的物质方面，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访谈当地居民和实地照片来得到检验。”
一个阿拉伯城市的物质现象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一个欧洲城市或东亚城市的物质现象则可能体现了另外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城市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现象，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不同的城市文化韵味。比如，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虽然都是现代化建筑，但也具有不同的文化韵味；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虽然都曾经是皇宫，但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气派和历史文化内涵。
不仅城市中的那些有形的物质实体，鲜明地呈示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一个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 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欧洲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城市广场并鲜明地打上了古希腊文化精神的烙印。它是正式的贸易市场，周围建有商店以及供法庭和政府机构使用的会议厅，并有敞廊将它们连在一起。广场是希腊人聚集在一起议政、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个开放的空间既显著地体现了古希腊民主的城市文化精神，又给古希腊民主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古罗马的广场更具有政治色彩，著名的共和广场是市民欢聚的公共活动场所，但其后兴建的帝国广场却成了皇帝们展示其政治军事权力的纪念性殿堂，广场中央竖有皇帝的雕像，广场空间遂由开敞转为封闭，形式也由自由随意转为严格规整。在中世纪，神权文化一统欧洲，与此相应，欧洲城市逐步形成了教堂广场、市政广场和商贸广场等最基本的广场类型。广场是市民进行政治、宗教、商业、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到中世纪晚期，随着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兴起，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已经基本成形。
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广场形态所反映的，则是与西方城市明显有别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在构成形态上呈现出一种“边界原型”，它强调边界的实体性和连续性，也就是空间的内外分割性和内向性。对边界实体性和连续性的强调在物质形态构成上表现为对“墙”的极大关注，“墙”构成了“院”、城市(城墙)乃至国家(长城)的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科指出，城墙是中国的一种象征，“我们想到中国，便是横陈在永恒天空下面一种沟渠堤坝的文明，我们看见它展开在整整一片大陆的表面，宽广而凝固，四周都是城墙”。 这种对平面化展开的空间的封闭性的强调和西方城市空间的“地标原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得西方式的广场实际上无从产生。清代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场院虽然十分宽阔，却是普通人绝难进入的，所以不具备广场的开放的公共性。因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广场空间形态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文化相对应的，体现了封建皇权对社会空间的严密监控。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数城市广场都得到了改造，营造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广场文化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竖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广场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这种城市广场空间布局象征着旧王朝的覆亡以及一个新生国家人民的自信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此后，在极左意识形态泛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广场空间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印记，城市广场不仅竖起了语录牌、标语牌等“左”文化的形象标识，而且也成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场所以及极左意识形态的宣传场地。改革开放以来，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此情势下，中国城市广场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城市广场的边缘建起了商店、宾馆以及游乐场所，并用草地、花坛、树木等把开阔的广场分割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从而给市民创造了一个游戏、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广场的休闲化意味着广场隐含政治现象的消失，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