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本文以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为线索，从城市的本质、城市发展的两个“极端”范例以及“物质化”与“灵妙化”的关系三个层面探讨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不应隐匿于城市发展的背后，而应与物质发展相协调才能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关键词：城市;文化容器;灵妙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芒福德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本主义思想，用充满智慧的话语对五千年的城市发展史进行了深刻的审视和批判。他在1961年的宏篇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及前景》中，试图对城市发展的功过得失作一个总结。这本书的论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大跨度的，细数历代城市文明，每个文明历时几千年或几百年不等，新旧两段文明交替时会有一段相叠时期，无论是早春时期的生态文明还是处于残秋阶段的工业文明，无论是古希腊城镇还是中世纪城邦，都有他细致多面的考察。他认为，城市实质上就是人类的化身，城市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反映着人类社会、人类自身的同样的发展过程。城市是群体人的城市，城市发展史也是人类对于世界、对于自身理解的发展史，是一部反映群体世界观价值观的发展史。
城市的本质在于文化
芒福德认为，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和灵魂。
从城市的发端看，城市的发展源自于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这些汇聚地点“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遍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1]9，人类汇聚在这种礼仪性地点参加各种内含宗教、艺术和道德等价值观念的原始礼仪活动以表达“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1]7。这些礼仪性汇聚地点从深层意义上意味着一种超越生存意义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文化。“村庄形式礼俗完美但能力有限，因而只有人口数量的增加无论如何也不会使村庄变为城市。这种发展变化须待一种外来挑战将村庄生活急骤扭转，使之脱离以饮食和生育为宗旨的轨道，去追求一种比生存更高的目的。”于是，城市就作为一种新事物出现了。
从城市的发展看，文化尤其是价值观念层面的文化是城市发展、衰落和转型的深层原因。城市文化隐含着城市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不仅规范着城市社会，也推动其不断发展和转型。从原始宗教为代表的城市胚胎，到古代军事文化为导向的王权城市，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神权城市，再到近代经济理性大行其道的资本城市，当原有的城市文化为新价值取向所替，城市也因此而转型。这一过程即为“文化城市”过程。
从城市的功能看，芒福德将城市比作“容器”和“磁体”。城市的容器功能一方面是它可以把分散在乡村的人口、经济、文化与精神等高密度地聚集起来;另一方面，“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1]37。城市不仅是人口和物质的容器，更是文化容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不断扩大交往和共同活动，各种文化彼此融合，并在冲突和碰撞中不断地选择和更新，进而沉淀传承。就城市的磁体功能而言，“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1]91 城市的文化磁场对一切外来者和陌生人开放，使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方向的文化汇集城市，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给个人提供了各种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使多元文化得以并存。
城市发展的两个“极端”：精神希腊与物质罗马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之所以聚集到城市里来居住，是因为城市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一味追求权力与财富的结果，无非使人们背道而驰。尽管城市的发展需要不断吸附人口、资本、信息等资源，可是一旦吸附的东西超过了城市可承载的极限，势必导致城市“容器”功能的破裂并最终导致城市解体，罗马的解体是城市过度膨胀的结果。对此，汤因比指出，“人类有了日益繁复的技术装备，越来越能控制其物质环境，但这与人类文化的质量之间并非存在着一种一成不变的有利联系。甚至，这其间会有一种倒转的关系：人文领域中静态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常常会促进精巧的技术发明与应用;而较富创造性的文化则将其潜能转化为更高更精细的形式;因而连它们的技术发展成品也变得越来越丧失物质形态，体积、重量渐趋减少，设计或机理渐趋简化。”[1]118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灵妙化’（etherialization）。此外，芒福德看到城市还兼有另一种“物质化”（materialization）的功能，二者好比稳定性和创造性，都是人类进步发展不可缺少的。纯粹以物质形态来判断城市状态，或者纯粹以经济指标来判定城市发展的片面做法已然是不可取的，应该把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芒福德的忧患意识似乎提前预见到了今天我们的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对比历史，我们应该自问：我们现在的城市正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浩大贪婪、寄生病态的古罗马城？还是勤俭节制、自由理想的古希腊城邦？也许都不是，但我们总能从历史中找到今天城市的种种缩影。
显然的情况是，现代城市的发展总是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城市的扩张和繁荣总是以牺牲文化为前提。放眼中国的大城市，也许我们能轻易举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却说不出其代表的城市文化，城市游览似乎变成了换个地方逛街消费，清一色的万达、华联、麦当劳、星巴克，而对城市独有的历史和底蕴人们却知之甚少，又何谈迪尔凯姆笔下的“有机团结”呢？这正是现代城市的悲哀，人类发明了技术，又被技术吞噬。无限制的扩张所造成的地上建筑伤疤，没有房子的市民，被砍伐的树木，一座座模样完全雷同的街道和房子……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到的“异化”，便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城市发展的原始动力“文化”被异化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工业时代的城市拥有比古代奴隶城市多无数倍的地下室阶层，正如芒福德所说，“生产率越高，人们被奴役的程度便越强。”在经济效益的驱赶下，现代城市正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深渊。正如乔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说：“它把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现代城市日益为一种肤浅的急功近利思潮所覆盖，而早已遗忘了只有文化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尽管文化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它却直接关系到“人”这个根本性环节，文化不仅是人性最高与最后的目的，同时也是城市功能的终极意义所在。因此，无论城市的发展经历多少循环往复，城市迷途和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其文化灵魂的隐匿。而要拯救当今盲目扩张的城市危机，首先需要的必须是提升文化软实力。
要理解希腊城邦的成就，就要把眼光从建筑物上移开，而更密切观察它的市民。希腊市民在物质享受方面是贫穷的，但他们在精神文化方面是富有的，他们的思想彻底开放，医生收取的报酬同工匠一样多。尽管今天我们的城市不可能重复希腊，但也不必太过悲观。正如在极端腐朽的罗马牛圈中生产了圣洁的基督精神一样，当代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危机也完全可能为新的文化生产提供契机。只要真正的城市理性得到应有的重视，就足以为当代大城市走出过度“物质化”阴影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主导起从经济都市到文化都市的深度转型，为现代城市文化灵魂的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应有的空间和必要的土壤。（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2]杨健. 城市：磁体还是容器[J]. 读书， 2008（12）：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