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布迪厄，知识分子理论，场域，政治。
Abstruct: Pierre Bourdieu"s understanding of intellectuals stems from his general views of field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f the stratification orders in modern societies. His theory of intellectuals is a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His fiel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stresses that all definitions of intellectuals are historical and fundamentally political, emerging as they do from struggles among symbolic producers for legitimation. Yet, despite his descriptive approach to intellectuals, there is also a normative aspect in his view of the intellectual vocation. These two different but related aspects contribute to the tension in Bourdieu"s thought, one that reflects his position as a politically commited social scientist.
Key words: Bourdieu, theory of intellectuals, field, politics.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广义的文化研究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成就与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艾科(Umberto Eco)的符号学、梅兹(Christian Metz)的电影理论、雷非布弗(Henri Lefebvre)的都市研究、福柯(Michel Foucanlt)的哲学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现代语言论述等一样享有盛名。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极为关注知识分子行为。布迪厄的现代社会研究特别重视社会分层、政治矛盾、不平等社会关系、象征权力和象征暴力、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再生等一系列问题。社会学对社会关系基本问题,如怎么划分社会阶级,怎么界定社会群体,怎样的划分和界定才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等等的考察,它本身就必然涉及象征权力的争夺。知识分子是象征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因此在这一争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分析也因此而成为现代社会分析的一个关键部分。布迪厄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是一种以“象征生产者”角色为着眼点的知识分子文化社会分析。
一、知识圈子和圈内习性
布迪厄从文化社会学来研究知识分子,首先是拒绝从预设的知识分子普遍定义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谁是知识分子,哪些可以算作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或素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身就包含着不同利益的争夺。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要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资格、权威和权力,而这些资格、权威和权力是在不同层次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和再生的。 [1]因此,从社会学研究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研究那些与此有关的社会文化领域,布迪厄称这种领域为“圈子”(champs或fields)。
布迪厄用文化经济学来分析“圈子”。布迪厄的文化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它强调的不是自由的资本交换,而是不自由的资本交换,也就是那些在特定权力关系支配和影响下的资本生产、流通和再生情况。在布迪厄那里,圈子指的是由尊卑、高下、优劣等一系列关系构成的专业场所。圈子是由不同“位置”间的客在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和“建构”,这些位置由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所决定。[2]形成圈子的不同位置间存在着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不同位置上行为者相互争夺以获取、积累或垄断不同形式的资本(物质、服务、知识、身份、地位等等)。圈子就是这些资本生产、流通和占用的场所。围绕不同类型资本的争夺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圈子。知识(分子)圈子就是象征物品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学者)争夺象征资本的的地方,知识分子圈子的各种体制、组织和市场都以象征资本的生产、流通和获取为其主要特征的。
在布迪厄那里,圈子不仅是解释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和教育等具体知识领域中文化资本运作的核心概念,它也是把握其它领域的一般结构特征的钥匙。布迪厄的圈子分析因此超脱了一般市场分析的限制。布迪厄很重视不同圈子所共有的“不变法则”或“普遍机制”。布迪厄把圈子看成是人们争夺有价值资源的场所,这种资源就是不同形式的资本。当人们相互争夺有价值资源时,资源也就形成了“权力的社会关系”。[3]知识圈子中人们争夺的是文化资源或资本,这和人们在商业圈子中争夺经济资本,在政治圈子中争夺权力资本形成了区别。在不同的圈子中,人们对什么是圈内最有价值的资源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争议。所以,圈子的资本争夺包括争夺规定有价值资源的合法性。
布迪厄强调,尽管现代社会中的不同圈子具有相对独立的自足性和竞争规则,但不同的圈子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参照的同型性。例如,在法国的权力圈子和精英高等教育圈子之间就存在着“结构同型”关系,学校越好,进入权力高层的机会就越大 [4] 。又例如,在律师和社会阶级之间同样存在着“同型对应”关系,律师名位越高就越为上层阶级服务。[5]再例如,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有类似的同型关系,从事大众文化生产者在文化圈中的低下地位与大众文化消费者遭受精英文化消费者的歧视是一致的。[6]
布迪厄用“习性”(habitus,亦可译为“习惯行为”)来解释存在于不同圈子间的同型关系。在布迪厄那里,习性指的是“不同领域间活动的统一原则” [7] ,习性使得不同圈子中的行为者表现出相似的禀性倾向。圈子分析的要旨并不在于确定不同圈子间全然客观的区别,因为这种貌似客观的圈子分析定然会将圈子和圈子成员的行为割裂开来。“习性”这一概念强调的正是行为者与行为环境的密切联系,所以它特别能说明那些不受客在圈子限制的跨圈子的“结构同型性”和“转化关系”。[8]在布迪厄的行为理论中,习性和圈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行为就是这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布迪厄强调,行为既不能还原为表现为圈子的“当下的环境”,也不能还原为“生成习性的过去环境”,行为来源于这二者间的相互关系[9]。
布迪厄曾用“文化下意识”、“习惯力量”、“深层内化的基本模式”、“思想习惯”、“观察、领会、行动的脑、体程式”、“有节制灵活运用的生成原则”等不同的说法来说明习性。习性所指的不是个体性的、技能性的熟练习惯,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持久的、规则行为的生成机制。布迪厄强调“习性”一词的关键是“禀性”。“禀性”(disposition)特别能表述“习性”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它首先是指“起组构作用的行为结果”,近似于“结构”这一概念。它还指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习惯状态(尤指身体),特别是指一种趋向、倾向、素质、偏好。”因此,在布迪厄那里,“习性”有两层意思,一是结构,二是倾向 [10] 。习性是外部条件结构转变为自我期待的结果,这一由外转内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在等级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将实际生存可能性内化而形成种种不同的行为倾向(自我期待、应对方略、行事标准等等),这些不同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不同的习性。习性一方面在制约行为,另一方面又在产生行为。习性是行为的结构性限制,但又是行为(包括观察、自我期许)的生成模式。
以往研究知识分子者大多从理性类型出发,着重说明知识分子所谓的典型禀性和素质。例如,席尔斯(E. Shils)就认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是“对神圣的不凡敏感,对世界本质和社会规律的不平常的反思。” [11]科瑟(L. Coser)称知识分子是“永远不对事物表示满意的人,”是“为思想而非靠[别人]思想的人。” [12]布迪厄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禀性与这种意义上的禀性特征完全不同。布迪厄强调的不是唯意志论的选择,而是在实际生存环境的限制下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门道和路数。知识分子的习性指的是知识圈中行事的路数和门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布迪厄把知识分子习性概括为“贵族禁欲主义”。与它相区别的是“及时行乐主义”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习性。知识分子的贵族禁欲主义“趋向于最廉价、最严格的闲逸活动和严肃甚至苛刻的文化行为,”换言之,也就是穷高贵。这种习性在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那里尤其显著,这一习性使得他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文化资本和空闲时间取得最大的利益,同时尽量减少花费开销。”象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能力很少能与其趣味要求相配,这种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悬殊使得他们不得不成为贵族禁欲主义者(一种颇为寒酸的尽量不浪费的‘艺术’生活方式” [13]。布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习性不是本质的,而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意志主导的,而是由客观生存条件形成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客观生存条件,布迪厄尤其重视他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间的矛盾,而这两种资本又都与现代社会中权力争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