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的社会学转向
自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迎来了社会学这一新的转向，其研究的视域也越来越宽广。翻译研究在经历了各个时期的转向之后，回归到社会是其必然的发展方向。1972年，霍姆斯（Homles）的会议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实际上宣布了现代翻译学的诞生。该文章不仅论证了翻译学的名义，考查了该学科的实际情况，而且为翻译学科指出了较为宏观的学科关系并制订了长远的发展规划。对于翻译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20世纪90年代之后，布迪厄的社会学在翻译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最近十几年，西方翻译学出现“社会学转向”，最新进展之一是对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的研究，注重分析行为者（又称“行动者”）如何合作构建、运作“行动者网络”，从而实现译作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汪宝荣2014）。
二、翻译社会学下的许渊冲
《论语》英译研究目前，大部分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语言层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研究缺乏系统性，系统研究对象相对集中。而国外学者研究《论语》英译的少之又少，部分研究也是集中于译本的评述（李刚、李金姝2013）。几乎没有学者尝试用宏观的社会学视角研究许渊冲《论语》译本，将其置于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面对这一研究空白，笔者决定将其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对译者及其翻译活动进行探索，探讨当时社会背景下社会、文化等因素对译者及翻译活动的推动或制约。
（一）场域对许渊冲《论语》英译实践的影响
场域是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所谓场域，就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1993）。不同的场域彼此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权利场域处于支配地位，国家就属于权利场域。而文学场域虽有自身的运作法则，但主要基于文学资本，而权利场域的资本主要基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因而在场域中文学场域受配于权利场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当然也承受着西方国家的不理解和蓄意抹黑。尤其美国一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地输出本国文化，妄图扭转别国的价值观。面对这一形势，中国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输出本国的文化精粹来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世纪”不能局限于经济崛起，更包括文化复兴。而典籍翻译是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中国的典籍则是祖先智慧的结晶，为一代代人推崇备至，最能向世人呈现中国文化之美。自20世纪80年代刮起英语学习的热潮之后，译者翻译的外国作品在中国畅销，中国不断引进、传播外国文化，但是没有关注本国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因而许渊冲在当时翻译《论语》，渴望恢复民族文化自豪感，也与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作品，为中国历代人所传颂，经久不息。自传教士理雅阁（JamesLegge）将其翻译成英文后，该译本在西方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熟知。因而，在文学场域中享有盛名。理雅阁在译文下注入大量的注释和解说，这是为了让其他传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便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实现他们的宗教殖民目的，更好地为政治场域服务（孙瑜慧、许蔚2017）。但许渊冲则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对儒学进行现代化，让西方国家更好地认识中国。
（二）惯习对许渊冲《论语》英译的影响
在社会学理论中，对惯习的定义是一套可持续性的性情倾向系统，它指的是人在成长、家庭、学习、工作和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化活动过程中，逐渐通过学习、吸收其所认识熟知的社会规范而产生的行为倾向和思维模式（Bourdieu1990）。惯习的形成是一个被结构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结构化的。它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许渊冲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化活动中学习了场域内的规则之后，又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惯习不仅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还在宏观方面影响其对文本的选择。许渊冲从小浸润于古典文化之中，对其如痴如醉，这就不难理解他在翻译完《诗经》《楚辞》等典籍之后，又着手翻译《论语》了。数十年来，中国翻译理论一直借鉴于西方，很少有中国人提出中译外的翻译理论。近百年来，唯有许渊冲一人提出，且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在翻译时，许渊冲摒弃了当时翻译场域的社会规范，而是更多地发挥出自己作为译者的独特习性。首先在书名的翻译上许渊冲将其译为ThusSpokeTheMaster，就体现着许氏风格———勇于创新。他借鉴了尼采的著名哲学著作的名字ThusSpokeZarathustra，尼采假借于古波斯祆教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写作，从而创作出在世界上具有非凡意义的文学作品。许渊冲也采用了“ThusSpoke”句型，渴望把中国人特有的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让西方人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许渊冲翻译的《论语》通篇没有任何注释和解说，主要采取了直译和异化为主的手段，在翻译上作了很多创新。韦努蒂认为使用异化法是对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反击，可以使读者处处感受到原文中的异国情调。许渊冲的翻译一方面使读者感觉自己在读原汁原味的作品，感受源语言国家的文化；另一方面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例1：原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译文：Aprince，saidtheMaster，shouldrulehisstatebyvirtueasthepolarstarwhichkeepsitsplaceamongthestarsturningaroundit.在翻译这句话时，许渊冲完全遵循原文，使用了直译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原文把天子比作北辰，译文也采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法。在古代汉语里，“北辰”因其独特性和显著性，被认为是天上最尊贵之星。在历史上，它是天子的象征。而在西方，北极星通常用来指某人在自己的生命或事业上非常重要，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在西方流传着关于北极星的谚语“Youaremypolaris”（你是我的北极星）。两种文化截然不同，许渊冲并没有采用任何脚注，他的目的是让读者思考如此翻译的意图，进而寻找答案，从而了解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三）资本对许渊冲《论语》英译的影响
资本概念是布迪厄社会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所处的地位有高低之分，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特定场域中拥有的资本不同，不同的场域对于资本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宋仕振、王洪涛2017）。资本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翻译起着制约作用，有时甚至会左右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四种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经济资本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类似，与金钱、利益相关；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本，如著作、文凭等；社会资本则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和社会义务（王悦晨2011）。这四种资本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甚至可以相互转化。许渊冲作为一名伟大的翻译家，在翻译中拥有丰厚的各种资本，不无例外，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翻译活动。
1.文化资本对许渊冲翻译的影响
许渊冲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书香世家，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影响，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对美的追求和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年幼时的他受表叔熊式一的影响，喜爱上了英语。熊式一曾将经典戏剧《王宝钏》翻译成英文而受到英国萧伯纳的接见，这更加激发了许渊冲学习英语的斗志。随后，他考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又去法国攻读文学，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所获取的这些学历、文凭都是文化资本的体现。当时西方人曾断言中国的典籍翻译也需由外国人操刀。许渊冲认为中国人最懂老祖宗的东西，于是几十年来一心扑在典籍翻译上。《论语》中不仅有孔子的教之日思想，还有他所设想的治国理政方针，更有复杂的宗教祭祀礼仪。有些内容甚至很难为现在的中国人所理解，外国人士若想理解恐怕更难。许渊冲凭借着对英、汉双语的透彻掌握，努力克服了很多文化理解上的差异，在翻译《论语》时有着不俗的表现。例2：原文：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译文：Atthevillagers’evil-drivingceremony，heputonhiscourtrobeandstoodontheeasternsteps.“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风俗，迎神以驱逐疫鬼。许渊冲考虑到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将“迎神驱鬼”译为evil-drivingceremony，而不是ghost-drivingceremony，颇耐人寻味。根据《牛津高阶字典》（2004），对evil的解释是“aforcethatcausesbadthingstohappen；morallybadandcruel”。原文的字面意思是“驱鬼”，而深层意思是驱逐走可能带来灾难的东西，因而evil再合适不过。
2.象征资本对许渊冲翻译的影响
在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资本在翻译场域中可以是良好的双语功底、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理论的把握，以及过往的翻译经验等，这些就是一般情况下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王悦晨2011：10）。在翻译《论语》前，许渊冲已经出版了不少作品，其中，汉译英《不朽之歌》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出版之后得到了中外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同时也确立了许渊冲在文学场域的地位（象征资本），扩大了他的文化资本，促使他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资本）。这些都为《论语》翻译奠定了资本基础。一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译者的翻译，原作者和译者的地位及声誉也是象征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原作者能赋予译作象征资本，优秀的译作也能给原作锦上添花。例如，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在其中立了汗马功劳。《论语》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典籍文化之一，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因而《论语》从许渊冲翻译了伊始到出版，就备受世人瞩目，为许渊冲带来了不小的名气。而许渊冲也凭自己出色的表现成功翻译这部世界名著，让《论语》更广为关注，原作和译作互为彼此增加声望。
结语
从翻译社会学的视角研究许渊冲《论语》英译，结合场域、惯习和资本对其进行分析，解释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对其所具有的影响。这不仅可以启发相关人员用更加立体、动态的角度研究特定时期内翻译实践的特点及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对如何成功输出中国典籍文化有所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