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组织社会学旨在从社会学角度对组织现象进行研究，目前已成为一个极富理论解释力和创新活力的学术传统。本文以几项编辑决策研究为例，对组织社会学路径下的出版研究进行了初步介绍。作者认为，将组织社会学引入出版研究，对推动研究视角转换、丰富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凸显经验品质、创新研究方法都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组织社会学；出版研究；研究方法
一、引言
美国记者兼学者威廉・怀特在20世纪50年代曾描述了一种“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这类组织人由于信奉“组织或群体优于个人”的社会伦理观念，因而主动地服务于、隶属于，乃至全身心地投入于某个组织之中。他们大多是职业人士，凭借着专业和技术能力在组织中拥有一席之地，过着四平八稳、秩序井然的组织化生活。置身于21世纪的人更是不难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游移于组织之外而持续下去，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打着各式交道。
组织现象已然如此普遍，自然会吸引研究者们的关注目光。其实，从社会学角度对组织现象进行研究早已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专门领域――组织社会学，甚至有学者直言“在社会学的诸多学科中组织社会学应该说是核心的领域之一”。
那么，什么是组织社会学呢？我们不妨先从“组织”的概念入手。韦伯认为：“一种封闭的或者限制局外人准入的社会关系，如果是由一些特定的个人_一个首脑，可能还有一个行政班子，他们通常也会拥有代表的权力――来确保秩序得到遵守，它就可以称为一个组织。”韦伯的这一概念十分强调“秩序的强制实施”，因为这是维系组织存续的关键。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由强制秩序凝结而成的封闭性社会关系（即组）理解为一种人类的集体生活或集体行动方式，而“理解这种集体生活的运转逻辑以及它引起的合作形式，就是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目标”。有学者进一步将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组织的结构与设计的认识；二是对基本结构的功能进行分析；三是对组织的运转过程与规律的研究；四是对组织运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诊断和分析。
二、编辑决策研究
可以说，在出版领域，组织现象同样司空见惯。事实上，正所谓“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宏观的出版产业是由微观层面上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出版企业构成的。除了作为一种组织实体存在之外，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出版组织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还是以内容生产和信息传播为组织目标的“传播者”。从传播行为的5个W，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来看，“谁”（即传播者，包括个人和媒介组织）是任何传播过程都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因此，从知识和文化生产的角度对出版组织进行研究，便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领域。
比如说，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好奇图书出版要经过哪些流程和环节？编辑对书稿的考量标准和把关规则是什么？有哪些因素或者说“压力来源”影响着图书的最终出版？等等。研究者们围绕这些问题，深入到“组织暗箱”中进行内部考察，意在揭示出版背后的生产机制和影响因素，形成了关于“编辑决策研究”的丰硕成果。我们在这里试举几例。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发表于1983年的一篇文章《学术著作的出版窍门》中，结合自己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委会委员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大学出版社的选题标准和把关原则。在这篇饶有趣味的论文中，达恩顿率先坦白：“亲爱的作者，首先你应该知道，你的书能出版的可能性不大。”这一结论有数据为证：据他统计，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图书仅仅占到该社收到书稿的10%出头。接着他介绍了出版社的把关流程：“首先你的书稿得吸引编辑，还得让两个、有时是三个阅稿人喜欢，通过预审关，最后还要由编委会拍板。编委会每月开一次会，由四位教授从15本到19本预审通过的书稿里再精选出12本来。”面对如此残酷的书稿淘汰游戏，作者们有什么窍门或“攻略”能使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呢？达恩顿给出了一些“生存策略”，例如：不要提交单本书稿，而要弄成系列；各出版社都有自己偏好的题目，要投其所好；跨学科，把不同领域的研究混合起来；敢叫板，至少要显得像是在叫板；做翻案文章；选个醒目的标题，一要听上去铿锵有力，二要用冒号分割主副标题；等等。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作为观念把关人的出版商》―文，明确采纳了“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将出版视为在观念世界和社会公众之间发挥把关作用的中介化社会机制。作者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版业的三个结构性特点：第一，企业主体高度分散化；第二，面临一个不确定的、难以预期的市场；第三，内部组织呈现家庭工艺（craft）而非科层制的特点。这三个特点又引申出第四点：很多从业者将出版视为一项文化事业，它不应该为纯粹的商业考量所玷污。这些特点共同导致了影响图书出版决策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往往因不同出版机构、不同编辑、不同工作惯例而异。科塞简要提到了以下因素：对预期销量的评估、出版商的自我形象、编辑方针定位、参考群体、所属集团的股价波动、出版机构的历史传统、出版机构的规模、教育程度和职业意愿，等等。科塞特意描述了作者与编辑之间存在的既共生又冲突的关系，例如，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人际关系往往强于作者与出版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一位离职的编辑往往会将他的作者带到新的出版机构；然而，编辑有时也会为了市场的考虑，将作者个性化的、晦涩的行文风格改得通俗些，这又会在他们之间造成紧张关系。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学者沃尔特・鲍威尔对编辑决策问题进行了持续考察。在《出版商的决策制定：他们采取什么准则来决定图书出版》一文中，他聚焦于一个特定出版领域――学术和专著出版领域――的决策过程。鲍威尔发现，学术和专著出版中的决策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因此他采纳了“选择的垃圾箱模型”（a garbage can model of choice）作为分析工具。该模型包括四个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来自参与者的能量流（a stream of energy）；有待实现的选择环境（choice situation），在分析组织决策时需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他发现，编辑在取合选题时会形成一个排序规则，排位越靠前的选题最终出版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如何获取队列中的优先位置则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该选题引起编辑注意的方式。鲍威尔请编辑们记录下来他们获取选题的方式，最终总共收集了约30种，他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作者主动投稿、作者与出版社或编辑之前打过交道、编辑主动策划。第一种占了出版社选题的大部分，每周在35个，第二种每周8至10个，第三种每周1个，选择的结果却差异明显，第一种只有1%的概率获得出版，第三种则有1/3的概率获得出版。总之，与出版社和编辑建立起强关系纽带的作者更容易受到青睐。除此之外，出版社的历史传统、编辑的个人品位、作者的地位、时间考量、财政因素等都会成为出版决策的依据。 在《付印：学术出版中的决策过程》一书中，鲍威尔对编辑决策问题进行了更加系统、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对编辑日常工作产生最大影响的，既不是企业的所有权，也不是作为多部门出版社一个分支的事实，而是编辑方针和部门、人员之间的关系，为此他详细描述了出版社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结构。在该书中，鲍威尔主要关心三个问题：第一，编辑是怎样决定从堆在桌子上的成百上千份书稿中选出少数几部予以出版的？第二，编辑任务的性质是什么，或者编辑是怎样经营他们的“营生”的？第三，学术出版社以哪些特殊的方式嵌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
鲍威尔发现，编辑在工作中形成的偏好和意义是以社会化过程和个人经验为中介、进而在反复的出版决策过程中建构出来的。编辑那看似充满了自主性和主动性的工作过程（例如，根据自己的能力判断选题价值、策划的选题很少不被采纳、在工作中不受上级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深深地受到道德和M织义务的形塑――出版抉择往往代表了编辑对组织规定的工作职责的履行。编辑在工作中遵循着各种各样类型化的工作惯例，这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工作任务简易常规化，然而这些惯例是通过编辑对组织角色的认同和组织对编辑决策前提的塑造而形成的，它们确保编辑的自主性不至于严重偏离组织目标。当然，这种惯例不是僵化的，而是混合着编辑个人与出版社总体特色的风格。鲍威尔还发现，出版社同时面对着不同的时间周期（或称工作环节）：能继续带来收入的在销图书、不断寻找新的书稿、手头正准备出版的书，而组织内部不同的部门处于不同的时间周期中，这往往会成为组织内冲突和分歧的重要来源。最后，作者将对两家出版社的调查结果置于组织理论的语境下加以审视，发现传统的组织概念将公司认定为消极、被动、机械的组织类型是不够完整的，至少就出版和公共电视业来说，组织可以对生产过程和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反应，甚至重塑它们。
三、结语
我们认为，将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引入出版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限于篇幅，仅从以下四个方面申论―二。
首先，推动出版研究视角的转换。组织社会学有助于实现从“出版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的转变，使研究者更好地意识到出版活动是一种深深根植于社会背景当中的、受制于社会结构和条件的语境化实践，更好地将“看似自然而然”的出版现象对象化、问题化，而非总是割裂、静止、孤立地看待出版活动。比如，不再把出版产品简单地看成“已知数”，而是从生组织社会学路径下的出版研究产的各个环节加以考察，意识到它们的出现是一系列动态的、充满着冲突与博弈的劳动结果。
其次，丰富出版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组织社会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汇集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营销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特长，形成了多元的思想流派和丰富的知识脉络，如制度主义、人际关系理论、社会网络学派、有限理性概念、组织环境理论等，它们可以为出版研究带来充足的理论给养。
第三，凸显出版研究的经验品质。组织社会学的一大优点在于其“接地气”，也就是说研究的“现实感”和“经验感”突出，极少做“无病呻吟”之状，也不太容易产生“伪问题”。当然，经验研究和思辨研究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但出版研究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强、具有实践指向的社会科学，因此组织社会学的这一优势与出版研究可谓相得益彰。
最后，创新出版研究的方法。组织社会学常用的一些典型的社会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深度访谈、问卷调查、个案分析等，相对而言在国内的出版研究中还较少用到。它们在对一些特定问题的解答上，如前文提到的编辑决策研究，都是非常适用的研究方法，值得引入到出版研究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