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雪峰著《中出版家・章锡琛》为国内第一本章锡琛研究传记。作者基于史料梳理、考证，较为客观地论证了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从被商务印书馆辞退到创办开明书店等出版历程。章锡琛注重产品质量的相关出版经验以及团结、务实等“开明精神”，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价值。
关键词：章锡琛；开明书店；开明精神
相较于“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陆费逵和中华书局”“邹韬奋和生活书店”等专题研究而言，学界、业界对“章锡琛与开明书店”的研究明显要薄弱一些。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章雪峰积数年之功，在对史料进行挖掘、考证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一书，并于2016年5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由柳斌杰领衔主编的《中国出版家丛书》系列。
这是国内第一本章锡琛研究类传记，全书主体共分为五部分，分别以传主人生的五个重要阶段为划分依据，即年少求学时期、商务印书馆时期、创办开明书店时期、抗战时期和晚年时期。每一章的各个小节也都以章锡琛在这_人生阶段的重要事件或人物作为节点，使得整本书的目录完全可以看作章锡琛一生的大事记，简洁明了，思路清晰，让读者一目了然。
作为民国时期重要出版机构的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锡琛一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编辑出版工作和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多成绩。章锡琛曾在文章中谦称自己是“一个最平凡的人”，但从他一生的行迹来看，其经历之跌宕起伏，体验之酸甜苦辣，又着实不能用平凡二字来概括。即便开明书店已不复存在，人们却依然对那个“高尚”“正派”“严肃”“光辉”的出版机构充满“感激”与“依恋”，对这位创始人更是赞誉有加。1990年10月，《出版史料》编辑部编写了《章锡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其中不仅收录了章锡琛本人所撰写的一些文章，还有大量亲朋好友对这位出版家一生的评价和追思。《中国出版家・章锡琛》，又为“章锡琛与开明书店”专题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在还原历史情境的基础上展开述评
一般传记类著作，作者们习惯以时间顺序对主题人物进行线性叙述，一气呵成，就人说人，就事论事。与之前出版知名出版家的传记相比，《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一书作者在对主题人物进行叙述的基础上，对与传主相关的人物或事件进行了适时的类比和延伸，便于读者对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全貌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一点在一般传记类著作中很难看到，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物所处时代背景的深度把握。
例如第一章“最平凡的少年”中，第五小节“出版家们的早年求学时期”，作者在前四小节详细介绍了章锡琛的早年求学经历之后，又将他和两位浙江老乡（即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和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进行了类比。作者提出，“这三位出身浙江从事出版的代表人物，在早年求学时期的经历，颇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对这三人的早年求学经历进行比较之后，作者总结出几个共同点：求学经历以苦修和自修为主，都曾在教育界任职，均属商务印书馆同事等。这一类比不仅让读者同时了解了这三位近代出版家的早年经历，也为后期论述他们在各自出版机构的相互竞争埋下了伏笔。
除了类比之外，作者还注重对一些特定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延伸与发散。例如对章锡琛第一位恩人杜海生的记述。正是杜海生推荐22岁的章锡琛进入商务印书馆，自此开启一代出版家的职业生涯。章锡琛对这位恩师―直是敬重和信任的，甚至在开明书店创办之初请其担任第一任总经理。对开明书店发展历史上的几个关键人物如夏丐尊、叶圣陶、范洗^等^的生平事迹，作者也进行了适当铺叙，这些内容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人物个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书林张一军”第三小节“个人和企业的高峰年代”中，对1936年前后，即开明书店成立10周年之际，整个中国出版业呈现出来的短暂高峰情形做了详细分析。作者从当时全国新出版物的册数、整个出版业的营业总额和单体出版社的营收情况等方面，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全国出版业的繁荣景象。作者适时地跳出人物，将视角放在了整个出版行业的大环境中，体现了其对传主所处的民国时期出版业的研究功底。这些人物和事件虽然不是该书的主题，但能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主题人物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语境。
二、对史料进行归类统计和图表化处理
为已故人物著书立传，史料的准确运用是体现作者学术功底的一个关键方面。该书在参考文献中共列出参考图书五十余部，各类期刊杂志与汇编资料十余种，几乎涵盖了当前国内有关章锡琛以及开明书店的所有资料。史料的翔实，保证了作者的论述理据较为充分，增加了该书的学术价值。除全面的史料引用之外，作者注重对已有史料信息进行统计、分类和提取，灵活运用直观的图表，这让该书的分析与总结更显深入。
例如第二章“商务十五秋”中，作者在介绍章锡琛编辑生涯的起点――编辑《东方杂志》时，除对其接编此杂志时所发表的文章进行统计之外，还对这一时期所发表文章的内容进行了分类。作者提出，章锡琛编辑生涯早期的文章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关注世界大事、介绍世界新科技新发明、研究各种社会新思潮等。并且，作者对章锡琛编译文章中有关相信灵异存在、研究神秘现象的所谓“灵学”的少数文章，也毫不避讳，“章锡琛曾亲自编译《日本新千里眼出现》《千里眼之科学解释》两篇文章”，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醒后来人汲取教训、破除迷信。同样，在这一章之后写到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时，作者对杂志的内容特色进行了分类提取，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呼吁妇女解放，关注妇女恋爱、婚姻、家庭，注重妇女教育、职业及经济独立，倡导男女公开社交，提倡新性道德。这一分类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和系统地了解章锡琛早期的编辑思想。
图表运用方面，在第三章“书林张一军”中，在介绍开明书店成立10周年以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情况时，作者运用了直观清晰的柱状图和折线图，直观呈现了史料数据的变化性。这些对史料数据的二次加工，都为该书的学术性和理论深度增色不少。
三、对争议问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在收集史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特别是对人物评价的历史资料，他人对同一个人物的回忆与评价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这时候就需要作者在综合各类资料的基础上，冷静分析，科学论证，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在与主题人物相关的学术界争议问题上，作者采用了博采众长、逐一论证的方法，并最终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
例如第二章“商务十五秋”第五小节“为何被商务印书馆辞退？”中，作者对章锡琛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的原因做了辨析。首先列出当前史料中体现出的四个观点。其一，“猥亵说”。这是作者根据赵景深的回忆所提出的。其二，“赤化说”。这是作者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章锡琛本人和其三公子章士敫的观点所提出的。但作者随即提出质疑，并举出两个反例进行论证，即叶圣陶的“赤化”程度更深并未被辞退，同时，沈雁冰、陈云、王贤江等“共产党员”，也未因身份原因被辞退，从而否定了这一观点。其三，“声援罢工说”。作者以作为领导者的陈云和沈雁冰都未被开除而章锡琛只是作为声援者，从而也否定了这一观点。其四，“违反竞业限制规定说”。即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对于在职员工，不能在外从事与本企业业务相冲突、相竞争的业务的相关规定和限制。作者提出，章锡琛在商务印书馆之外私自创办了《新女性》杂志是他被商务辞退的导火索。从时间的关系上来看，大约在1925年12月底，王云五代表商务高层正式辞退了章锡琛，而《新女性》杂志则在1925年12月中旬刊出了刨刊号，时间上的一先一后也可作为作者观点的佐证。同时，章锡琛诸多好友的回忆，如唐锡光、周振甫、叶至善等，也从侧面证实了作者的观点。
在第三章“书林张一军”中，作者对章锡琛在开明书店创办时所担任的职务也进行了分析考证。对当前史料所体现出的三种说法，即“总务处长”“出版部主任”“协理”，作者首先逐一进行了分析。接着，作者以“章锡琛先生只有担任类似‘协理’这样相当于‘副经理’的高管职位，才有可能进入开明书店高管层，才有可能在开明书店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的理由，推断出他担任“协理”较为符合实际。从史料论证来看，这一分析论断较为可信。
四、章锡琛与“开明精神”的现实意义
章锡琛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生经历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身上具备的一些优秀品质也值得当今的国内出版人继承和发扬。在该书的最后一节，作者以“出版家是怎样炼成的”为题，对章锡琛一生的沉浮进行了总结论证，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总结，“章锡琛先生作为出版家是这样炼成的：首先要有与时俱进的新思想，要有在细分市场做到‘专注、极致’的企业理念，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选题策划意识，要有‘以质取胜’的市场竞争策略，要有团结一班人的领导能力，最后，还要有勤俭办企业的奋斗精神”。这些出版家精神和历史经验，仍值得中国出版界人士参考或借鉴。
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开明书店同样成就了章锡琛。从1926年8月被商务印书馆解雇后，在友人们的鼓励下，一同出资创办开明书店开始，到1949年7月由于和同人在书店未来走向上的分歧被迫辞职为止，章锡琛与开明书店一同走过了23个春秋。虽然名义上他担任总经理的时间不足6年，但在这23年里，作为书店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书店各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均起到了主导作用。在用人策略上，章锡琛不追求个人职务的高低，只为书店的发展着想，先后推举杜海生、范洗人为总经理。在其亲自出任书店总经理的6年里，更是将开明书店带到了巅峰，出书品种和经营规模都达到了书店发展史的顶峰。虽然之后被战争无情破坏，但章锡琛以及开明书店在民国时期出版史中的地位就此确立。
“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这是叶圣陶对开明书店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开明风”即开明精神的提炼与升华。朴实无华、进步开明的开明精神当中融人了一代代开明人的智慧和可贵品质，这其中，创始人章锡琛功不可没。
《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一书兼具v史考证的严谨和语言表达的灵动，作者让章锡琛这位爱国、敬业、谦逊、乐观、正直的中国出版家的风采跃然纸上。由于时问跨度较长，资料与篇幅有限等原因，该书在传主的一些细节上仍有可补充之处，例如章锡琛在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以及任职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时期的出版活动。这一时期是传主离开开明书店之后新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仍需一定篇幅进行详述。总体来看，该书可谓系统研究出版家章锡琛的阶段性成果，笔者期待后续仍有相关主题研究进一步探讨，以便为当前的出版实务和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