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在和丈夫仔细讨论了一番威胁细节后，我顺利睡着了。但第二天晚上，我心神不宁，不得不喝了两杯酒才入睡，可凌晨2点，我毫无预兆地醒来，心跳加速。我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认为我听见的所有声响都是有人正试图闯入我的家。等到周日晚上，我和我年幼的儿子转移到邻居家过夜。后来，警察建议我们干脆出城避避，我丈夫独自留了下来。即便在郊区，我还是担心杀手们会跟踪而至，夜幕降临，恐惧再一次袭来。
我感觉自己是个胆小鬼，是海明威在小说里带着轻蔑描写的那种人。虽然我的丈夫才是对方复仇的真正目标，但他依然照常工作、睡觉，丝毫不受影响。我悲哀地发现我和他的区别，不是精神上的，而是生理上的。这就是著名的“应激反应”，机体在收到强烈有害刺激时，肾上腺素加速分泌，皮质醇增高，血流加快，统统冲向大脑，让人万分警觉，一触即发。但对另一些人而言，皮质醇也有可能让他们变得迟钝，甚至动弹不得。马修・弗兰克是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和神经学系的高级研究员，他解释说：“我们受制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它是可以保命的。一旦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做出反应。当体内充满皮质醇时，我们的大脑就像爬行动物的脑子，没有太多高级功能。如果你就快被熊吃了，还有时间思索自己到底该怎么做吗？”
面对危险，当人做出搏斗的反应时，血液更多地流入下巴和手臂;当人做出逃跑的反应时，血液更多地流入大腿。如果我们选择的反应不起作用，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研究者列出了人在面对威胁时的5种反应：高度警惕、逃跑、搏斗、害怕到动弹不得、晕倒。视威胁程度的不同，人们会依次经历上述状态。
即便逃到了郊区，我还是整天如惊弓之鸟，而我丈夫住在城里，每日照常上班、跑步，晚上轻松入眠。我建议他也出城避避，但他拒绝了，“我可不想让你更加不安。”他说。“你不会的。”我回答。实际上，我撒谎了，他如果真的跟着我们过来，我一定会更加惶恐。
在郊区的第二晚，我喝了几杯马提尼，希望酒能助我入睡。但我依然在凌晨3点时醒来，一想到杀手完全有可能在我们家车的底盘安装GPS，跟踪我到郊区住地，并以为我丈夫也在这里，我就不寒而栗。我听见风在呼啸、树叶在悲鸣，想象着杀手欲破门而入，又或是正在拿枪对准我家的窗户，他不会错把我当成我丈夫，并在睡梦中把我干掉吧？
我一夜没睡，发誓第二天一定要对车进行彻底检查，看是不是被安装了定位跟踪仪。那晚，我在电话里向丈夫抱怨：“我知道他们不是在找我，但他们并不知道你没有和我在一起啊！”多体贴的妻子！
为什么同一物种的成员，对相同威胁的反应如此不同，就像我和我丈夫的反应？为什么进化没有使某些倾向变得更有用，但又没有淘汰某些倾向呢？拉斯・鹏克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心理学家，他说，这是因为每一种倾向都有它的优势。在某些环境下，保持害怕，做个胆小鬼，也许更有利;而在其他环境下，保持无畏，或者大胆，也许更有利。
英语里有这样一句俗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吃到捕鼠器上奶酪的总是第二只老鼠。某些地方有虫子，而某些地方有老鼠夹，这样的环境把人变成了勇士或者懦夫，但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些食物。
无论胆小还是胆大，都取决于对进化的成本效益分析：哪种特征可以增加我存活的几率，或者增加我繁衍后代的几率？人类最具适应性的一点，就是根据局势不同，从一种反应转换到另一种反应。但我们固有的生理结构做不到那么快地来回切换，如果你的身体习惯了快速应对危险，那让你在面对危机时采取被动策略是很难的。
面对危机时采取“打”还是“跑”的策略与我们的性格、能力是一致的，尤其是抗排斥的能力。一个人越能承受排斥，他就越勇敢，但他被排斥的风险也就越大。
在自然界中，这些特征也能被统一起来。当面临生死存亡时，也许大胆是不好的选择，但在找对象时，大胆就是较有利的特征。在食肉动物附近保持胆小是好事，因为可以不被吃掉。但如果在求偶时不够凶悍，你可能很难繁衍后代、传递你的基因。
事实上，从胆怯到英勇，这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同状态，可以帮助一个物种存活。在棒球运动中，左撇子投手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用右手投球的球员特别多。同样地，有些鸟类靠捕食为生，而有些鸟类干脆偷取前者的食物。那些偷食的鸟需要捕食的鸟，否则它们就无食可偷。研究者称，正是因为存在勇敢的人，才会有胆小鬼，这样后者就可以躲在前者身后。
研究表明，勇敢的人和胆小鬼的生理结构就不同。在一则记录详尽的案例中，一名叫“SM”的女性，其大脑中处理害怕的杏仁体受损，这使她毫无畏惧。研究人员让SM接触蛇和蜘蛛，带她去参观闹鬼的房子，让她看恐怖电影，结果她什么也不怕。无论被枪指着、被刀顶着，生命处于多么大的危险中，她都出奇地镇静。
有趣的是，当研究人员让她吸入二氧化碳，普通人吸入后会有窒息的感觉，而SM的反应是完全的恐慌，她终于有了害怕的感觉。这说明，杏仁体不是大脑中唯一处理害怕的部分。
SM之所以无畏是因为脑部受损，但害怕和无畏往往是天生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发现，某些人可能更容易焦虑，这取决于在孩童时期他们的杏仁体是如何发育的。这项研究发表在2014年6月的《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研究人员招募了76名7至9岁的孩子，因为与焦虑有关的特征在这个年龄段第一次开始出现。通过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检测，研究人员发现，焦虑程度高的孩子有更大的杏仁体，他们大脑中负责注意力、情感认知的区域之间有更多的联系。
环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长期身处暴力或虐待环境中的人，与不在这个环境中的人相比，面对危险的反应有所不同。意大利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的高级科学家科尼利厄斯・格罗斯证明了这一观点。他将断奶前的幼鼠与凶悍的雄鼠放在一起，每天10分钟。两个月以后，当被欺负的幼鼠成年后，它们自己也变得更具侵略性，并且更易诉诸暴力。“过早接触暴力，可使你成为一个横行霸道的人。”格罗斯说。
总之，我们如何应对恐惧其实是一项复杂的运算，它涵盖了我们的生理结构和我们的成长经历。
在车行，5个工人把我的车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找到。我松了口气，心想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可等我回到家里，我忽然想到，也许杀手根本不需要GPS就能追踪到我，说不定他采用了传统的盯人跟踪方式呢。
第二天晚上，丈夫来电话说：“根本没有什么阴谋，对方只是想吓吓我们而已。警察已经质问过所有相关的人，从未有什么阴谋。”隔天一早，我收拾行李，带着儿子开车回到市里，但仍旧心存疑虑。
几天后，我无意中看见一名戴着尼龙头巾的男子驾驶一辆灰色本田经过我家门前。几分钟后，他再次开过。他缓慢地开过我家门前的街道，来来回回了7次，每次经过时，车窗都开着，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好像他不敢转头看我似的。一度，他试图把车停进我家对面的一处空位，他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最后作罢。我赶紧抄下他的车牌号，打电话给丈夫，让他请警察调查。调查结果是，这名男子就住在附近，他正在为路考练习驾驶和街边停车入位。
几个月以后，我收到母亲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和我父亲正自驾房车进行跨州之旅。电子邮件发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座空军基地，他们在那里遇到暴风雨、冰雹和飓风，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国家气象局发布了警告。母亲说她无法入睡，害怕得坐了半宿，眼睛一刻不离天气频道。她很担心房车会被风吹翻，她把药物、手机和平板电脑装进随身的背包里，并把衣服放在床尾，万一出事，她可以拔腿跑到营地的避难处。
我关上电子邮件，心想原来我对危险的反应早已注定，好像胎记一样，是一种基因的缺陷。或者它根本不算是缺陷。我也许生来就不是早起抓虫吃的鸟，但我肯定能得到属于我的奶酪。当我得到我的那份时，我会与我丈夫分享，这是我这个胆小鬼亏欠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