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即呼格案的真凶一直未落网，或者落网了却并没交代有关呼格案的实情和真相，或者虽有交代但相关证据有所缺失，或者尽管有了充分确凿的相关证据，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偷偷销毁或“不慎丢失”，那么结果又将如何呢？恐怕错案还得继续错下去，冤案还得继续冤下去，即使明明知道是错案冤案，因证据不足也只能当作疑案悬案搁置起来。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冤假错案的出现并不奇怪，而在法治的名目下，为了所谓的完成破案指标，为了所谓的“立功”和个人升迁，任意“破案”，匆匆结案，无视程序，草菅人命，这又将法治置于何地呢？相比之下，2月15日晚央视“面对面”栏目报道的河北顺平县“王玉雷‘杀人’案”，检方的处置方式和结果就截然不同了。
当地警察怀疑报案人村民王玉雷即是作案人，于是便以非法取证的方式逼迫王玉雷招供;可顺平县检察院却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签发逮捕证，仅出具了一份“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否则，很可能又制造出一起新版的“呼格案”。
疑罪从无和程序正义乃是司法的两个基本原则。上文谈到的两起案子，前者正是公然违背了这两个原则，结果酿成甚至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一起错案;后者却由于检察官严格遵循了这两个原则，结果就避免或者说制止了一起错案。
不必讳言，这些年来见诸媒体的呼格案之类的错案，恐怕要比及时得以纠正的王玉雷案多得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重视。有案当然应该侦破和审理，这原本就是公安部门司法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但事实是有案未必都能破，因为不是每个案子都能取得充分确凿的证据的。
像上个世纪末轰动美国乃至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这场所谓的“世纪审判”，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的证据失效”，疑罪从无，最终只能宣判辛普森无罪。法的使命是神圣的，绝不容许玩忽职守，但也不能规定出破案率之类的指标。
否则，为了完成“指标”，为了上报“政绩”，为了立功、受奖和提升，便难免不择手段非法取证，制造出一起起冤假错案不说，还让一个个真凶逍遥法外，继续作恶，肆无忌惮地危害社会。
如今周志红伏法，呼格吉勒图冤伸，但这并“不是‘呼格案’的终结”，因为造成呼格案的种种原因，其中一个个真实的细节都尚未彻查清楚。这些“暗箱”里的污秽，如果不彻查清楚一一涤净，就很难杜绝冤假错案的再次出现。
上述“辛普森杀妻案”，“有力的证据的失效”，不知美国司法部门对此有没有彻查？好在辛普森当时虽判无罪，但毕竟引起了警方对他的格外“关注”，2009年，辛普森还是以绑架、武装抢劫罪被判处33年监禁，这也算是还了社会一个公正，给了公众一个交代吧！因此，“赵志红案，不是呼格案的终结”，这话实在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我们构建一个“法治中国”的理念和决心，而且这个理念和决心已经付诸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