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下文简称“联大”）从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设立长沙临时大学”算起，到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代表常委会宣布联大教学活动结束为止，共计8年零7个多月。如果从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开课算起，则存在了8年半时间。不管怎么算，都几乎涵盖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或者说联大从成立到结束，基本与抗日战争同步。确认这一点，对于理解联大为什么在艰难困苦中竟能弦歌不辍，而且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有很大关系。
一、联大师生的素质
学生的素质，总的说也是很好的。云南僻处西南边陲，交通十分不便。大后方的重庆、成都、贵阳都不乏名牌大学，但莘莘学子还是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到昆明联大来求学。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是仰慕联大名师众多，二是向往联大自由民主传统。联大有不少精英学生，就是慕名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如李政道，他是从贵阳的一个名牌国立大学来的。这是由于联大教授不乏伯乐，既善于发现人才，又热心爱护培植人才。当李本科还没毕业，就被教授推荐去美国留学了。
二、西南联大的学风 曾经有人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为西南联大……融合成一种既同于北大、清华、南开，而又不同于任何一校的新特点和风格。”对于三校的个性，有各种描述，比如说“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还有三位，包括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和曾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则说：“南开坚定如山，北大深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校各自的一些特点。但“同无妨异，异不害同”，联大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它综合形成的一种风格的。我的理解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管北大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引领北大近100年，而且对清华、南开乃至近代大学教育都有深远的影响，西南联大更是直接继承了蔡先生的思想。记得汪曾祺校友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一个小故事，联大有一位教授到美国讲学，有人问他：联大存在了短短8年，而所培养的人才，比三校几十年的成果还多，这是什么道理？这位教授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这是他抓住了办学思想的灵魂，也是联大学风的总纲。联大有3位常委，由于蒋梦麟、张伯苓两位常委长期在重庆任职，梅贻琦常委是联大实际上的校长。他具体贯彻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认为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培养人才。而这里所说的人才，并不都是学术精英，而是各个方面、各种专业的有用之才。因为学术大师毕竟不可能是多数，而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他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学生在4年学习过程中，逐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潜能所在，从而努力成为适合自己特长的，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才。为此，学生可以转系，可以选外系的课程。联大有许多博览群书、博学多才的人，学校、教师支持学生的治学自由，有创意、有自己独立见解的最受尊重。对教师也是如此，在联大，拿一本外国人写的书，照本宣科地教授，最不招人待见。陈寅恪先生教隋唐史，他说：“古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那么讲什么呢？讲新发现、新见解、新成就……这才是最最震撼人心的启示，也是联大学风最杰出的反映。
三、联大的课余活动――社团
社团活动是联大生活中的一个亮点。社团有两种，一是综合性的，如1938年年底成立的群社。二是由一些志趣、爱好相同的同学而组合起来的，姑名之曰专业性的社团吧，如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会等。
其他按志趣组织起来的社团，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试分别简略言之。
文艺社他们最初在1943年10月1日出了一份以《文艺》为名的壁报，与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壁报论战，而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主旨。参加写稿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每月1日、15日各出版一期，影响逐步扩大。到了1944年五四运动纪念日，又以壁报名义举办文艺晚会，请朱自清、李广田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散文，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杨振声、沈从文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小说，还请罗常培先生讲五四运动的总貌，闻家驷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孙毓棠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戏剧。到了1945年年初，以《文艺》壁报发起人和写稿人为基础，成立了文艺社。他们讨论作家和作品，交流、讨论自己写的习作，举行追悼罗曼・罗兰和阿・托尔斯泰的会议，出版宣扬进步文艺思想的《文艺新作》，等等。
新诗社联大规定，成立社团，必须请一位教授为导师。新诗社的导师是闻一多。闻先生欣然同意，新诗社也就成立了。闻先生说：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温柔敦厚”，这要不得。他说学诗先学做人，要走到群众中去，理解人民的痛苦，做时代的“鼓手”。这些都成为新诗社的指导思想。他们订了4条纲领：一、把诗当作生命，不是玩物；当作工作，不是享受；当作献礼，不是商品。二、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三、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四、互相坦白、直率、团结、友爱。他们的活动方式，就是带着自己的诗来，互相传阅，自己朗诵，请大家批评，这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方式。此后在联大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新诗社一直发挥了战鼓的作用。
剧艺社联大文艺性社团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密切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反映现实，鞭挞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黑暗，发扬爱国主义和民主自由精神。我印象最深，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王松声同学写的《凯旋》，这出戏的影响之大，可与抗战初期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相比美。其他自编的《审判前夕》（郭良夫编）、《告地状》（王松声编）、《潘琰传》（郭良夫编）都同样现实性极强，感人至深。剧艺社从1945年1月至1946年5月一共演出了13个戏，其中7个是自编自演的。1946年联大结束后，剧艺社的骨干大部分到了清华，又继续把这种精神传到清华。
高声唱歌咏队皖南事变以后，校内政治空气处于低潮，一切社团活动都停止了，男女同学之间也互不往来。1944年，热心音乐活动并有较高音乐修养的黎章民，找了8个爱唱歌的男同学组成一个合唱小组。因为都是男生，便被戏称为“僧音社”。有时练四部合唱歌曲，就把8个人按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分开。1944年五四晚会以后，学校政治空气开始活跃，各种活动纷纷启动，喜欢唱歌的人陆续聚拢起来。到了下半年，就成立了高声唱歌咏队。在“一二・一”运动中，高声唱歌咏队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严宝瑜和黎章民分别谱写的《告士兵》《告同胞》两首歌，通过向中学生教唱，然后广为宣传，影响十分显著。直到四烈士出殡和公葬，高声唱歌咏队通过《安眠吧，勇士》《烈士挽歌》《送葬歌》的广泛传唱，使昆明的广大市民，永远深深地铭记着屠杀四烈士的刽子手们的滔天罪行！ 阳光美术社活动内容很明确，一是学习，即组织社员进行绘画技巧方面基本功的练习。二是战斗，即出版漫画壁报，用犀利的画笔，向反动势力举起投枪！由于漫画这种形式辛辣、尖锐，往往能击中敌人的要害或软肋，因此激怒了三青团的爪牙。有一次，他们竟然用绑架的办法，想对一幅漫画的作者进行体罚。幸亏被进步学生发现，立刻叫来大批主持正义的同学，把被绑架的同学抢回来，并使那些狗急跳墙的小丑仓皇逃窜。阳光美术社还举办了一次阳光画展，展出好几幅很有水平的油画、木雕、水粉、水彩等画作，使参观者大吃一惊。这说明阳光美术社社员不仅能战斗，而且在艺术上确有提高。
四、联大人的生活情况
记得以幽默著称的老作家林语堂参观联大以后说过：联大的精神了不得，物质生活不得了。这个既诙谐又精湛的语言，确实反映了联大生活的现实。
五、联大为什么出了这么多人才
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基本同步，正是国家多难之秋。1943年以前，还频繁遭受敌机轰炸。师生生活既不安定，又十分清苦。然而就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却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比生活富裕的和平时期多得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把它归纳为四点：
一是爱国主义情怀的激励多难兴邦，古有明训。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这些热血青年，都成了痛失家园的流民。国仇家恨，无时或忘。记得明清史专家、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先生在他写的《我在联大八年》一文中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师生，大部分是这样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师生的心思是一样的。
二是联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促进了师生在学术上的创造力。如果什么事情都由领导上先定个框框，思想都被捆绑起来，哪里谈得上创造力。西南联大没有任何框框，三民主义是官学，教育部规定为必修课。但联大经济系教授赵罗以蚩课讲社会主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一套，在联大是行不通的。学生如果不同意教授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照样拿高分。这就是联大办学思想的可贵之处，也是繁荣学术、培养人才的不二法门。
三是大师们的风范，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风范群体的榜样可以起极大的教育作用。在联大这个大师如云的地方，取法乎上，往往就不是仅得乎中，而是必有许多得乎上者。这是事理之常，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济济人才之中，又有学术自由的条件，人才辈出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因为学生受到学术环境的熏陶，可以向大师质疑问难，从中得到启发。哪怕是一项小小的点拨，对学生的研究工作也可能起很积极的作用。这是联大的最大亮点。当然，学生的总体素质比较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是云南的特殊政治环境由于省长龙云与蒋介石政权的矛盾，昆明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而政治上的自由，无疑对学术研究也是有益的，至少不会干扰。我常想，如果联大不是设在昆明，而是在成都、重庆或贵阳，就一定不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