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以来，实现中国语言学与国际语言学接轨的口号日益响亮。但怎样接轨，却少有讨论。然而，国际语言学流派太多了，跟谁接？怎么接？即使像有人说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是当今主流，可是，乔氏语法理论有四次大变化，而分五期，咱们一一接去？即使其最后的最简方案，能否接轨？再说，乔氏的语言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他的理论是在把语言假设为人脑一种机能的前提下做出的，其大前提是否成立？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语言学是抛开国学特别是告别传统语文学而遵循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方法研究汉语的产物，而且主要是遵循索绪尔语言学思想方法做研究的产物。因此，看上去中国语言学早就与国际语言学接轨了，为什么近一二十年以来又一天紧似一天地高喊实现中国语言学与国际语言学接轨呢？为此，笔者考察过去110多年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撰成《中国语言学怎样与国际语言学接轨》一文，发表在《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9日学术探讨版。文章指出，接轨必须是对接；中国语言学要与国际语言学接轨，必须既有拿来也有输出。鉴于一百多年以来邯郸学步的接轨史，文章指出，以输出为主的接轨才能促进语言学健康发展。文章还论述了实现高层次输出亦即语言观及方法论输出的意义。然而，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实现接轨中的高层次输出呢？恰逢《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分期研究社会语言学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问世，喜得一本，捧读之，颇受启发，不揣谫陋，试述如下。
《新探》由九个子课题组成。它们分别是：晚清政治风云与相关社会称谓研究、晚清官场称谓管探、民初政治风云与相关社会称谓研究、十年内战时期社会称谓研究、抗战时期社会称谓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称谓研究、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政治运动与相关称谓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变革与相关社会称谓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留学潮与留学生相关称谓研究。从这些子课题名称中，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是抓住20世纪的政治风云、官场乱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政治运动、改革开放、经济变革、留学潮等重要的社会变化因素来研究社会称谓的。这样植根具体社会背景，抓住重大事件，考察研究对象的产生、发展及变化，论从史出，论从材料来，信而有征，不留疑案，让被语言本体研究之游戏搞蒙了的我们顿觉醍醐灌顶，真切地感受到语言研究原来可以如此拨云见日，如此实在！然而所以至此，骨子里还是个语言观与方法论问题。就语言观来说吧，可以断言，不管遵循索绪尔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之说做研究，还是遵循乔姆斯基的语言是人脑一种机能之说做研究，都不可能收到如此令人折服的效果。
虽然《新探》曾经两次说它不是理论著作，但它是严格在语言与社会共变思想指导下做研究的，又是用扎扎实实的研究充分印证语言与社会共变之规律的，所以它与那些画地为牢、胶柱鼓瑟的所谓语言本体研究不同。它没有任何生搬硬套的理论方法，尽是由研究内容决定的家法；没有三纸无驴的高深，只有干净利索的单刀直入。《新探》自称社会语言学新探，不出索绪尔、布龙菲尔德、叶尔姆斯列夫、乔姆斯基等被中国学者念念不忘的名字及其理论可以理解，但是连社会语言学创始人威廉拉波夫的只言片语也不讲，这在某些唯国外理论独尊的学者看来可能不上层次，至少算不得与国际语言学接轨。但它不管别人怎么看。它只想解决问题，并且认定用中国的方法完全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它独立思考，不屑于拉大旗作虎皮。它独辟蹊径，而心坚石穿，诚可谓自绣鸳鸯心裁之，易简金针度与人。如果学界同仁均以这样的底气及方式从事语言研究，与国际语言学接轨而输出中国学者的智慧，有效促进语言学简易化发展，进而走进寻常百姓家，岂不更好？语言毕竟是人的，是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而当今的语言学恰恰少了人味儿，所以不仅一般大学生难入其门，研究生也只能照猫画虎，换个学位什么的了事。这正常吗？
《新探》作为一部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对从20世纪中国社会各历史时期精选出的2071个社会称谓词做了深度研究，通过揭示其内在联系和探讨其发展变化规律，令全书浑然一体，成为一篇天衣无缝的大文章。全书可圈可点者甚多，所以不同读者可能会重点推赞它的某个方面。比如，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选题的原创性，称其慧眼识珠；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视角的独特性，赞其技高一筹；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视野的开阔性，随其游目骋怀；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内容的丰富性，叹其极深研究；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观点的新颖性，感其慧心独具；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论议的公允性，效其不偏不倚；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史料的典型性和确切性，论其史料学价值；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方法的独到性和完善性，知其至巧近拙；有人可能首先看上了它行文的严谨性和简洁性，服其浑然天成；等等。是的，《新探》的这些特点都比较突出，多值得专文论述。但是，这些特点在《新探》不过一片片花瓣儿而已，其果实价值怎样？
一般说来，一部好书的价值总是多个方面的。比如《左传》，不仅其史学价值很高，而且其军事学价值、法学价值以及文学价值都不低，甚至在天文学、地理学、民俗学、语用学等方面也有一些贡献。同理，《新探》作为一部好书，它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的核心要素是人，所以形形色色的人的社会称谓最能体现社会发展变化之状况。因此，《新探》立足20世纪中国社会与社会称谓的共变关系做研究，首先对汉语称谓学的创建，对增强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客观性，对促进中国社会语言学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点说，由于汉文化的复杂性，汉语称谓十分丰富，而且极具特色，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汉语称谓学。《新探》的问世，对于催生科学的汉语称谓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再看其史学价值。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史者，由于某种原因，有些敏感的话题往往不便讨论，但换个角度，立足社会称谓讨论起来就方便得多，客观得多。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此前出版的几部，主要是共时研究的成果。《新探》采用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已然，而且看到了所以然，这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另外，《新探》的研究，对于汉语称谓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同时对汉语词汇学及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我们把《新探》与百年来遵循国外语言学思想理论做研究的那些现代语言学著作比较一下，则更容易发现其价值或贡献的重大。常听人说：在现代科学中，最没有用的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就连一些古汉语研究者也讽刺那些遵循国外语言学理论做出的研究是把本来明明白白的东西说得让人不明不白！针对这类批评，部分追随舶来理论做研究的学者常斥之为实用主义。然而，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其积极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退一步说，不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又将怎样生存？怎样避免被社会所淘汰？一般人都熟悉《韩非子》里讲的那个鲁人徙越的故事，那对擅长织屦和织缟的鲁国夫妇能在越地生活下来吗？换个角度看，中国传统语文学所以历经三千年不衰，并且实现了长足的发展，靠的就是它的实用。其实，《新探》正是充分发扬了中国传统语文学靠证据而重实用的优良传统，所以它在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然而，我们只看到《新探》的上述价值或贡献是不够的，因为中国语言学在与国际语言学接轨的过程中，中国语言学工作者有义务向国际语言学界输出科学的思想方法，以促进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健康发展，促使语言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多做贡献。然则，《新探》研究的成功，对国际语言学界的同行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新探》开了个好头，还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大家一起打破唯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独尊的神话，共同努力，向国际语言学界多输出重证据且讲实用的思想方法及成功经验，在促进语言学服务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与我们大国相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