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出版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既有内容创新的挑战，也有传播载体创新的挑战，还有运营管理创新的挑战，最根本的还是人才的挑战。当一个个新型出版人以工作室、文化公司、网络文学网站、视频网站乃至“一端两微”（即移动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形式进入出版行业的大格局之中，人们在惊艳的同时，往往会对那位或那几位掌门人、操盘手的来龙去脉产生兴趣，有所思索。这是作为内容产业的出版业的主要价值和经营规律决定的。虽然很多行业都在说“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可也有不少行业主要是资源的竞争、投融资的竞争、技术设备的竞争，而内容产业的竞争脱离了人、脱离了人才，其他许多有利条件都有可能归零。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业较之于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人才的重要性。
一、人才主义是出版业最根本的主义
人才主义，是我国现代进步出版事业杰出代表邹韬奋先生在七十多年前提出来的。韬奋先生之所以在“人才”之后缀以“主义”，为的是要强调人才乃是出版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七十多年来，韬奋先生的人才主义_直在我国出版业中广为传播。
前不久，为纪念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本人撰写了《韬奋精神六讲》一书，从六个方面来谈韬奋精神。第一，为大众。韬奋先生一开始进入新闻出版业，主编《生活周刊》，就确定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他从始至终“永远立于大众立场”（韬奋语）。第二，爱祖国。韬奋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而成为首个国家公祭日发布的300名爱国英烈之一。第三，敢斗争。对于邪恶势力和反动势力，韬奋先生总是勇敢地进行斗争，而且战而不屈。第四，善经营。在书刊出版发行等诸多方面，韬奋都是经营高手，他主持的生活书店，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发展成了一家有56个分支店的出版发行机构，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周刊》都是当时全国期刊中发行量最高的刊物。第五，懂管理。韬奋先生对生活书店有一系列的科学管理办法和成功实践。他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专门撰文提出人才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才为先，把生活书店的员工团队打造得非常团结，以至于在他去世多少年后，这个团队许多人还是以生活书店为家，成为后来的三联书店的主力，甚至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领军人才和业务骨干。第六，真敬业。韬奋先生忘我地投身于出版事业，有许多感人故事，其敬业精神令人叹服。这六个方面中，韬奋先生投入很强烈的感情和很大精力的就是对人才的管理。他不仅提出了“人才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当时生活书店对店务工作实行委员会管理办法，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即编审委员会、经营管理委员会和人才工作委员会，他亲自担任人才工作委员会主任，主持人才工作。作为全店的总经理，主抓人才工作，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韬奋先生特别重视人才引进工作。所有新员工进店，他都要组织面试，严把进人关。在生活书店，韬奋先生精心打造了一支团结奋斗的专业团队和学习型组织，要求团队保有浓厚的友爱精神和学习风气，从1938年起，生活书店开始组织店内读书会，让所有员工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对于与生活书店相关的许多特殊人才，韬奋先生则以“精神和品格”（夏衍语）加以感召，以至于有一批杰出人才先后加盟生活书店，如徐伯昕、张仲实、金仲华、钱俊瑞、钱亦石、林默涵；还有一批知名人士虽然身在生活书店之外，却长期与书店紧密合作，如茅盾、胡愈之、郑振铎、傅东华、黄源、沙千里、徐懋庸、张庚等。我们知道，这些加盟者和合作者在当时都是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一流人物，后来也都分别成为新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各级领导人。可想而知，韬奋先生领导下的生活书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流的出版机构，是与书店拥有这样一批一流的团队和一流的人才分布不开的。韬奋先生的“人才主义”无疑应当成为出版业最根本的主义，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主义。
二、“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改变”与“不改变”
回顾是为了发展。我们使用一些篇幅来回顾重温韬奋先生的“人才主义”，是为了出版业当前的发展。可以说，身处“互联网+”时代，虽然技术创新正在不断改变着出版形态和出版业发展的趋势，可是，出版业的人才主义不仅没有过时，恰恰相反，随着出版业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融合发展，人才主义正显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要讨论人才问题，先要谈谈人才思维。要谈人才思维，首先要考量互联网到底对出版行业有多么大的改变和多么大的不改变。
在“互联网+”时代，出版行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从服务读者向用户至上转型。互联网思维最核心的理念是用户至上，过去我们说“读者第一”已经很了不起了，“用户至上”就是以用户需求为主导，整个出版经营的起点和逻辑都要发生改变。
第二，由信息发布向信息交互转型。过去出版企业发布信息速度很快，渠道很多，甚至电视台都可以帮忙发布信息，但都是单向度的发布，现在互联网却帮助我们实现信息交互。信息交互就是出版企业不仅发布信息，而且还知道信息发布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给了什么样的反馈，给出版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信息增值。
第三，由提供知识向分享知识转型。过去出版企业出书，成千上万人读书，这个过程就是出版企业在提供知识、传播知识。现在出版企业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知识，通过互联网，可以形成一种知识众筹。出版人也需要通过互联网获取更多的知识，然后形成出版的新的内容，而不再是关门编书，不再是完全的独立创作。
第四，由出版平台向开放平台转型。过去出版企业把书摆上出版平台，现在是开放平台，书摆在这里，读者可以随时点击，可以随时讨论。过去是专业作家创作阅读内容，现在每个用户都可以生成内容，甚至进行自助出版。
这四个方面毫无疑问是互联网对出版业造成的巨大改变。那么，出版业又有哪些“不改变”呢？在国家对我国出版业总的性质要求和管理规则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出版行I主要有两个方面没有发生改变：
首先是出版企业的品牌作用没有改变。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是海量信息的时代，可是，传统出版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依然可以让读者感觉得到，品牌出版社依然是出版质量、信誉、品位的重要保证，品牌价值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的海量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一些具有显明的辨识度、可靠的信誉度和强大的感召力的出版品牌，将显得愈发可贵。这不仅是出版者的财富，其实也是阅读者的福音，因为品牌的存在，将帮助广大阅读者节省大量的检索时间，去除许多无效浏览，避免接触太多的语言垃圾。市场竞争中的品牌策略之树依然常青。 其次是传统出版的运营机制和专门化原则没有根本改变。传统出版机构无论如何应对出版载体和传播渠道的变化，也还依然有策划、选题、编辑加工、营销推广等专业环节，至少可以说有很大的“不改变”。马克斯・韦伯在19世纪末提出科学的分类和专业化，尽管到了20世纪末赛义德提出了用业余性反对专业化，但是我们作为一种专业，出版行业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专门化，由专业人员生成内容的方式不会改变，专业化还是基本规律。赛义德的业余性，强调的主要是文化的泛漫性和自由精神，然而，作为出版主体，即便是出版传播泛漫性文化和自由精神的出版物，也还需要按照出版规律去实现。
关于按照出版规律去适应“互联网+”时代，本人就还有过一些体会。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之初，新浪、搜狐正在崛起，由于当时出版集团还是事业单位，没有转企改制，没有筹资权利，更没有投资能力，失去了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起步机会。不过，我们并没有放弃进行数字化发展的努力，更不想坐以待毙，决定集中力量建设专业出版资源数据库，因为这样的项目在当时能够获得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的商务印书馆的“语言工具书数据库”“东方杂志数据库”，中华书局的“中华古籍数据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百科术语数据库”和中译公司“多语种翻译数据库”等产品。中版集团通过数据库建设，抢占了数字化出版的根据地。这就是坚持按照专业出版的要求，遵循从出版资源着手的出版规律取得的成果。即便在已经是数字化遍天下’IP和AR、VR崛起的当下，专业出版社恐怕也还得按照专业化这条路子往前走，才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保住生存的一席之地。
既然出版业有着这么大的“改变”和这么重要的“不改变”，相应地，出版业的人才思维也就应当要有很大的改变和不改变。
三、究竟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
出版业已经发生改变了的东西需要以“互联网+出版”来做，反过来，不改变的因素则需要用“出版+互联网”来做。出版业内讨论过究竟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有人认为，必须是“互联网+”，而“+互联网”是不对的，这不是互联网思维。我觉得事情不能那么绝对。“互联网+”是用户至上，但是专门人员生成知识，专门人员传播专门知识，就不能用户至上。尼尔・波茨曼的《娱乐至死》深刻指出，现在进入了娱乐时代，一切话语可以通过娱乐的方式传播，包括政治、体育、教育、文化、商业的内容，都被娱乐化了，这样一来，我们将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茨曼意在提醒人们要警惕娱乐化的危害。可是，互联网的存在却在为娱乐化大开方便之门，推波助澜。那么，严肃的出版人就要有必要的坚守。特别是专业出版，要坚持内容“+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内容。“互联网+”内容就把出版简单化了。我们一定要保持人类认知和思维的深刻性、严肃性。诚然，“互联网+”出版也是可以的，尤其是大众出版、知识类出版，“互联网+”娱乐出版更应当如此去做。可专业出版，“+互联网”也是必须的，这是为了保持出版的严肃性、深刻性，以及出版为国家、民族、人类做出更多思想文化贡献的主体性。
其实，事情没有必要弄到非此即彼的地步。“互联网+”与“+互联网”，没有必要弄到二者必据其一。事物可以一分为二，也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三的思路更为宽阔。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不是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三生万物”的观点可以使得我们的思维更为开阔、自由。譬如，螳螂扑蝉，就还有一个黄雀在后；互联网出版与传统出版之争，还有一个市场规律在制约。当前，不要以为今后只是“互联网+”出版，也不是是否固守出版“+互联网”，其实还有市场出版，甚至可能还会有新的载体形态出现。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事物的变化是难以预料的。
既然出版业的“互联网+”和“+互联网”没有必要弄到二者必据其一，那么，“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人才思维也就没有必要弄到以“互联网”为界，不要过于强调人才特别是新进人才是否归属于互联网。我们希望看到的人才是，如果是互联网专业出身，可是对出版业并不陌生；如果是传统出版专业出身，却对互联网出版有一定的了解。整个社会正在高度重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出版业的人才队伍更应当加快融合，即便是一个出版人，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也应当在这两方面、甚至更多方面有所融合。
四、“互联网+”时代出版人才需求呈多维多样特点
“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人才需求呈现多维多样的特点。古人说，兵家贵刚，道家贵中，儒家贵柔。出版业的人才需求也将会出现多样化特点，也需要有兵家、道家、儒家，儒道兵各有其用。“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业人才需求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生成内容的专业人才。这个要求是为了使传统出版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而提出的。出版业绝不可能向互联网行业主体举白旗归顺，这就要高度重视生成内容的专业人才。没有生成内容的专业人才，传统出版业就只能在“互联网+”时代败北。如果传统出版业承认必须按照互联网企业的思路去做，那就变成互联网企业的编辑部，往后生存的自主性将会越来越差。2016年，亚马逊在美国西雅图开办了一家1400平方英尺的实体书店，说明互联网并非一统天下，实体书店还是有存在价值的。人们在网购的同时还需要体验式购书，在读手机、读电子阅读器的同时还需要读纸书。事物总在变与不变之间。传统出版I不要急着觉得今是而昨非。作为内容提供商，强化自己生成内容的能力才是重要保证。
第二，要高度重视知识经济管理人才。1990年代-中期，知识经济概念从国外引进，轰动一时，现在谈得比较少。其实知识经济应当多谈。知识经济就是对知识的经营管理，知识成为经济的一种形态，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在出版行业，编辑人才事实上是知识经济的第―人才，因为编辑管理作者。版权经营管理人才，也是对出版业知识经济的管理。此外，出版业内部生产协调管理始终是重要的，而目前这方面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这些方面的管理人才不能弱化。 第三，要高度重视“互联网+”时代信息营销复合人才。现在出版社里做信息和市场营销的人才需要尽可能复合起来，要不然一边内容宣传做得热火朝天，一边销售却跟不上，复合型人才可以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
第四，要高度重视客户服务管理人才。现在强调用户至上，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传统出版业来说，如何管理客户，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管理好客户，管理好自己的忠实读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应当有这方面的管理人才。有的发行量很大的期刊，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读者订户数据库，实在令人扼腕，叹为可惜。其实，即便是发行量不大的甚至很小的杂志，也应当建立自己的读者订户数据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杂志社还想生存下去，就要重视自己的数据库建设。
第五，要高度重视既懂互联网，又懂传统出版的复合型领军人才。作家贾平凹说他写书都是手写，他在书写中能找到自己的趣味。作家可以特立独行，可以遗世独立，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一般来说，出版人这样就不行，一个社长到了今天还不会使用互联网，恐怕就得准备退休了。出版领军人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旺盛的学习热情，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和能力，要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操作能力。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互联网+”时代从事出版事业，领军人才必须更加开放和进取。
五、“互联网+”时代更要广开人才之路
互联网已经使世界变平了，也使出版业人才进出的门槛变平了。有位出版社领导来征询我的意见，说是有一家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给他上亿股权和百万年薪，去还是不去呢？我说如果你是为了发财才来做出版，那你肯定要去，而且赶快去；如果你是想在品牌出版社里有一番作为，那就不要去，因为这里是你实现出版理想的地方。都说人才难得，到底人才难得在哪里？难就难在他的心在这里，他的志趣在这里，他的情感在这里。出版业要广开人才之路，使得人才进出更加方便。广开人才之路，要让愿意走的人高高兴兴地离去，让愿意在出版业发展的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第一，出版业的人才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现在关于人才的思维有一个理论，叫三圈理论：一个是价值圈，一个是能力圈，一个是支持圈。这三圈的重合点，就是人才的最佳点。重合度越大越好。现在特别需要提升人才的价值维度，使人才价值更多地覆盖到能力和支持上。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业有可能继续做纸介质出版，也可能要开发数字出版，这个时候，首先要让人才认识到在这里具有很大的价值。有一种并不准确的看法，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是实用性学科，以为只要掌握好编辑技能、经营管理知识就可以了，其实，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一般的工匠，而成不了出版人才。出版人才必须有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对出版的价值哲学要有正确的认知，要树立正确的出版价值观。无论是什么时代，出版人才首先要把编辑出版学当成人文学科、科学学科来学习，只有掌握了更多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牢固树立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才可能成为优秀的出版人才。
第二，传统出版业要注意维护和发扬既有的人才优势。传统出版行业的人才优势还在。要很好地爱护、维护作者人脉，出版企业业务骨干的维护工作也不可掉以轻心。一个资深编辑后面往往跟着一大群优秀的作者，往往是出版社走了一个老编辑，立刻遗失掉许多好作者。传统出版企业要注意用情感留人，用事业留人，用必要的待遇留人，当然，还需要用制度乃至法制留住人才：
第三，传统出版业要坚决引进人才。这是每个行业、企业都在做的事情，传统出版业也在做，但是做得往往不是很坚决。传统出版社还面临这样的问题：出版社从互联网企业、IT企业引进了一些人才，可是大家感觉到这些人才并不像他们在原来的企业那样干得那么风生水起。这是值得各方面思考的。这当中有可能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还有企业文化的问题。为此，传统出版社在坚决引进人才的同时，还需要坚决推进老旧出版企业的改革创新，不然弄了半天依然是做不成事，最后还是留不住人。当然，也还需要让新进的人才形成更好的价值认同、品牌认同、情感体验、事业体验，实现人才与企业的双向融合。
第四，出版业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高等院校在出版人才培养上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应当是复合型人才。行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模式也需要不断改进，行业在职人员的培训应该更多地安排一线的出版人来做培训讲师，让受训的员工真正学有所得。2013年，淘宝大学开办，接着万达大学、京东大学也相继开办，三大新兴企业都在大力开展人才培养，而且人才培养的讲师基本是一线员工。这些居于“互联网+”时代潮头的优势企业都一刻不放松人才的培养，我们这些体制机制偏于老旧的传统出版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轻视人才的培养呢？
六、出版企业对人才的评价思维要与时俱进
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企业对人才的评价思维要与时俱进。出版企业对人才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人才能不能留下来。当然，不断提职提薪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可是国有企业不可能―直都用这样的奖励措施。总之，要有些既不违反干部管理规定又能带来激励效果的创新设计。此外，还有一些人才评价思维需要调整。
第一，要把对企业的忠诚变成对职业的忠诚。一个人服务的企业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从职业的忠诚度来说，职业态度不能扭曲，不能不守职业道德。邹韬奋是一个最讲职业道德的人。黄炎培曾经回顾说，邹韬奋自进入《生活周刊》，就没有再给别的出版社写过文章。他的职业忠诚度和企业忠诚度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对一家企业忠诚到底，社会生活这个方程式往往是多解的，但可以要求从业者要恪守职业道德，对职业的忠诚度是必须的。
第二，企业最大的财富在于能够使用更多人才。出版企业能够拥有多少好的作者和多少好的书稿，就需要拥有多少好的编辑和营销人才、移动互联网经营人才和技术人才。人才以用为本，不要强调人才企业所有制，关键是发挥好人才企业使用制。一个优秀编辑虽然离开了这家出版社，但其实还可以继续留在这家出版社的某一个或几个项目上发挥作用，按劳取酬。要建立人才资本优先的理念，不要过分强调货币资本优先。出版业的领导层都习惯于货币资本优先思维，其实在人力资本上也是需要真花钱的。人力资本对劳动效益要有索取权，这是合情合理的。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使用更多的人才。
第三，要建立人才跨界的思维。早先，IT业、互联网业曾经从出版业挖过人才，现在，出版业需要反过来从他们那里跨界延揽人才。出版业还要从社会各界寻找人才。这就需要出版企业的领军人，要有跨界思维，既要向韧诰蚝团嘌人才，也要向外跨界发现和延揽人才。尤其是出版企业的一把手，要真心实意地去做这件事情，对人才形成感召力和向心力。传统出版业在人才问题上格局偏于狭窄，常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现在需要树立“非我族类，其才必异”的理念。要敢于使用有一技之长但素质并不全面的人才：只有不拘一格用人才，才可能突破陈规，谋得更大的发展。
“互联网+”时代正在到来，出版业的改革、发展、转型还在持续进行。人才问题将是第一位的问题。有了人才才会有出版，有了新型人才，才会有新型的出版，才会有整个行业的创新发展。我们要站在“互联网+”时代的高度，创新人才思维，把人才工作做得更好，使得我国出版业实现优质、高效、健康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