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境保护是当代经济的重大命题。奥斯特罗姆创造性提出自治组织理论之前，对环境治理的研究，学界长期陷入了科斯范式和庇古范式。20世纪后期至今，经济学家们在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基础上，环境自治组织的研究从农业社区分析延伸到工业社区。发展的环境自治组织理论认为，共同制裁和信任品危机催生了工业社区的环境自治组织，而自治组织的威信则来源于体制化和企业战略选择。从环境保护到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视角的转换，可以完善环境自治组织理论，合理解决维持组织稳定性、发展更加现实的组织行为模型和坚持多中心主义的环境治理框架。
关键词：环境自治组织；体制化；战略选择；环境保护；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
我国“十三五”时期，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事实上，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是中国当前的大敌，也是世界面临的难题。自治组织理论为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视角。由此出发，结合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进行思考和转换，能找到一条较为有效的出路。
一、自治组织理论的提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由于“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在公共资源治理方面”的卓越贡献，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环境治理的研究，自从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外部性概念以后，就一直围绕着外部性消除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两条路径，一是产权界定的视角，科斯定理开创了这一思路，强调的是私人产权界定；二是生态税（Ecological Taxation）的视角，庇古税是其起源，强调的是政府税收功能。科斯和庇古的开创性研究，与经济学史上很多开创性的研究一样，导致学术界陷入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理论界甚至普遍长期认定，要避免环境的悲剧性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彻底私有化环境资源，或者强化政府集权对于环境的治理。
可以说，科斯范式和庇古范式长期主宰了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一些被用以研究环境等公共资源的经典模型，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逻辑等，都沿袭了科斯或者庇古的思路，忽略了产权和政府治理之外的力量，回避了产权界定的成本和政府失灵现象。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Ostrom的研究才使理论界出现了新的活力。Ostrom在1990年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系统地表述了她的自治组织的思想。她认为在产权和政府之外，存在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自治组织。通过对鱼类、草地、森林、湖泊和地下水等公共资源使用管理情况的大量研究，Ostrom观察到，资源使用者联盟等自治组织，经常能发展出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使环境等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
二、自治组织理论的扩展
Ostrom主要研究的是农业社区中的自治组织和环境保护。工业企业在面对环境问题时，自治组织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长期被经济学家所忽略。早期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企业和环境的关系时，有两个流派。一是契约观，该学派停留在伦理的层次上讨论企业经营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认为企业是契约的枢纽，企业的经理们保护环境是因为企业――居民社区之间存在以环境为中心的社会契约关系。二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该学派认为市场的竞争会自发地演化出一些规则（环境友好型竞争规则），通过这些规则，企业保护环境的行为会获得利润。
其实，Hart的契约就是一种企业和居民社区之间的环境自治组织的形式，它不属于法律形态，也不属于私人合同形态，而是企业自愿参与的，没有强制性。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看来，企业保护环境和追逐利润是激励兼容的，所以Hart的自治组织形式也必然是可持续的，只要有市场竞争，就存在环境保护的自治组织。总之，早期的流派承认自治组织的存在，但是在潜意识里认为一切都是自发的优化和存在，不需要被研究。至此，自治组织变成了黑洞。但是契约观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并不能消除客观存在的大量的企业污染，也不能解释一些企业联盟在环境治理中取得的成功。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扬弃传统，并逐步揭开了工业社区中环境自治组织的面纱。
在农业社区，自治组织的参与者拥有共同的有形资源，而在工业社区，企业往往不拥有共同的有形的自然资源，农业社区和工业社区的环境自治组织形态也因此不同，这导致农业社区中保护环境的自治组织在工业社区并不明显。在早期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寻找现代工业中客观存在的自治组织案例，Nash 和Ehrenfeld （1997）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发现了大量存在于贸易联盟、区域组织中的自治组织案例。Reinhardt （2000 ）则发现了跨国公司推动产生的一些自治组织案例，如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开始借鉴其他领域的自治组织理论，以此加深对环境治理型自组织的认识，借鉴主要有知识分享型组织、开发商社区、开源软件理论 ，以及媾和标准理论。通过比较，经济学家发现这些理论对于解释环境保护问题同样适用。但是，在对工业社区的自治组织研究中，经济学关注的更多的则是这些自治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其威信的来源等问题。
是否拥有共同的有形环境资源决定了自治组织产生的路径。在农业社区，农民们拥有共同的有形资源，农民们之间的互动催生了自治组织。而在工业社区，企业往往不拥有共同的有形自然资源，自治组织的产生主要是通过企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主要有政府、消费者群体、企业所在居民社区）之间的互动而产生。共同制裁和信任品危机被认为是两个重要的催生力量。
共同制裁。共同制裁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一，当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时，消费者无法区分企业A和企业B的污染行为。当发现环境被工业污染时，消费者会对同行业的所有企业采取一致的制裁策略，这种策略称为共同制裁。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共同制裁理论，一家上市公司导致的环境事故会降低该公司所在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药剂生产公司因为污染而发生的召回门事件会降低其上游行业公司的股票市值。Blacconiere 和Patten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共同制裁的威力和公司之间的类似性呈正相关。其二，政府在无法界定污染的根源时，也会对某行业采取共同制裁的策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Reid、Erin Marie和 Michael W.Toffel （2009）认为，共同制裁带来的风险会催生环境自治组织，自治组织通过协调企业间的行为帮助其渡过共同制裁带来的危机。类似的实证案例有很多，如美国的电子企业联盟。总之，共同制裁催生了工业社区内的环境自治组织。 信任品危机。信任品（credence goods）的概念是在1970年首先由尼尔森提出的，指消费者使用产品后仍然无法判断产品的品质。与信任品相对的概念是体验品（experience goods）。体验品是指消费者可以通过消费从而事后获得产品的品质信息。信任品和体验品都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信号模型认为公司可以通过广告传递信息，以避免信息不对称产生柠檬市场。但是，这种机制只适合体验品，不适用于信任品。问题的关键是，很多环境资源相关的产品都是信任品。病人服用药剂以后，无法知道这种药剂是不是绿色药品，嗜茶者品茶后无法判断茶叶生产的过程是否对环境有害，消费者也无法判断布匹是不是有机化生产的。King、Lenox和Barnett（2002）认为，自组织可以帮助企业向消费者传递一些消费者无法观察的信息，避免信任品危机。这一观点得到Darnall和Carmin 的实证支持。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企业和政府集权都是一种剩余控制权的垄断机制。自组织则相反，在自组织的系统里，不存在剩余控制权的垄断问题，单独的个体有权选择参与或者退出，剩余控制权是均等分散分配的。那么企业为什么选择参与自组织，而不是搭便车呢？这个问题成为研究的一个焦点。学界给出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和战略选择（strategic choice）。
体制化理论是制度经济学派提出的，制度学派认为，自组织通过潜意识和显意识等体制化因素限制企业的策略选择，企业的认知和策略集都被缩减到可以限制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范围。体制化因素提出以后，很多学者致力于寻找体制化理论的实际案例， Hoffman（1999）、Delmas（2002）、Rivera（2004）、Toffel（2008）等都发现了证明制度学派观点的实际案例。King和Lenox（2001）、Corbett和Kirsch（200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因为体制化因素，参与某一自治组织的企业更易于参与其他自治组织。这是体制化的一种更高形态。
制度学派最近的努力则致力于设计出一套随机理论，以便解释企业为什么参与了某种自治组织，而不是其他类型的自治组织。Hoffman （2001）认为，企业的选择反映了自治组织和企业内部因素（例如企业文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Delmas和Toffel（2008）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该观点，研究发现，在营销部门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企业会选择采纳ISO 14001的标准，向消费者展示企业对环境的友好态度。在法务部门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企业则会选择参加政府推动的一系列非强制的环境保护计划，以便向政府邀功。
战略选择理论认为，自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互动的结果。通过借鉴卡特尔模型和俱乐部模型，学者们构建了一些解释自治组织的标准模型。在这些模型里，各个企业的战略是互相依赖的，自治组织是战略互动的均衡状态，是战略互动产生的解决利益冲突的精密机制。该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自治组织成为战略互动的均衡解，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包括严格的准入规则（例如第三方认证）和监控体制、奖赏的激励兼容和惩罚的可信承诺。
三、自治组织理论的出路
自治组织理论为研究工业社区的环境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我国科学组织和实现工业化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自治组织可以消除市场失灵，可以解决不完全信息问题，可以引导企业保护环境。但是自治组织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其理论思路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环境保护只是一个结果，根源在于国民产出的资源消耗质量（GDP产出的资源消耗符合自然和社会经济、道德、法律方面的满足程度）状况，环境保护=f（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资源消耗质量的本体地位，决定了脱离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来解决环境保护问题，都不可能有太大的效果，要彻底解决更是一种空想。只有重视和进行企业产出的资源消耗质量的评价和考核，环境保护才能在资源消费质量的不断提高中得到不断的改善。
提高自治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需要考核国民产出的资源消耗质量。正如战略选择理论揭示的那样，自治组织是一种战略均衡，但这种均衡来源于企业的战略互动。而企业的利益和认知在不断变动，这导致均衡解本身的脆弱。一些环境自治组织甚至会演变成企业的工具和庇护伞，被企业利用以抵消政府的环境管制。
如果政府评价和考核企业产出的资源消耗质量，就能引导自治组织中各企业真正在关心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战略互动，变政府要企业治理环境为企业自主治理环境。基于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考核的自治组织战略均衡理论，本质上不是政府对环境进行直接管制，而是政府通过“资源消耗质量”的经济杠杆，引导自治组织中的企业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对环境保护主动的进行自律。
引入更加现实的组织行为模型，需要以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为载体。体制化理论完全限制了企业的策略选择，企业个体是失明的，处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状态；而策略选择理论则把企业视为完全理性的，企业可以精确计算、完美决策并精密执行，这种理论忽视了企业的行为惯性、组织行为中的无意识及任性行为，忽略了组织行为的机构病。总之，体制化理论和策略选择理论走向了两个极端，环境自治组织理论的发展，需要融合两者的合理因素，发展出一套更加现实的组织行为模型。
如果政府评价和考核企业产出的资源消耗质量，自治组织和企业的认知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和目标。自治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不再是让谁来进行环境保护的博弈，而成为如何从环境保护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博弈。以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为载体的自治组织行为模型理论，体制化和策略选择不再冲突，自治组织关心的是组织内企业资源消耗质量（环境保护）的整体效果，而各个企业重视的是自身资源消耗质量的实际情况，并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代价。
坚持多中心主义的环境治理框架，需要以提高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为目标。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催生了自治组织理论，但是，自治组织理论并不排除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对于环境治理以及其他公共事务，必须坚持多中心主义的分析思路，研究多中心主义下的多维秩序。 如果政府评价和考核企业产出的资源消耗质量，自治组织、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相辅相成，任何一个主体既不是全能的也不是多余的，与现实情况达到了一致。以提高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为目标的多中心主义的环境治理理论，政府的责任和作用是：不断修正和完善国民产出资源消耗质量的标准，以激励和约束自治组织和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自治组织按政府标准，负责企业之间的战略互动及其不断的动态均衡；企业则在政府标准和自治组织安排之间寻找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案。
参考文献：
[1]Midgley，M.， Dawes，E.A.The regulation of transport of glucose and methyl a-glucoside in Pseudornonas aeruginosa[J].Biochemical Journal，1973（132）：141-154.
[2]Hardin，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62）：1243-1244.
[3]Olsen，M.JR.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1-179.
[4]Ostrom E.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80.
[5]Porter M.E.， van der Linde C.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97-118.
[6]Oliver D.Hart.Firms contr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J].Revista de Economía Aplicada，1996，4：199-204.
[7]Agostinho A.， Gomes L.Biospanersity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the Parana River Basin：Successes and Failures[R].Blue Millenium World Fisheries Trust-CRDI-UNEP 2002，Maringa：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Maringa：1-29.
[8]Khanna，M.Non-mandatory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1，3（15）：291-324.
[9]Nash J.， Ehrenfeld J.Factors that Shape EMS Outcomes in Firms，in Regulating from the Inside：C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chieve Policy Goals ？[M].Washington D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2001：61-81.
[10]Eric Reinhardt.Tes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Empirical Studies of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G].NewYork 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5-29.
[11]Furman，J.L.， Stern，S.Climbing atop the shoulders of giants：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on cumulative research[R].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6：1-49.
[12]Harhoff ， Mayrhofer .Does Commercial Interest Impede Innovation in User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Stata Corp[R]，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Munich，2007.
[13]Alexy ， Henkel .Challenges from Open Innovation：The Paradox of Firm Investment in Open Source Software[J].R&D Management，2007，3（36）：319-331.
[14]Schneeweis T. Yau J.Hill J.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ls in exchange[J].Risk management，1983，4：29-35.
[15]Jarrell，Peltzman.The Reputational Penalty for Corporate environment Crime：Evidence[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5，4（21）：489-526. [16]Michael W.Toffel.Self-regulatory institutions for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Perspectives and contributions from the management literature[R].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2009：1-33.
[17]Delmas M.Russo M.V.， Montes-Sancho，M.J.De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Electric Utility Industr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28）：189.
[18]Reid，Erin Marie ， Michael W.Toffel.Responding to Public and Private Politics：Corporate Disclosure of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J].Strategic Management，2009，11（30）：1157-1178.
[19]Delmas，M.A.， J.Montes-Sancho，M.Voluntary Agreements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Are Late Joiners the Free Riders？[M].NewYork：ISBER，2007：1-32.
[20]Nelson P.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78）：311-329.
[21]Darby，M.， E.kami.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3，16：67-88.
[22]King，Lenox ， Barnett.Stern Regulation of Entr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1-37.
[23]Darnall ， Carmin .TO acre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Voluntary Programs：Does Certification Matter？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78）：311-329.
[24]Berger，Peter ， Thomas 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M].New York； Anchor Books，1966：1-59.
[25]Roberts ， Greenwood.The behavioral finance progress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97，1（42）：48-59.
[26]Hoffman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US chemical industry[J].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4（42）：456-492.
[27]Delmas ， Michael W.Toffel.Coerced Confessions：Self-Polic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Regulator[J].Journal of Law，2008，1（24）：45-71.
[28]Potoski ， Prakash.Framing the Elusiv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A Sustainability Hierarchy[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5，3（39）：673-682.
[29]King ，Lenox.Stakeholder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actices：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00，4（13）：209C222.
[30]Furger.How Firms Respond to Being Rated[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9（31）：917-945.
[31]Nash.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dustry Self-Policing[J].Yale Economic Review，2008，3：25-29.
[32]程宇.公共治理语境下的自组织及其能力增进[J].华东经济管理，2007，（7）：38-42.
[33]戴宗，将协商决策模式运用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适用性[J].科学决策 ，2011，（12）：8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