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学:《在酒楼上》知识分子尚武精神渐失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引起中国文论学者的极大兴趣，其［(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的社会分析模式不胫而走，成为论证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新依据。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跨出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领域，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具有日益显著的影响。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在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同时，对文学进行社会学考察，其研究成果赢得文学学术研究界的推崇。布迪厄在其专著《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分析模式，从这个分析模式看来，实践是场域、惯习、资本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布迪厄主张要打破学科疆界，汲取各种研究方法，“场域”、“惯习”、“资本”既是内容也是方法，在社会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其文学社会学思想的集中体现［6］。在文学社会学的视野中，所有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其实都有其来源，值得追究。文学作品对私人困扰的描述往往暗含公共论题，社会学家的职责就是揭示个体生活的社会意义，以此探究社会变化的中心问题。读《在酒楼上》，能强烈的感受到鲁迅对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勇敢之精神的肯定，而勇敢正是鲁迅所提倡的“尚武精神”［7］。“尚武精神”作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具体化，提倡“尚武精神”正是扭转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偏离“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实践。在知识分子追求“自强不息”的成长过程中，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面对困境其“尚武精神”的意志发生改变和妥协，导致青年群体普遍存在的迷惘和低沉，鲁迅通过简单的笔调传达深刻的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现状，鲁迅期待用文章呼吁青年觉醒。鉴于此，本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根据社会分析模式理论为依托，在对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进行文本细读的同时，将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吕纬甫“尚武精神渐失”的社会现实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梳理其形成轨迹。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场域、资本、惯习”概念出发，探究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尚武精神渐失”的表现与发生，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行考量，并对吕纬甫尚武精神的渐失进行探讨，剖析在特定场域中知识分子尚武精神渐失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五四后期知识分子尚武精神渐失对社会改革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而期望通过本研究对鲁迅文学多元视角的解析有所启发和借鉴。
二、场域:知识分子尚武精神渐失之社会空间解析
(一)民族危亡的社会场域促使知识分子尚武精神爆发
历史和社会地考察可以发现，文学经典总是与国家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实就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空间之中。场域其实就是社会空间，不同场域有各自特有的价值观和行动原则。鲁迅的《在酒楼上》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此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出现了内战频发、外敌入侵，国家动荡、民族危亡的社会空间表征。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知识分子显现出反帝反封建的思维意识，易于体现出敢于斗争、为国为民的“尚武精神”。“这个当年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是当时以吕纬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易于体现“尚武精神”的真实写照。知识分子为救国图存表现出的“尚武精神”在特定的场域空间不断扩散，由于“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8］。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运动本身，而是促使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落后的彻底批判，这种批评思潮是一种集体性行为，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这样一个特殊社会场域之中，吕纬甫以一名战士的形象投身革命，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体表现出的“尚武精神”也就成为了客观现实。
(二)黑暗统治的社会场域抑制知识分子尚武精神聚合
五四运动后期，知识分子追求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并没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现实情况是封建军阀的割据，北洋军阀政府实行黑暗的政治统治，国内军阀混战不断，同时还有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中以吕纬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民主和自由，在专制主义文化的进攻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这样的社会场域直接导以吕纬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曾经力图改变中国摇旗呐喊的人，经受当时时代的磨难渐渐地失去了革命热血，“尚武精神”也就慢慢褪去，曾经具有尚武精神的“知识分子”吕纬甫，出现从反叛到皈依、从张扬到逃遁的精神迷茫状态。尤其是吕纬甫借酒消愁的颓废神态，显现出“知识分子”吕纬甫对自我尚武精神的渐失缺乏理性思考。以致，吕纬甫出现“昏昏沉沉”、“模糊敷衍”的精神状态，是五四落潮时苦闷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自强不息之尚武精神”视乎已经渐行渐远。鲁迅通过对当时社会场域的深刻体验恰恰为这个时代人的生存困境和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在文学层面做出了最好的阐释。在这样一个社会空间里，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系列的精神困窘，一腔的革命激情并未寻找到救国图存的正确道路，五四时期形成的“尚武精神”场域，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势力的打压下，“尚武精神”被渐渐肢解，以致知识分子们没有了统一、稳定的革命斗争意识，而个人抗争又无异于以卵击石，造成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消沉地活着，知识分子们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尚武精神”场域的消逝，也就造成了吕纬甫的“昏昏沉沉”、“模糊敷衍”。
三、惯习:知识分子尚武精神渐失之主观行为解析
(一)主观惯习激发知识分子尚武精神之实践
“惯习”是布迪厄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社会和历史因素在个人身上的积淀，并表现于各种习惯了的知觉、评判和行动之中，是一种社会化的主观性。惯习被看做个人性情的总和。这一时期社会呈现贫穷、落后、愚昧和外敌入侵的屈辱，民族产生危机，为求“中国之再生”，青年知识分子以西方为师，对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积极倡导西式“科学与民主”，欲图“西学东用”，“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9］。《在酒楼上》描述年轻时的吕纬甫是受过先进思想熏陶的教员，这个时期的吕纬甫受社会思潮影响，有强烈的反对旧思想的知觉及对旧社会的评判价值观，有以至于“与别人打起来的行动”。可见当时的吕纬甫为了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是多么的努力，甚至于激进。那时，正值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高潮期，社会趋势如此，加上吕纬甫年轻，又是教员，更能接受新思想、新理念，能够无怨无悔、充满激情地为新思想奋斗，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主观性惯习表现，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将社会革新视为个人的“志业”，形成“自强不息精神”惯习之表现，从而使年轻时的吕纬甫有内心的充实，有思想的斗志，在主观惯习的影响下，凸显“尚武之精神”。
(二)惰性思维降低知识分子尚武精神之行动
小说开篇描述“深冬雪后，风景凄清”之萧条景象，“我”“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回到故乡的描述隐喻表达一种真实的社会状况，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意味着随时间推移，社会进步受阻，又回到了黑暗状态，社会的变革趋势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10］。由于社会的局限性，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充满了失望，其思维方式也就发生了改变，其“偏激”的思维表象趋于平淡，甚至趋向于一种“惰性思维”，以致“过去的同志都星散了”。由于“惰性思维”的聚合，“尚武精神之惯习”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降低了“尚武精神”之行动，以致忘却了当年的他对《女儿经》之类的深恶痛绝的评判，促使“学生的老子连算学都不要教，只要老师教《孟子》《女儿经》等等旧典籍”封建思想的再认同。进而导致吕纬甫“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的惰性思维惯习。也就自然而然的出现鲁迅对“我”多年后再次在酒楼上见到吕纬甫，从当年“敏捷精悍”到现在的“格外迂缓”的行动惯习的巨变;从当年的“激烈地争论改革”的张扬个性到“脸也‘衰’了，精神沉静、颓唐，眼睛也失了神采”的精神惯习的变化，暗示了“五四退潮”，社会又回到了黑暗的状态。因而吕纬甫看不到希望，所以他那最能体现“尚武精神”的斗志、批判、抗战之行为惯习也就没能坚守下去。
四、资本:知识分子尚武精神渐失之客观行为解析
(一)文化资本的趋同，聚合知识分子之尚武精神
人们在各种社会空间之中所处的地位有高低之分，而人们之所以地位不同，从布迪厄的理论来看，是由他们所在的特定场域中拥有的资格决定的。人们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资格，有的人条件优越，在场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维护规则，条件不优越的则只好在场域之中被统治，不同的场域要求的资格不同［11］。从布迪厄社会学概念中，人们所拥有的“资格”其实就是一种“资本”。吕纬甫从青年的“尚武精神”到如今的“昏昏沉沉”，其实就是他所处的特定场域发生变化导致其拥有的“文化资格”、“经济资格”、“社会关系资格”不断丧失的嬗变过程。“资本”的概念来自布迪厄的经济场场域，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种基本类型，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资本形式发挥主导作用。鲁迅笔下所描写的吕纬甫是当年和“我”一起工作或战斗的“教员”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象征了其具有的文化资本特质，文化资本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通过教员获得经济收入，进而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本，促使“我们”能够聚合在一起“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知识分子因文化的趋同而聚合，吕纬甫因“文化资本”也就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际关系网，这些知识分子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以及救国图存的特定场域内体现了抗争、战斗的思想与行动，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
(二)经济资本的缺失，消逝知识分子之尚武精神
由于“五四运动的退潮”，社会场域发生变迁，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镇压，其所处的黑暗环境，社会改革停滞，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民不聊生［12］。经济资本极具短缺，知识分子们受社会封建专制政治、北洋政府、帝国主义和生存的多重压迫，以致使吕纬甫为了生活，而只能靠自己仅存的文化资本去维持生活，去教那些曾经被他们批判的事物，自然就有了“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完全复旧了)。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学生家长要学什么?他是受社会风气影响的，家长选择这个，说明这个有用，不需要你那个算学呀!高斯定理呀!说明社会不需要这个”。这样的描述。吕纬甫虽然怀念过去，却无法改变生活的现状，资本的缺失，使其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在传统道德伦理中残喘。布迪厄指出，场内场外之间的斗争与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资本的缺少导致生活的困苦，客观上导致其文化资本要过多的向经济资本转化，以维持最基本的、人的生存需求，其“尚武”的精神资本积累随着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移也就渐渐消逝。
五、结语
在文学社会学的视野中，所有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其实都有其来源，值得追究。吕纬甫“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精神状态，以及从当年“敏捷精悍”到现在“格外迂缓”的行动表征，看似私人困扰的描述，却暗含一种公共论题，并隐喻了个体生活的社会意义。根据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个案文本，将吕纬甫“精神状态”、行动表征”等描述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以布迪厄文化社会学作为理论依据进行解析，表现为一种“尚武精神渐失”社会价值表象，这种表象是五四后期社会剧烈变革所造成知识分子精神实体受场域、资本及惯习的深刻影响下，发生质变的中心问题，体现在与场域(社会空间)、惯习(主观行为)、资本(客观行为)深层的社会关系。这种深层社会关系又直接影响“尚武精神的聚合”，导致知识分子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精神状态及“格外迂缓”的行动表征，并最终影响了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的步伐，甚至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如吕纬甫为了生活，去教《女儿经》了，对社会思想进步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本研究从独特的视角分析文学中的关键词语，并根据人物的形态特征认识与反思社会化语境下的价值与意义。文学无所不包，要想如实地认识文学，我们的脑子也得无所不包才行［13］。所以，尊重“语境化”，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不是参照文本的所谓‘内在或永恒价值’，而是通过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与实践”，才能准确理解文学中的社会价值［14］。
参考文献:
［1］王振．诗意的栖居，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情结———《秦腔》的文学社会学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23(8):38-40．
［2］高志明，宁建林．深层解读鲁迅小说《在酒楼上》［J］．文学教育(下)，2008(12):106-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