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林大学法学院·陶文昭 当代知识分子在“形”发生变化的同时，“神”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在淡化。
在利益复杂纷争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也面临着历史性的考验。 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为西方学者所关注。
韦尔德认为，从希腊智者学派晚期开始，知识分子就习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霍布斯在探讨英国革命的起因时写道：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大学就象特洛伊城的木马。
这次造反以及其他造反事件，核心是那些大学。它是反叛的主要源泉。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成为革命热情主要源泉的各种因素，都是受到知识分子的见解以及他们发表在“政治团体”上文章的影响。
他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脱离权威，他们所宣传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却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法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德梅斯特尔在19世纪初分析大革命时写道：在知识分子中间，原来那些反对宗教和权威的不幸例外，倒成了常规。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具有某种狂热的、叛逆的傲气。
他们对任何权威都指责。美国的里德指出：学者大多是反对现状的。
学者对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反对现行的一切。 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对批判精神的强调更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他们很多人将之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之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班迪克斯说：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是那些受过教育并且批评这个世界的人。
科塞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看来他们对现存一切永远不满。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
霍夫斯塔特指出：在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异议为特征的。阿隆写道：批判现存秩序的倾向，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病。
熊彼特则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并且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依靠批判为生，他的整个地位有赖于螯人的批判。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
梅兹格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不论他们的待遇好与坏，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自己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德性化人格追求。士以载道，知识分子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时，或为立德，或为立言，或为立功，其中尤其以立德为上。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道统。知识分子在“士”与“仕”的矛盾角色时，道统总是对政统起着制衡的作用。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一般指对道统和政统不加区别的批判，而是依据道统对政统的批判。就中国的历史来说，知识分子对道统本身的批判凤毛麟角。
中国知识分子反政统者被视为大儒，反道统者被看作异端。 西方学者中对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系统、完整、具体的叙述，当是社会学家爱德华。
希尔斯。希尔斯将知识分子气质分为四类：
（1）科学主义。它将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和准则普遍地应用于整个人类生活。
坚持我们接受的所有东西，无论是文化习俗、制度规范、各种知识，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人们不应当持有未经科学原则认可的信仰，也不应该作出未经科学原则认可的行动。
对于过去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如不符合科学原则就要加以修正和抛弃，而不论这个传统来自何方权威。
（2）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欣赏人性的自我表露，崇尚异国情调、新颖事物以及个人的灵感和激情，讨厌庸人的刻板行动和传统教条。
由于各种制度都拥有法规以及习俗制约人们的行为，浪漫主义认为它们是对生命力的扼杀，并认为应抛弃这些陈规陋习。
（3）启示录主义。它源于《旧约》中先知们对未来的预见：相信我们所看到和知道的这个罪恶世界终将有一天灭亡，一个公正、纯洁的新的完美世界必将到来。
在这个新世界中，人人都将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成为道德上的新人，由此流露出乌托邦救世主义心态。它早期潜伏于欧洲宗教的各种异端运动之中，现代则显化于各种革命运动之中。
（4）民粹主义。它信奉普通人、未受教育者和无知识者的创造性和高尚的道德价值。
它在民众的实际品质或潜力中洞察了他们的美德。换言之，真正的创造力和首创精神不在于上层阶级，而蕴含于下层民众之中。
下层民众因此被赋予改变和拯救这个世界的重任。在希尔斯看来，以上四种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反对既存的权威。
具体到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就是对准作为这种权威代表的现存秩序和制度。 关于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内在根源，知识界存在着众多的解释。
科学社会学关注科学与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科学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
科学拒绝任何有组织的，特别是非科学权威对真理的压制。哲学家波普尔著名的证伪理论认为，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只要它是科学的，那么总是一种相对的和错误的理论。
科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总是去证明什么，而在于总是去否定什么，只有在否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新的东西。科学家对理性的信赖特别强烈，也必须特别强烈。
正是由于坚信科学必须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科学家才将一切凭借传统或政治权威而一劳永逸地把握真理的企图视为不符合科学精神。科学理论的内容“永远时临时的”。
马克斯。韦伯在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指出，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50年内会过时。
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科学请求被人超越。
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家，其权威的树立来自对牛顿权威的批判。他对自己的权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
一位科学家的表述可以作为例证：“我竟然在一些问题上与爱因斯坦有不同的看法，这似乎是胆大妄为的，但是我知道，在科学中没有比盲目地接受权威和教条更危险的事情了。我必须让自己的心智作为我的最高权威。
”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和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各自对批判精神的解释独树一帜。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探讨了知识分子社会学。
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无阶级归属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通过教育而培养的，现代教育社会化，已不再为某一个阶级所垄断。
因此，知识分子不再来自某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向整个社会阶层开放。培养儿童的方式以前是不同阶级气质区别的主要标志，现在却日益趋向平均主义。
曼海姆进一步指出，阶级本质上是经济概念，那些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的集团，例如资本家和工人，与生产关系直接相联，能直接并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阶级地位，有强烈的阶级性。知识分子一般不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站在生产关系之外，阶级性表现不明显。
当代各个阶级严重对峙，为自己的狭隘利益辩护，充满着阶级偏见。唯有知识分子具有超然的阶级地位，能以更公正的态度、更全面的眼光，对社会问题做综合分析。
超然的地位以及丰富的知识，促使他们批判社会并且也能够从事这种批判。熊彼特显然认可了曼海姆的分析，亦认为：批判的态度来自知识分子作为旁观者的处境。
希尔斯对传统问题研究很深，《论传统》一书无疑是他的学术上的扛鼎制作。对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注重从历史传统上探根溯源。
希尔斯认为，知识活动产生于宗教的关注。在人类历史早期，人们运用宗教符号倾注着对那些远离具体经验的终极问题的关心。
严肃的知识活动总是有着与教徒相同的体验，即对终极问题的迷恋。在世俗的知识活动中，这表现为追求真理，追求深藏于事件和行动中的规律，追寻事物的本质。
今天的科学和哲学虽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教，但它们仍象宗教一样与神圣相联系。因此，敬畏式地尊重和严肃地追求与神圣相联系，构成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
知识生活的极为强烈和集中，使知识分子孕育着一种“自重”。知识分子对神圣的关怀以及自重，使他们在现代生活中主张：寻求和认可那作为尽善尽美的权威，反对和遣责作为最高价值背叛者的既存权威。
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结，使他们自感负有神圣的使命，以理想的价值标准批判现实有缺陷的社会。 宗教情结的解释，看起来似乎同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相悖，其实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同意的解释。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格。
世界各地最早的文人，几乎都是宗教职业。埃及的祭司，印度的比丘，中国的巫师等。
历史上的著名科学家托密勒、哥白尼、伽利略是教士出身，开普勒、牛顿、普朗克都有着深深的的宗教感情。这些并不简单地归结于那个时代。
爱因斯坦注意到这种现象，认为每一个科学家都应当有宗教感情。当然这种宗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教。
爱因斯坦将宗教感情看成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它给科学家以力量，使他们热忱献身、百折不挠探索宇宙的奥秘。
宗教的激情和宗教的敬畏，正是科学家大胆探索和小心求证的所需要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新变化使其整体上的批判精神不可避免地淡化。
知识分子在形上的变化终于反映到神的方面。 现代知识分子日益深入到生活的具体领域。
曼海姆所关注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脱离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即传统意义上的以人文型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当今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张，主体部分已经不是人文型，而是科技型的。
与过去的知识分子不同，这些人中相当部分已深入到生产和经济领域，如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紧密联系于生产关系，更加关注自身的切身利益。
曼海姆所言的超脱式知识分子只是今日整体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约瑟夫。本-戴维指出，科学卷入中央政府的、军事的和某些工业的利益中；科学家卷入阶级利益的冲突，这两个方面都威胁着科学信仰。
美国的法官和律师则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是社会中的富裕阶层，而且在政治体系中包括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占据优越的地位。
这个压力集团，要求有更多的法律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多法律服务。法律越来越多，法律服务成为一个产业，越来越繁荣。
现今的学术知识的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绞缠。在当今利益纷争的时代，知识分子不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
福柯指出：在当代社会，各种权利机制在知识专业和生活领域中起着操控和渗透的作用，知识分子不再幻想成为社会的自知先觉者，负担领导社会的作用。知识分子扎根于组织之中，漂动的性格失去了。
从这个方面，超脱式的批判已逐渐衰落。 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寄托发生变化。
知识分子能否作出批评，与自身的独立性关系很大。在许多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缺乏生活的寄托，“游士”和“养士”都说明知识分子的无根性。
知识分子不能不仰仗贵族特别是政府给予生活的资助。中国古代门客式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贵族的认可和庇护，甚至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
近代西方一些知识人在沙龙中取悦女主人，企图博得相应的推荐职位。意大利的艺术家、工程师的收入一直依靠统治者家族，他们是艺术家、工程师的作品和提供服务的独家顾客。
这些往往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性格。的确，如果艺术家依靠庇护和赞助系统为生，就不得不适应这种机构的需要，对恩主和国家歌功颂德。
这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某种奴性正是这种生活现状的观照。
直接促成知识分子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的是工业革命与教育的普及。随着自由城市与工商业的兴起，知识分子谋生手段的拓展，有了维护独立身份的可能。
现代大学出现更是文化上的大事，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性格。大学使得知识分子在生活和精神上的独立，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知识分子在生产和管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方面，知识分子更有能力批评社会。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密切联系，又制约了他们的批评。比如公务人员，其薪俸由国家财政供给，职业伦理要求服从指令，而不管这种指令本身的对错。
又如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样的机构难以运转。教育对政府也有着高度的依赖性。
国家对初等教育承担首要的责任。历史上大多数优等生都在私立学校受教育，但今天私立和公立学校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学生是在公共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里；在整个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越来越依靠政府的资助。
美国大约3/4的研究资金由联邦政府提供。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这种新的依赖关系，表明从总体上不能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定位在批评和被批评上。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还形成了对单位的依赖。单位是衣食住行的父母。
迁徙和工作流动的自由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哪怕想批评自己的单位，都需要相当的勇气。
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不断地世俗化。知识分子的发展史，是一部世俗化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人文知识分子无疑比中世纪教士世俗。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更到达了世俗化的新阶段。
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哲学代替了宗教，科学取代了哲学；然而科学本身卷入了对自然设计的抽象追求之中，不去理会人的目的。
所以人类行为就没有规范可言。
（1）知识进一步远离神圣。现代知识有着惊人的增长。
这种增长不是各类知识均衡地延展，而是不同类别的知识极不相同，其中科技知识增长最快。知识增长的不平衡，使总体知识中各类知识所占的比例和地位发生变化。
在当今的知识中，绝大部分是实证性知识，形而上学的知识只是少数，纯宗教性知识更少。
（2）知识分子结构世俗化。现代知识分子以科技型、实用型为主体。
就神圣感而言，科技型不及人文型，因为人文型更多地表现对人的终极目的的关怀。科技型除了少数基础研究的前沿者外，主要是对器物的关心。
实用型不如理论型。理论型长于思辩，较为远离日常生活，更多涉及到一些形而上的问题。
实用型则就事论事，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知识分子队伍中带有普遍性眼光者的比例越来越少。
（3）求知目的的世俗化。希尔斯曾论述知识分子在求知过程中的冲动，尤其是那些艺术类的知识分子。
古希腊的知识分子是由商业蓄积的富裕生活而来的，不为谋生而学习知识。今天，这种激情的冲动在高级研究知识分子，或一些特殊类别的知识分子比如艺术家中，还可以见到。
不过这远不是知识分子的全部。现代教育的普及化，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是出于求知的冲动，不是为知识而知识。
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吃饭的工具。这与西洋学者的爱护真理，以及古代大儒的闻道精神，大相庭径。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文凭只不过是职业的敲门砖，求知只是更好谋生的手段。读书只为谋生故，没什么神圣可言。
（4）知识分子地位变化。人数的众多，使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呈平民化趋势。
如果说一个半世纪以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抹去了医生、律师、文学家、诗人等知识分子头上的灵光，那么今天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无这种灵光可抹。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本是普通民众，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的确不敢奢言神圣。
批判精神日益衰落还与知识分子的日益专业化有关。知识的增长、职业分工的深化，使当今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专业型人才。
专业化知识人的兴起，传统谈天下的知识分子在没落。专家在极窄的领域内知识很多，在广泛的范围内知识相对很少。
除了自己极窄的专业，在其他领域他们的知识与普通人无异。专业人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者”，在专业之外问题上常常是浅簿的见解。
大多数科学家除了自己的领域之外，在其他领域均是一名新手。不仅如此，一位专家的研究领域越是狭窄，他在研究领域之外就是越容易接近偏执。
知识分子要对社会做深刻而全面的批判，前提是要有广博而深刻的知识。然而，当今的个体知识分子知识面的狭窄，使他们无能面对广阔的社会问题。
西方大学里的教授，几乎尽量避免发表任何非本行问题的意见，不愿也不敢面对大问题。只有搞哲学或者文学的知识分子还残留着对全幅人生社会问题的发言的传统。
偏狭的学术分科，一方面促使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收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科学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或是职业竞争的压力，他们埋头专业无暇它顾。
或是这种专业的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成为特定利益的鼓吹者，他们发表的见解充满着集团的偏见。昔日知识界的大师们能雄鹰展翅，居高临下傲视这个世界。
视野之中一览无余，批评之笔纵横驰骋。今日的专业人士仿佛如地鼠钻洞，目光如豆，纵有心批评，很多是力不从心。
利奥塔大声疾呼，不再有普遍的主体。聂特尔则怆然失语：专业化损害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
在知识分子日益专业化之时，精神气质也在分化。贝尔认为专业人士由四大阶层组成：科学阶层，技术阶层，行政阶层和文化阶层。
连接他们的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但没有内在的利益，除了维护学术自由之外。科学阶层关注的是追求基础知识并设法合法地保卫着重学术追求的条件，使之不受政治的或外部的影响所妨碍；技术阶层，不论是工程师、经济学家或医生，在应用哪些知识于社会或经济目的时，他们受到所服从组织的政策所限制。
行政阶层关心的是各种组织的管理，他们受到哪些组织本身的自我利益的约束，并受到实施社会目标的约束，可能同其他阶层发生矛盾。文化阶层，艺术和宗教是和现代主义的各种形式联系的的。
但是他们更关心意义，他们可能越来越同技术阶层和行政阶层相敌对。现代文化的轴心，是反对遵从道德法规的和反对体制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现今知识分子队伍中如曼海姆所指的自由人、希尔斯所指的神圣感者所占的比例很小。他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更不是知识分子的全部。
从发展眼光看，现代知识分子的增长和转型，使知识分子队伍中符合他们所言条件者的比例越来越少。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批精神逐步淡化是一种历史趋势。
知识界批判精神日渐式微使西方思想家惊呼：真正的知识分子今天处境危险，有独立思想，为社会未来发展呕心沥血的知识分子几乎绝迹。利奥塔甚至喊出了“知识分子坟墓”的绝句。
一些人悲叹这是一个后知识分子时代。正是斯时，批判精神的价值更显珍贵。
批判精神一直是知识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严肃的知识分子，总是以追求真理为已任，总是以社会良心为已责，总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在西方，被视为知识分子原型的耶稣，为赎众罪以身殉道，普罗米修斯则冒生命之危险窃火至人间。在东方，“士志于道”，“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每逢风雨如晦，总闻鸡鸣不已。知识界的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民请命，可歌可泣。
在现代，一些杰出知识分子毅然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爱因斯坦坐在斯里兰卡的人力车夫软绵绵的车垫上，就象坐在针毡上一样难受。
爱因斯坦关于和平的言论结集将近100万字。爱因斯坦在一封谈论知识分子的信件指出，“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作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的困难。
尽管如此，可是科学家，由于他们勤恳劳动，在消除那种摧毁人的偏见方面所作的贡献，比起政治领袖来还是要大些”。鲁迅不能容忍轻薄为文，无视民生，文章学问自慰自娱的知识分子道路。
在众多的文人学士并不以批判为己任的时候，鲁迅却在进行着不妥协的尖锐的批判。就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中，皮埃尔。
布迪厄等法国知识分子就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停止轰炸，进行政治解决。各族人民平等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北约强权政治的轰炸声中，仍然可以听到一些知识分子发自良知的呼声。 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缺少。
它的存在，是对现存权威的民间制衡。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它鞭策现存权威或多或少地向价值理想靠近。
它对权威的越轨是一种道义上的约束。在当今这样一个复杂、混乱和充满缺陷的世界中，更需要知识分子的苛刻而严谨、理智而激烈的批判。
这有待于知识分子承担起道义上的责任。这寄希望于全体知识分子，首先寄望于高级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
他们既要有个“冷静的脑”，又要有颗“火热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