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竞争将会围绕控制信息与知识而展开。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由于知识成为了首要的生产力，并对于生产能力来说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因此，它在世界权力竞争中已经是、并将继续是一笔巨大的、也许是最重要的“赌注”和争夺的焦点。
“因为民族国家曾经为了控制领土而开战。后来又为了控制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而开战。
所以可以想象它们在将来会为了控制信息而开战。这样就为工业和商业战略，为军事和政治战略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27]
（三）从封闭性、地区性向开放性、全球性的转变，即从I（Isolate，孤立的）到G（Globalization，全球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四大特征：第一，它越来越漠视地理、距离和时间；第二，全球性经济所提供的一个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加大了公共福利的消费，促使我们日益生活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第三，开放与共享的经济与财富——特别是知识产品的无形性为人们同时拥有提供了可能——为文化、道德和价值等方面的趋同性和多样性并存奠定了物质基础；第四，无边界技术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平等，因为它有能力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自由、平等地获得知识和信息开辟道路。
（四）组织管理的巨大变革。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人类将从集中劳动转化为分散式生产，出现了所谓“SOHO”（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虚拟公司”、“虚拟社群”等现象。
这些现象说明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形式。这大大提高了社会管理的复杂程度，也使我们在管理和组织方面更加依赖信息技术。
在知识社会里，知识经济和组织管理是互动的，互为因果并相互促进。[28]
二、法律的稳定性丧失，回应性特征凸显 知识社会中社会范式的转变是人们行为方式变化的结果，同时，这也使得作为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与控制的法律，在近年来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脑力劳动及其成果（信息和知识）在过去并不构成人们的主要生活内容，传统法律行为的设计是建立在体力及对有形的“物”的控制上的。
而全球化和虚拟空间的扩大又再一次加重了传统法律的制度负担，使之有“难以承受之重”。于是，经过人类千百年磨合而形成的稳定的法律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一点，我们多少可以从某些法律现象方面获得一些感性认识。例如，现行日本著作权法在最初实施后10年内几乎没有什么风吹草动。
但是，到了1984年（昭和59年），对租赁音像制品的著作权派生的权利——出租权等进行了修改；而1985年（昭和60年），为保护计算机软件又作了修订。而且，其后修订工作连续不断。
这些经历的主要修改如下： ——1986年（昭和61年），对数据库的保护，将有线放送权放入有线送信权； ——1988年（昭和63年），延长了著作邻接权的保护期间； ——1989年（平成元年），缔结保护表演者条约后对国内法进行了完善； ——1991年（平成3年），延长著作邻接权的保护期间，承认外国的的表演者也享有音像制品的出租权； ——1992年（平成4年），引进个人录音录像补偿金制度； ——1994年（平成6年），依据WTO协定的规定进行修改； ——1996年（平成8年），修改了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