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Henry VI, Part II, 4. 2. 63. 本书“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一文。 参见，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
这不仅是中国老百姓的理想法官，而且也是或曾经是美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法官，裁判者同时具有法律人/政治家的风范。关于美国的理想律师法官，请看，Anthony T. Kronman, The Lost Lawyer, Failing Ideal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Kronman, The Lost Lawyer, 同上注。在柯隆曼教授看来，这种丧失在美国也仅仅是近30年的事。
参见，本书“为什么送法下乡？”一文的注10及相关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6条规定了检察官的职责为：
（一）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
（二）代表国家进行公诉；
（三）对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为：
（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三）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9；《司法行政年鉴》1996年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页20-21。
“中国现有的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都设在市区和县城，而且人员普遍不足，任务繁重，很难主动深入基层，为乡镇企业和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农村群众请律师难、办公证难、寻求法律服务难的矛盾十分突出。” 《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页463-464。
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早期历史，请看，《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同上，页457-462。又请参看，李明：“全国乡镇法律服务工作会议”，《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卷，法律出版社，页715。
具体内容，请看，金觉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改革座谈会”，《中国法律年鉴》1993年卷，中国法律年鉴社，页141-142。 韩立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中国法律年鉴》1998年卷，中国法律年鉴社，页180-181。
其中关于乡镇所和乡镇法律工作者的人数，可参看，许锡福：“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中国法律年鉴》1993年卷，中国法律年鉴社，页141；以及《司法行政年鉴》1996年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页18。 [12] 《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1987年），《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卷，法律出版社，页586-587。
1991年司法部颁布了《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3条将这5项工作细化为8项，为担任法律顾问、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代理非诉事务、调解纠纷、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和协助办理公证，大同小异。 [13]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改革的意见》（1992），转引自，刘广安、李存捧：“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走向权利的时代》，夏勇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91。
[14] 参看，本书《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一文的第一个案例。 [15] 见，春森、孟天：“踏浪而行”，《人民司法》，1994年9期，页35。
[16]见，陈海发：“‘水壶庭长’”，《人民司法》，1991年1期，页3。 [17] 参看，本书《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一文。
[18] Cf.,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8. [19] 这在全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到法庭工作确实是对法院干部的考验，每月多给补助费有人都不愿意去。
”见，戴建志：“再唱南泥湾的歌”，《人民司法》，1994年11期，页44。 [20] 参见，本书《中国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一文第二节的有关文字。
[21] 参见，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 by W. D. Halls, Free Press, 1984;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8. [22] 在我们调查的县，大致是一个乡一个人民法庭；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80年代后期已经基本上都实现了一乡一庭。在中国的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由于财政、人员以及其他的原因，也有数个乡设一个人民法庭的（见，李健华：“理一方案情，保一方平安”，《人民司法》，1994年12期，页41）；有的地方由于缺少办公条件，也有两个甚至更多法庭合署办公的（戴建志：“再唱南泥湾的歌——南泥湾人民法庭见闻”，同上，页44。
[23] 《北大法律评论》卷2，1999年。 [24] 同上注。
[25] 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与思考”，《北大法律评论》，卷1，1999年，第7节。 [26] 参见，陈海发：“‘水壶庭长’”，《人民司法》1991年1期，页3；陈念华：“‘庄户法官’张开弟”，《人民司法》，1994年1期，页42。
在第一个报道中，这为庭长刚上任时，因无案可审，又“看到乡司法所人手忙不过来，就主动要求到乡司法所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