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页。）这些限制和干预，很多正是通过部门或地方的规章来实现的。
许多规章的制定，就是为了确立对某类交易的许可和审批制度，而这些许可或审批又往往总是与收费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历来强调合同自由是相对的，应当受到限制的，但政府对合同自由的干预应当适度、应当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如果交易的审批、许可过多，则当事人依据民商法所应享有的合同自由就会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和妨碍。
第三，民商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依据民法，所有人可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有权自己使用或消费其物，亦可将其财产出租、出让或设置抵押等。
所有人有权获得在其财产上所产生的各种收益，凡是合法取得的财产，均受到我国民法的平等保护。不管所有人的经济形式或实力等是否存在差别，其所有权在民法上都应得到一体保护。
由于财产所有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保护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人对其财产所享有的自由和利益，是维护交易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目前许多行政规章在对公民或法人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和转让限制较多，某些限制也不完全合理（例如房屋租赁的强制备案及不备案将导致租赁合同无效等规定。
） 民商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和精神，正是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规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注：刘海年，前引书，第22页。
）对此，我国广大民商法学者已作出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经济立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运用上述原则，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规章不能充分保护主体的权利，或对交易的发展未能起到促进作用或未能尊重交易当事人的必要的合同自由和财产权利，就根本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促进社会的进步。
这样的规范性文件即使制定再多，也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在这样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
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而不是动辄限制权利；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而不是处处设卡；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取得的财产权利而不是对其财产自由施加不合理限制的法律。只有以这样的法律为重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我们强调立法质量，应当用上述原则和精神来衡量法律、法规、规章的内容，进而决定其质量。诚然，我们应当坚持经济行政法的国家干预原则，但国家的干预一定要适度，干预的对象要适当，不能过度地不适当地干预经济，妨害市场主体所必须享有的必要的民事权利和自由。
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制定合同法等法律，物权法的制定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仅仅制定这些单行的法律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法律体系建立的客观标准，应是各个重要法律、特别是民法的法典化。民法的法典化和系统化，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法的“形式合法性”（formal rationality）。
在民法典问世之前，很难说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完备的。
二、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Rule of Law ）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 by law ），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注：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
）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
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行为的制止有赖于行政机关采取措施。如果行政机关勤政廉政、严格执法，自然会为全社会形成表率，法治的实现也就顺理成章。
如果政府机关不严格执法，甚至循私舞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欺压百姓，视法律为废纸，法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公民守法。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官本位思想传统的社会，崇尚权力比限制权力的观念在社会中更为流行。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严格遵守法律，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实践中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行造成的。（注：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1995年，第44页。
）尤其应该看到，行政机关在发挥其行政职能时，与公民、法人之间常常要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行政机关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解释行政法规等，都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行使，而作为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必须遵从。
至于这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极少有人提出疑问。多年来，依法办事被认为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行政部门不存在依法与否的问题。
（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这说明依法行政需要克服许多观念上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