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意见是，废除陪审员制度。看了第一种意见后，笔者不禁要问：“改革和完善陪审员制度，需要成本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发挥陪审员的作用，改革和完善陪审员制度就势在必行。那么，我们就要从人民陪审员的待遇、素质的提高、业务的培训和监督等方面来全面地投入成本，来造就一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成本应该是不低的。
那笔者又要问了：“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成本花在法官身上，造就一支法官的精英队伍出来，先行彻底地消灭司法腐败这个名词呢？” 持否定意见的人就要开腔了：“陪审员制度实际上是法庭内的分权，是对审判工作实行社会监督的一项民主制度，是不能将陪审员与法官等同起来的。” 笔者认为，在我国的诉讼监督体系里，有检察院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党的监督、政府的监督、法院内部纪检的监督、当事人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和群众的监督，已经够多够密了，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陪审员的监督来平添法院的工作量，这似有点多此一举、劳民伤财的意味了。
而且，完善陪审员制度，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实质性作用有多大，是否真的能为人民参与审判，对法官滥用权力起到必要抗衡和制约作用，确保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对司法的监督、制约？这都是无从考证的。因为，所有法官可能犯的错误，在人民陪审员的身上都是可能发生的。
虽然，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在其国家的司法体系中的作用不可估量，但那是在英美，不是在我国。我国的国情与英美国家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很大的不一样。
在此，笔者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在谈论陪审员制度的时候，切记不要对陪审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弊端先入为主的定性思维，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和完善陪审员制度。而是要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从如何把我们的司法体制这个大局的改革完善出发，认清陪审员制度在我国司法体制中的利弊关系，考虑大局，该废除就废除。
面对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司法审判制度面临着与世界的接轨的挑战，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也是其中之一。但接轨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的司法审判制度也学外国一样，才叫接轨。
我们所需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诉讼体制，不要因为英美有了个陪审团制度，我们就要有个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员制度。不错，陪审制度在英美国家的司法体系中虽然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陪审制度在我国也是行得通的。所谓大胆改革，就是要大胆，虽然我国现行司法体系中存在着陪审制度，但该陪审制度存在着很多弊端，简直就是一个空壳。
这不仅浪费了诉讼资源，更让群众产生了法院只会搞形式工作而不注重实质工作的错觉。笔者认为，陪审员制度应该废除。
三、废除陪审员制度的理论依据
1、从我国陪审员制度的发展渊源来看，1951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出意见之权。
并提出人民陪审员按选举原则产生。”在这之后，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又用了三个条款对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权利、职责以及经济保障作了明确的规定。
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即1949年，中国党发动并依靠群众的力量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革命的胜利，让党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以及紧靠人民的重要性。
因此，列宁也曾讲过，人民陪审制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途径。在此，笔者大胆的揣测，在当时，我国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予以明确地立法，一方面当然是借鉴欧洲大陆和苏联东欧的司法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党在执政初期，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共同抵御外敌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这其中或许包含了一点政治的成分在内。
从事实上讲，当时的一些文章也告诉我们，普通公民参与审理案件让他们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50年代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可到了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陪审制便成为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阶级斗争的一种有效的工具。
如今，中国跨入了21世纪，党成了不倒的长城，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昂首世界前列，我国的各方面机制得到了完善，人民民主得到了贯彻，法制建设进程不断前进，人民是我们的主人翁，一切都是人民的。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大胆地将不顺应我国司法体制改革需要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给废除掉，而不是成天叫吼着要改革，要完善。
花上10000块钱去修一辆坏得只剩两个轮子的摩托车，这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