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是随着《民法通则》的公布实施而在我国建立的一项新的民事法律制度，是我国公民权益的拓展，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法律法规都否认精神损害，尤其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
这一理论来自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民事立法，后来为苏俄民法所推崇，并为我国50年代民法理论所接受。虽然我们也同样坚定地认为，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不是用金钱可以交换的，但是一旦侵权行为发生之后，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从调整民事关系的实际出发，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精神损害及其救济制度。综观当代各国民法或侵权行为法，几乎所有国家（地区）都规定了作为侵权行为后果之一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一、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 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
精神痛苦主要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活、心理上的痛苦，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里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权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生理、心理上的损害。
也就是说因自然人的人格权遭受侵害而使其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在学术上统称为精神痛苦。
所以，狭义学说认为法人是没有精神痛苦的，因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广义学说认为法人虽无精神痛苦，但也有精神损害。
这两种学说尽管都不无道理，但比较而言，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更为准确、科学、更符合现代侵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精神这一概念，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涵义。
从本质上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和成果的总称。在法律上使用“精神”这一概念，并不是使用哲学上精神概念的全部内容，只使用其中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指精神活动，并且总是与精神损害的法律后果即精神损害赔偿联系在一起使用，以确定其在法律上的涵义。
法律学上的精神活动，是法律上的财产流转活动相对应的活动，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动和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包括上述两项内容。
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不存在生理上的精神活动，但存在保持和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而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一般的精神方面的不快。
精神损害就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法人的民事权利，造成的自然人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自然人、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
1、精神痛苦。精神痛苦是自然人因人身权遭受侵害后产生的诸如愤怒、恐惧、焦虑、沮丧、忧郁、绝望等不良情绪的概括。
侵权行为侵害民事主体的人身权，造成民事主体精神损害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精神痛苦。精神痛苦有两个来源：一是侵害自然界人人体的生理损害。
当侵权行为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时，经权利主体以生理上的损害，使其在精神上产生痛苦。二是侵害自然人心理的心理损害。
当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时，侵害了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导致人的上述精神活动的障碍，使人产生不良情绪，造成精神痛苦。
2、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指自然人、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和其他财产利益的活动受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和财产利益造成损害。
这种损害，首先不以民事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形态而有所不同，而是自然人、法人均可造成这种损害；其次，由于自然人、法人享有的人身权种类不同，损害的范围也不同，如自然人享有人身自由权、肖像权、贞操权、配偶权、亲属权等，法人并不享有，因此法人不可能造成这些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损害。但法人享有名誉权、名称权等人格权利和荣誉等身份权利，法人由此可能造成这种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损害。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与有限性
1、赔偿的必要性 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精神损害赔偿是与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关的问题。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就必须承认精神损害赔偿。
在当今社会，同其他损害赔偿一样，侵害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仅仅因为它是精神上的无形损害，就将其弃之不管，不予赔偿，是违背市场经济平等和公平原则的。其二，在社会生活中，金钱除了交换等价的商品和服务外，无疑还有其他功能，包括作为精神、感情利益基础之功能。
其三，确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加强民事权益司法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其四，受害人可以使用所获得的赔偿金，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活动，从中得到乐趣，达到消除或减轻精神痛苦的目的。
其五，由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具有一定的惩罚性，无论是对加害人本人还是对其他社会成员都具有警戒和教育作用—侵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2、赔偿的有限性和辅助性。 虽然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钱赔偿是必要的，正当的，但金钱赔偿作为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辅助性。
对于较轻微的精神损害或当事人不要求赔偿的精神损害，不一定判决赔偿。
三、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赔偿解释》）中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如下：
1、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在依法予以受理。
2、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3、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
（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
4、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被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5、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我国应在制定民法典或修改《民法通则》时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畴，至少应增加以下权利和利益作为赔偿客体：
（1）贞操权、信用权、隐私权、自由权等人格权；
（2）与精神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身份权益或身份利益；
（3）人身著作权和一些与精神利益相关的知识产权；
（4）一些具有精神利益内容的财产权；
（5）应与受重视保护的基本人权，如受教育权、劳动培训权、休息权、不受骚扰的性权利，宁居权等。
四、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类型。
1、侵犯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20世纪的现代侵权行为法中，人格权从人身权制度中独立出来，已成独立的一项制度目前基本上形成共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强了建设，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战略目标，促使各类法律和法规保护截止来越多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配之十几年司法实践的一定造法活动和突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精神赔偿解释》列举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带有人格特征的监护权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权。近年来，这类精神损害赔偿纠纷倾向和主要特征是：
（1）由于受害人主要遭受人格尊严和精神利益的损害，表现出严重后果，因而要求赔偿数额较高或很高，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个别知名人士和知名企业提出的赔偿数额连同经济损失在内，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近乎天文数字。
（2）受害人在诉请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同时，侧重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赔偿项目和名称不一。
（3）解决精神损害赔偿大多案件以裁判结案，也有一部分案件以调解处理。
（4）精神损害数额的评定，由于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全靠受诉法院的法官依自由裁量方法，综合相关因素决定，赔偿数额往往差距较大。
2、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理论界，多数人主张将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为独立类型，对该类型有不同意见和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
（1）因不同动因发生的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赔偿数额评不定期，有的有伤残标准规定，有的无伤残标准规定；有标准规定的，种类有限，而且不同动因所规定标准的评算数额差别很大。
（2）我国法律、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评算方法也不同，它们不大统一，评定出的赔偿金数额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国家赔偿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用这些不同标准规定处理相同或类同的人身伤亡赔偿纠纷，得出差异很大的伤亡赔偿金。
（3）由于不同人身伤亡损害纠纷缺乏统一的评定和计算标准，不同法院或不同法官处理相同或类同的案件，会裁判出相差很大的赔偿金。
（4）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出现倒挂现象，那些严重伤残者获得的残疾赔偿金，往往比同案中相同性质死者的死亡赔偿金高得多，显失公平。
（5）对赔偿范围和项目不统一。对此，不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不同的赔偿范围和项目。
（6）理论界、司法界、法医界提出许多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公式，大多针对残疾者补助费和伤亡赔偿金，未能统一解决抚慰金问题。
3、常见特殊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以下几种：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搁置物、悬挂物等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双方当事人对损害都无过错的民事责任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等。
特殊侵权致人人身伤亡后果，必然给受害人，不管是直接受害人还是间接受害人带来严重精神损害，这种损害，既有肉体痛苦，又有精神痛苦，特别严重的会致人精神障碍，造成死亡的，必然给死者亲属带来莫大的精神悲哀和其他精神损害，可以帮助恢复受害人立身处世的自信心，增强对自身价值的尊重，达到一定的精神慰藉与满足和维护受害人精神利益的目的。
4、侵犯知识产权中人身权益精神损害赔偿。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产权已从财产权和人身权中分离出来，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一项独立权利。
由于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其受侵犯往往会给受害人带来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对侵犯知识产权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已提到议事日程，司法实践先行突破，不乏此方面的判例，但缺乏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这里的“赔偿损失”与《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中的“赔偿损失”涵义一样，应包含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失。
5、违反公序良俗或公益公德精神损害赔偿保护公序良俗是世界不少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通则。我国在《精神赔偿解释》中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德侵害他人人格利益和人格要素纳入直接的司法保护中，完善了对人格权益提供司法保护的法律基础。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法律化的道德水准，只能要求每个人具有“普通人”的道德标准。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是公认不道德的，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精神赔偿解释》规定对损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和侵害遗体、遗骨等侵权行为，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也适用《民法通则》第7条有关“公益公德”的规定。
6、侵犯特定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的《精神赔偿解释》对特定的身份权利的保护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处理，这是对中国人身权司法保护的一大发展。
该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非法使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应与依法予以受理”。这是在监护关系，亲属关系和亲子关系中，对监护权、亲权、亲属权的保护，明确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抚慰金，由此确定了特定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7、侵犯特定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精神赔偿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不定期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该解释是对与精神利益有关的特定财产权利的保护，这是中国司法解释对财产权保护的又一发展，应予以肯定。由于中国基本法律对此无明确规定，因此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予以严格限制，其条件是：
（1）赔偿原则上限于与人格权、身份权有密切联系的特定财产权；
（2）该特定财产权应当是以精神利益为内容纪念物品，其本身负载重大感情价值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
（3）该特定财产权因侵权行为遭受永久性毁损或灭失，其损失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
五、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具体问题探析
1、婚姻法中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2001年4月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因重婚行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和实施家庭暴力等手段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主要指精神损害赔偿和其他损害赔偿。
实行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过错方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和法律惩罚，使无过错方得到一定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有利于有效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稳定现代婚姻家庭的社会关系。 离婚损害赔偿的实现，必须符合如下构成要件：
（1）出现离婚的违法行为；
（2）受害方存在精神损害的事实；
（3）因果关系成立；
（4）一般以一方当事人存在过错和另一方无过错为条件。 离婚精神赔偿的适用原则主要有：
（1）适当经济补偿原则。
（2）必要加处原则。若一方过错程度大，使另一方陷入生存困难或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应考虑额外增加精神赔偿数额，以体现对过错方的惩罚功能。
（3）个人负责和连带责任相结合原则。若离婚纠纷主要由过错方引起，由过错方赔偿损失；若离婚纠纷由一方配偶和第三者共同引起，则由双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执行官自由裁量原则。若离婚精神赔偿数额达不成一致则由当地民政部门或街道办事处的官员裁量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数额。若离婚纠纷由法院审理，可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一个赔偿数额。
2、违约和约过失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此类赔偿应由合同法所调整，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立法和初稿上都存在争议。但在英、美法系国家和日本、台湾地区都趋同于契约法上可给予非财产损害赔偿。
我国大陆不少学者在学说和通说上否定对违约的非财产上损害的赔偿。王利明认为：“应当看到，一方面因违约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在违约中时常发生，而允许采用惩罚性赔偿，将会使惩罚性赔偿在合同责任中应用得过于广泛，这不符合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既然违约责任制度不能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进行补救，也就不能采用惩罚性赔偿来替代精神损害赔偿。”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我国应在学说上承认对违约场合非财产损害的赔偿，并在理论上对其谋求正当化和系统化。
”合法化的依据是《合同法》第112条规定，对违约行为在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可作为处理违约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文。
3、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问题，学术上曾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已经包括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抚慰，无需瑞就精神上的损害给予赔偿，而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也是难以操作和执行的；有人认为，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差别。 因此，法律上应当承认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它所体现的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最高法院2001年3月颁布的《精神赔偿解释》主要是为了解决审理民事侵权案件中如何正确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
对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问题，最高法院2000年12月4日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已经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精神赔偿解释》没有对此再作出规定。
4、关于国家侵权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国家侵权行为中的精神损害，是指国家侵权行为给受害主体造成精神痛苦，肉体痛苦和其他精神利益的损害。 我国于1994年制定了《国家赔偿法》，是一大进步。
但在实施过程中，赔偿案件之少，获赔数额之低，索赔之艰巨的缺陷十分突出。对于违法行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只赔偿物质性损失，而不赔偿精神损害，对精神损害赔偿只规定了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清除影响三种形式，而且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
法学界一直呼吁修改《国家赔偿法》，提出许多意见，尤其要求加大国家赔偿数额标准，设置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增设惩罚性赔偿。法学家们指出，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已取得重大突破，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执法人员动用国家机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对其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严重。
因此国家侵权同样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5、法人的人格权遭受侵害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赔偿解释》第5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法人和自然人都是民事主体，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权，但对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因为：
（1）对法人的人格权的侵害除了可能造成财产损害外，也会造成非财产损害。这种非财产损害是不是也叫做精神赔偿，是不是也采取金钱赔偿的救济方式，是一个价值导向问题。
从逻辑上看，自然人与法人尽管社会价值相似，但人文内涵不同。自然人的人格权具有“人权”的人文内涵，与法人的人格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精神损害的概念强调的恰好是这种不同质的东西，即强调自然人人格中具有“人权”属性的精神价值，这是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一面。把法人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发生的非财产损害与自然人的精神损害等量齐观，将两种不同质事物归属到同一个逻辑概念中，显然并不恰当。
（2）从损害赔偿的角度来看，民法上所说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企业法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造成的损害后果，本质上是财产上的损害，因为作为商法上具有商业标识和商誉性质的法人人格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如企业法人的名誉和荣誉实质上是一种商誉，商誉受到侵害会引起订单减少，销售量下降，而非导致毫无感受办的法人组织的“精神痛苦”。
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法人虽与营利性的企业法人有所不同，但在不具备精神感受力方面并无本质区别。通过对无形财产权的保护或由竞争法间接予以调整，法人人格权利遭受侵害可以得到充分救济。
《精神赔偿解释》的规定在价值导向上符合世界潮流，也有其理论上的依据。
六、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与法官自由心证裁量权 《精神赔偿解释》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问题，但确定了赔偿责任的必要因素：
（1）侵害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主要是指侵害的方式，场合、范围等；
（3）侵害所产生的结果，包括侵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4）侵害人的营利情况，营利多者，赔偿责任亦大，必要时予以收缴；
（5）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即诉讼地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
（6）其他的法定因素。 《精神赔偿解释》规定了三种不同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
（1）对于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
（2）对于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
（3）对于侵害人身，没有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应当赔偿精神抚慰金。 《精神赔偿解释》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
因为精神利益损害和精神痛苦并没有财产的价值，确定精神损害制度只是借财产的形式，对人格关系进行调整。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采用经济方式解决民事争端，是一个较为有效的办法。
但是，这种办法有一定的弊端，因为金钱赔偿并不是给精神损害“明码实价”，精神损害与金钱赔偿之间不存在商品货币领域中等价交换的对应关系，因此，一方面要限制盲目追求高额赔偿金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运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解决此类纠纷。 精神损害赔偿的个体数额没有办法统一规定。
其理由，一是侵权的具体情形不同，不能作统一规定；二是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经济状况均不相同，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三是加害人的经济负担能力不同。 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金钱赔偿实质上是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对加害行为的可归责性及其道德上的可谴责性，结合精神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作出的司法评价。
在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定，基本上依法官自由心证裁量权进行，要遵循三个原则：一要考虑对受害人是否起到抚慰作用，二要考虑对加害人是否起到制裁作用，三是能否对社会有一般的警示作用。 由于我国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问题规定得并不全面，更不完善。
因此，赋予法官自由心证裁量权是必要的。该司法权力有两种功能：
（1）该项权力只能是法官依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不受案外力量和他人干涉。
（2）根据社会利益和客观情势需要，法官可不拘泥法律，调查其缺陷性和滞后性，从社会公平正义观为基点，以法的精神解释现有法律，使之更适合社会实践和案情实际的需要，作出所谓法外的自由心证和裁量，即从事“法官造法活动”。 为了防止法官自由心证裁量权的滥用，法官应遵循如下原则：
（1）依法原则；
（2）合理原则；
（3）公正、适当原则；
（4）必要限制原则。
七、总结 尽管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还不完善，但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一定会不断健全，我国一定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真正在精神损害方面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