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12月9日刊出孔繁军著《区别赔偿：城里人乡下人就不一样？》（以下简称孔文）一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若干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存在城乡差别，进而认为应取消此种差别。笔者认为这种建立在对司法解释的误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一、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孔文认为“《解释》第25条、28条、30条的有关规定，作为民法上惩罚侵害人、保护受害人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要以受害人的身份差别分别适用不同的标准。” 让我们来看看司法解释原文，《解释》第25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 第28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第30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从司法解释原文可以看出，《解释》第25条规定的是残疾赔偿金的赔偿计算标准，第28条规定的是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计算标准，而第30条则规定了赔偿计算基数的例外情况。此三条规定并无一是孔文所称的“死亡赔偿金”，《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实际上是在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可见孔文对于《解释》进行了错误的引用，此为孔文误之一。
二、死亡赔偿金不是精神损害赔偿
关于《解释》第29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孔文认为是“作为民法上惩罚侵害人、保护受害人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首先，在《解释》起草人之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的陈现杰博士所撰写的《的理解与适用》（载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一文中明确说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均系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解释》“在概念上，与现行法律规定保持一致，将对收入损失的赔偿称为死亡赔偿金，而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就叫精神损害抚慰金，以期概念准确，用语规范。”并且还进一步说明，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在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外，又规定了死亡补偿费，在解释上就被理解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理解，事实上影响了后来的立法。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二条，均采取在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外，同时给付死亡赔偿金的模式；其死亡赔偿金，解释上也认为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这一模式，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重大问题。由于有关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和独立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作了限制性区分，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受理精神损害赔偿，以致在犯罪引起的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近亲属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死亡赔偿金的赔偿。为此《解释》对此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定位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死亡赔偿的利益失衡，使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从司法解释起草者的说明可以确认，《解释》第29条以及第17条第三款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属经济损失的赔偿而非孔文所认为的精神损害赔偿。
因此，对于《解释》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应认定为经济损失赔偿而不应认为是精神损害赔偿，此为孔文误之二。
三、经济损失赔偿应具有差别性
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是相对的。当这种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失衡时，就需要用法律对这种失衡状态进行矫正，以求恢复平衡。因此，当一方当事人违反民事义务，使他人受到损害时，只有让另一方补正受害人的损失，方可使当事人双方在物质利益上达到新的平衡。因此在侵权责任的赔偿损失上，除经营者故意欺诈等法律规定的应承担惩罚性赔偿外，基本的原则就是赔偿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是，受害人死亡以及劳动能力丧失的经济损失没有可以具体衡量的标准。因为每个人都无法正确预计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侵害，自己自然寿命的长短以及未来收入的变化，尤其是暂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其未来的劳动能力和收入水平难以预测，是一个抽象的不确定的概念，因此这些损失属抽象损失范畴。如果根据举证规则，要求赔偿权利人对于未来收入进行举证的话，显然无法办到。而且每个受害者的收入情况均不一样，我国城乡收入又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解释》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等抽象损失采取了区别定型化赔偿的方式，根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以及农民纯收入设置有固定的赔偿标准和期限，笔者认为正是对于赔偿权利人的一种保护。如果全部采取一个标准，像新西兰那样，有一个基金，在他们国家出了伤害事故，不管受害人的身份都可以领取一笔赔偿金，这其实就是消灭了侵权法，因此国际上少有赞同。
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农民年收入5000元，一个城镇居民年收入24000元，他们各自对于家庭经济贡献是不一样的，如果同时遇害，而在死亡赔偿金上却获得同样的赔偿，这公平吗？孔文举例说，按照区别赔偿的规定，依平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一个农村居民侵害了一个城镇居民的生命，这个农村居民可能要支付高额的赔偿金，这笔赔偿金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收入水平和负担能力，甚至因此而倾家荡产；反之，一个城镇居民侵害了一个农村居民的生命，只须支付极少的赔偿金，这笔赔偿金对其生活状态可能并无大碍。但是笔者也设想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农村居民侵害了另一个农村居民的生命，如果没有区别赔偿而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的话，其结果有可能是加害人倾家荡产，受害人家庭迅速暴富！而且根本不具有执行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是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是错的，《解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区别赔偿是相对公平的。此为孔文之误三。
当然孔文认为由于人格的平等而主张当任何人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时，法律都应当给以相同的保护的看法笔者是赞同的，并且《解释》第18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此司法解释中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任何区别对待，更多的是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与孔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解释》的规定较好地保护了公民（自然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起着重要作用。司法实践中，有颇多法律工作者对于《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存在与孔文相同或近似认识，因此有厘清的必要。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