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并不习惯对自己的活动进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不光针对知识分子行动的那个世界，而且针对知识分子自身和知识分子行动的前提(或社会因素)。
这一研究项目潜在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对知识分子是什么、能够做什么进行最大可能的现实主义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即便冒着乌托邦主义或不负责任的危险也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任何伦理的或政治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对知识分子世界如何运作周密理解的基础上。
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paradoxical beings)。只有在对纯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
而这种经典对立不过是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许多虚假观念中的一种。 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克服纯文化和入世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一克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
(1)。因此，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bi—dimensional beings)。
文化生产者要取得知识分子的名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政客。
尽管自主和入世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式的对立，但仍有可能同时得到发展。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比如奥本海默的科学权威、萨特的知识权威)而区别于世俗利益的独立性越强，他们通过批评现存权力来宣称这种独立性的倾向就越大，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政治立场，这政治立场的符号有效性也就越大。
知识分子的起源 要论证这些看上去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的观点，回顾一下产生知识分子的那段被忘却的或受压制的历史是很有帮助的。这种历史之所以异乎寻常地不断重现，就是因为对自主性的追求，总是伴随着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的不断变化——一种在投身当前事件和退回象牙塔之间寻找平衡的行为。
十八世纪，“哲人”(philosophes)“入世”(1765年，伏尔泰在《哲学辞典》题为“文人”的论文中，将这种“入世”与堕落学术界的经院蒙昧主义相对)的逻辑延伸，就是参与到法国大革命的“文人”活动中去。 在王政复辟时期，“文人”被认为不光要对导致大革命的颠覆性思想(这些思想首先通过报纸流行开来)负责，而且要对过度的革命恐怖负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浪漫派诗人)看他们的眼光不光有怀疑，甚至还带有一丝轻蔑。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些诗人对哲学家干预政治和用理性观点看待历史变迁的特权提出了挑战，并通过恢复宗教情感以对抗理性和对教条的批判来宣泄他们的自主渴望。但是，一旦复辟的反动政治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他们就又开始捍卫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比如米什莱和圣西门)，恢复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预言功能(比如雨果)。
然而，另外一种走钢丝般的行动——民粹主义的浪漫主义，在1848年革命前几乎影响到每一位作家，却在进步运动失败和第二帝国建立之前就销声匿迹了。对1848年革命的幻觉被打破了以后，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disenchantment)，这种幻灭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它创造了新的拒绝入世的条件。
为艺术而艺术的捍卫者，像福楼拜和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把纯艺术和社会艺术、资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后者在艺术的内容和接受方面都屈从于资产阶级主顾的规范。他们拒绝因创作产业化的文学而受到奴役(目的不是糊口)，只对同人的批评做出反应，他们把文学场域的遗世独立，等同于作家拒绝走出象牙塔去行使任何符号权威(这就和雨果之视诗人为先知以及米什莱的预言家式的学者决裂了)。
只有到十九世纪末文学、艺术、科学场域达到高度自主，这些自主场域最自主的行动者才认识到，自主并不等于拒绝政治，他们可以以艺术家、作家、学者的身份干预政治。和基佐和拉马丁这些文化生产者不同(这些人事实上成为政客)，这些自主行动者是带着一种权威进入政治的，这种权威深深地扎根在其学科的自主性里面，源于学科核心的价值，如伦理上的诚实和专业能力。
具体说来，人文权威和科学权威在左拉的“我控诉”以及支持他的请愿活动这样的政治行动中得到了坚持。这种新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扩大了构成知识分子身份的“纯洁”和“入世”的概念。
这些干预行动产生了纯洁政治(politics of purity)，正好构成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的反题。知识分子：不稳定的综合 这种反政治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乃是自主性场域的存在，其根本法则，就是拒绝经济和政治的高高在上：拒绝金钱、权力、荣誉这些目标和价值在自主性场域的支配地位。
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中表明立场的时候，这种转变就已经完成了。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扩张他们那个头足倒立的世界的界限，以坚持他们对金钱和商业目标的拒斥。
现在，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伦理(特别是与性有关的事情)和政治中郑重陈述他们的相反价值。从社会秩序卫道士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越界(一些伦理和政治问题还闹上了法庭，波德莱尔、福楼拜还有左拉都碰上了这种事)。
知识分子以超越和取代狭隘价值观的名义，通过支持左拉对军方的批评(或者像很久以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们通过在121人请愿中公开站在敌人一边)，坚持他们有权逾越那些最神圣的集体价值——最惊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为了实践道德领导权，他们从伦理普遍主义和科学普遍主义的不成文法中寻求权威性，有时，还在战斗中推进集体动员，将自己场域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社会。
对知识分子形象起源的上述概述表明，出世和入世(retreat and engagement)这两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互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吊诡的综合，并不是一下子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这种综合既不稳定，也不确定。
它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能够退回到一个个由历史的钟摆保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退回到纯粹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或纯粹的政治行动者、记者、政治家等等的角色上去。这种综合也意味着，这两种对待政治的可能态度之间的平衡，能够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对自主性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内在于文化场域的)，必须要考虑世俗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随着历史和国别的变化而变化的。
它们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外(如教会、国家，大型工商企业)，也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内，但在文化场域内的时候，它们都掌握在那些控制着特定生产和分配手段的人(出版商、编辑、电台和电视台的行政主管等)手中。 历史和国别所带来的变异(variations)，是文化场域和统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函数(function)，但这些变异不能掩盖那些常量(invariables)，这些常量才是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有可能团结起来的基础。
同样的自主意志(will to autonomy)，可以在对立的立场上得到表述［一种情况下是世俗的，另一种情况下是宗教的，这儿是入世的，那儿又是出世的(detached)］，这取决于自主意志必须对抗的权力的结构和历史。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倘要避免由于偶然的或表面的对立(这些对立的根源是，相同的解放意志可能与不同的障碍发生冲突
(2))导致分裂，对此就须有清醒的认识。 为控制这些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对立，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对那些无常权力(transient powers)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必须在与这些权力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
他们必须学会在与自己传统迥异的知识分子的成果中(特别是这些成果中令人难堪和震惊的方面)发掘那些过去或现在因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些经验产生的效果，或与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这样意义暧昧的政治运动，或所有对文化活动持敌意的政治活动相对峙而产生的效果。在谈到普遍性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危险倾向，那就是只表述一种和特定的知识分子小世界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无意识。
捍卫自主性的斗争 上述的这种历史视角，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今日知识分子境况的视角。今天法国流行的对革命乌托邦的痛苦放弃，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就发生了。
对政治的拒斥——常常和回归宗教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这是一种所有可能的步骤都已经玩过了的残局状态，也许会导致一种冷漠的怀疑主义。
在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知识分子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常常已经遍历了所有可能的政治位置。但是这种状况也可以揭示一种洞悉(lucidity)，这种洞悉与愤世嫉俗的冷漠无关，如果和一种科学地获得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还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的吊诡性质，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所有寻求强化其政治效果的政治活动，都不得不遵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路线。一方面，尤其要通过斗争确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保证文化生产者有一个保持自主性(首先体现在知识活动成果的发表和评价形式中)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强化每一领域里最自主的生产者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创造适宜的制度，让最自主的文化生产者不受象牙塔的诱惑，以使他们能够使用特定权威集体干预政治，为保障他们自己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的最低目标而奋斗。
因此，知识分子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为维护保障自主性的必要手段而集体奋斗。然而，某种负罪情结总是把知识分子变成“同路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而是号称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二流知识分子的同路人)，结果就是知识分子总是强调捍卫首要的普遍目标，而把捍卫自己的利益贬斥为一种法团主义的表现，忘记了捍卫普遍性首先就要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
其实，文化生产者必须捍卫对不同的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必不可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就是所谓科学、艺术、哲学、法律等等的物质工具和知识工具得以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空间。知识分子不必带着自责和道德迟疑来做这些事，因为，他们通过捍卫知识分子整体而捍卫了普遍性。
这里可以举一些知识分子为捍卫艺术家、作家、学者的共和国而应当采取的恰到好处的行动的例子：科学研究者抗拒科学管理者的把持，以捍卫自己对生产和评价方式的控制，而这些科学管理者通常因为自己的缺陷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却在对研究的逻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试图对研究者进行管制；对所有研究领域(无论人文，还是科学)的前卫生产和发行网络的捍卫，以反抗某些编辑的商业兴趣；艺术家、作家、学者坚持一种道义准则或一种实际权利，来反抗新闻媒体的崛起，以保护作者不被错误引用或错误表现，等等。更进一步，保护年轻的教授或研究者反抗所有形式的歧视，特别是政治歧视。
理性这一历史的产物，必须运用历史性的努力来不断地加以再生产，从而保障理性思想得以可能产生的社会条件不被超验的错觉所破坏，这种超验的错觉往往把理性的普遍结构限制在意识或语言里面。借用一下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根据他的观点，美德是一种公共秩序的产物，在这种公共秩序下，公民对美德感兴趣)，有必要运用政治家常常使用的非常实用和具体的方式来不懈地工作。
同时，还有必要关注教育节目的内容、教育电视和文化电视的保护这些领域；对文化保护主义(它阻碍了思想的国际传播)进行质疑，以创造一个对理性和真理感兴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共和国也非常必要。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相反，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学，一种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c)。
没有超历史的沟通普遍性这回事，只有社会建构的有助于生产普遍性的沟通形式，这种沟通形式的逻辑已经表现在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的社会逻辑中，而这种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又通过对发生在科学世界中的那种交流的一般化而得到典范的描述。在科学世界中，竞争，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的：没有人能胜过其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
然而，这个纯粹理性的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些今天对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学遇到的困难大惊小怪的人，忘记了自然科学为了生存和延续所经历的大战。
一种解放心智的科学，只能在一种使之可能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这种条件预设了，一个民族(nation)对另一个民族的支配，一个民族内的支配都应该废除。
这些支配形式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那就是把那些不同意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秩序之隐含前提的人从科学竞争中排除出去，收回拨款或研究贷款，或通过科学规矩仲裁者最微妙的审查手段，都可以导致这种排除后果发生。 制定一种标准对话(measured dialogue)的规则，或者制定一种在机会均等的同行中进行纯粹而彻底的竞争的规则，并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在最纯粹的学科像数学、音乐、诗歌中也是如此。
文化生产的场域有它们自己的垄断和支配关系。学者和艺术家们之间真正的交流，也许只有在所有当事人都付出巨大努力后，才能达到自主和普遍性的理想状态。
离数学和诗歌这样的学科(它们的自主性，既由于其作品的晦涩难懂，也由于其事业中缺乏直接的社会“利益”而得到保护)越远，离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社会科学越近，自主性就越难获得，也越难捍卫。如果说建立理性对话的机制很难，原因与其说是研究者没有能够控制他们的欲望、动机和利益，还不如说最自主的从业者不断受到最不自主的从业者背叛性竞争的攻击，这些听命他人的从业者(heteronomous practitioner)，总是能找到途径，通过求助于外界的力量弥补他们的弱点。
叔本华认为，最虚夸的背信(rhetoric bad faith)就是去争论一件只能由这个领域的外行才能摆平的事。经济学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社会学家也在内，都时常面临着类似策略的威胁。
因此，新闻记者、作家和二流社会学家在诉诸常识反对社会学建构的时候，能够指望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社会学的建构，像在任何科学中一样，却是挑战常识的。 因此，争取自主性的斗争首先是反抗这样一些机构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他们把对外部经济、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依附引入到学科内部，这些人要不将自己的生产屈从于商业目的，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做出更微妙的牺牲(比如作家)，要不就是利用自己同外部势力(比如国家、政党，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样)的有利关系来加强对本学科的支配。
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外部的规范才取代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殊规范。这种异质性借以入侵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洛伊木马，往往是这么一些人布下的，这些人，根据该文化生产场域的既定标准，是最被看不起的生产者，他们经常受到诱惑在本场域外结盟，意图颠倒场域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些人还最易受世俗诱惑，因为他们最没有前途。
的确，如果内部承认并不能绝对保障自主性，它至少可以保护那些它认可的人不受补偿势力(compensatory powers)的企图的伤害，不受这些势力授意的报复的侵害。 上述还只是持续威胁文化生产的那些最普遍的机制。
如果说今天一个深思熟虑、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对捍卫文化场域的自主至关重要，那是因为这种自主正处在危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今天对文化场域的威胁是一种新的威胁。首先，想一想由国家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其实既可能出自敌意，或者意在审查，也可能不过是出自过度的关怀。
在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所关心的东西(文化部长和文化部门的存在等等就是证明)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冒着伤害自己的危险)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比如，国家答应给学者的职员地位，这可以使他们免受经济的束缚)，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更切中肯綮地说，这种新的威胁是由财政的世界对人文和科学的世界越来越强大的穿透造成的，比如，新的庇护形式，以及某些经济企业(那些最现代的，比如德国的戴姆勒一奔驰，还有银行)和文化生产者之间新的联盟；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学研究者越来越频繁地向外界要求研究赞助，他们也越来越急切地要完成直接符合商业利益需要的任务(比如德国的技术中心和法国的商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