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殷海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已经被学界公认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因素，学界相关研究的成果甚少，这是本文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殷海光 金岳霖 西南联大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近代中国思潮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主张，近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不过，关于自由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追求和捍卫自由主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殷海光（1919―1969）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一生都致力于自由主义理想的实现，但终其一生都不断遭遇各种挫折与碰壁。对于殷海光自由主义观念的形成，学界目前研究尚显不足。殷海光不仅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居，并且终身捍卫着自由主义的大旗。他本人是对节日很淡漠的一个人，连中国人最为看重的春节也从不在意，但每逢“五四”，他就显得很亢奋，要鸣放很长的鞭炮以示庆祝和纪念。他一生都爱谈论“五四”，写作有关“五四”的文章数量可能只有“五四人物”胡适可比。对于“五四”的怀念，实际上就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理想的怀念。他受到的五四影响或许是其对自由主义观念追随的一个追溯，他并未参与“五四”，但却终身捍卫着“五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遗风。他的自由主义观形成有三个重要原因，分别是家庭、联大、金岳霖的影响。
一、家庭对其的塑造：反叛精神的根源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是其人格形成的首要因素。殷海光出身在湖北黄冈一个普通乡村，不过殷海光对其家庭的描述和其家庭的实际情况似乎也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情况。殷海光回忆：“当我童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长一辈的人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说话矫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满了理学式的虚伪。我简直讨厌透了！这成为我日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文化的心理基础。”殷海光对家庭的厌恶，的确有其成长环境中所遭遇到的在他自己看来种种“不自由”和极端落后保守的旧家庭作风。但事实上，殷海光的家庭并非是受教育程度极低的乡村家庭，其父亲、伯父等人，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思想观念中也并不排斥西方文化，尤其是对西方宗教基督教的信仰和皈依，更体现出殷家实际上不太像殷海光所言的那样极端保守和封建。殷海光的父亲一共有兄弟三人。到殷海光出生时，殷家主要是靠着大伯父殷子衡来维持。殷子衡是辛亥革命志士，日知会的骨干成员，后来成为一名皈依基督教的学者。殷海光的父亲殷子平在乡下务农，后来在其大哥的帮助下，也皈依了基督教，成了神学院的学生和传教士。父辈的宗教选择使殷海光有了一个不同于一般中国传统家庭的“基督教家庭”背景。有学者认为，殷海光出生在这样一个经济破产、思想新旧杂糅的大家庭里，他的伯父和父亲是这个大家庭的两个要角，又都是名副其实的过渡人物。这两个读书人的生命历程，正反映出那时中国向现代化蜕变的历程。这在被他们目为家庭领袖的伯父身上，尤其表现无疑。对于儒家思想，他们随时表现出一个旧时代读书人的倾慕之情。友朋相聚，他们就高谈宋明理学和佛学，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可是他们又向往新制度，渴望着吸收新的思潮。这个大家庭实际上早已各自为政，可是他的伯父以一家之长的地位，坚持要这个大家庭维持住一个不分散的局面，以免露出家庭的败象，为故乡父老所耻笑。但一个破落户怎么能够完全凭血统关系来撑持呢？于是猜忌、自私，死要面子，虚伪便在这个貌合神离的大家庭出现了。这使殷海光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结晶“家”的黑暗洞悉无遗。这也种下了他对中国固有东西的厌恶和反叛的主要种子。“五四”以后，随着思想观念的演变与冲击，在知识分子家庭，各种矛盾冲突也体现很明显，“新”、“旧”观念的冲突，使得“家庭”这个生活的基本单位往往成为一个矛盾冲突的核心。
父辈大家长式做法，不仅在殷海光成长时期埋下很深的“反叛”种子，入学后，他把反叛性格也带到课堂。离开了家长监视，他滋长了任性，为此没少挨教书先生的竹笞，先生状告到家里，还免不了受到父亲掌掴。“中学阶段，他喜欢的功课成绩特别好，不喜欢的功课常不及格。”同时，父辈在殷海光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横加干涉，这使得一向追求自我实现、反对各种条条框框束缚的殷海光决定彻底跟原来的家庭决裂。而这一切的直接导火索，大概就是殷海光考大学时候对于专业的选择。当时，他选择自己极感兴趣但就业形势极不乐观的哲学专业，使得他和父亲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回忆：我小时候跟家中闹别扭，那时我的父亲要我学医，我硬是要读哲学。父亲愤怒地说：“你要读哲学，将来饿死了可不要怪我。”恰好后来我有几门功课不及格，父辈认为我简直不堪造就，强迫我去一家商店当学徒。我当然不会服的，半年后就逃跑了。父辈对于殷海光专业的选择，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前途。毕竟在经济越发不景气的家庭，学一个实用的专业毕业后能迅速赚到钱养活自己，并给家庭一些经济上支持，自然是父辈首要考虑的问题，这点本无可非议。不过，这违背了殷海光自由天性，他跟父亲大吵一架，并从此与家庭疏远，这不仅是其性格使然，恐怕也是日后殷海光追求自由主义所付出的代价的起始点。
有学者认为，导致殷海光产生反叛心理的其他因素有大概三个方面原因：一是作为殷家大家长的大伯父殷子衡对子侄的教育不太讲究方法，言教多于身教，不太留意孩子们的接受能力和心理感受。其次，大伯殷子衡虽经常往还黄冈，毕竟住在武昌。平时，二伯殷子林当家。殷子林受教育很少，性情刁蛮，以大欺小，而二伯母更有过之。他们不仅对殷海光父母颐指气使，对侄子们也很刻薄。殷海光尤有感受，第三，殷海光的父母也不能使其诚服。他的父母还习惯体罚孩子，与子女缺乏沟通，故殷海光对父母印象并不好。他在外出求学和谋生后，极少回家探亲，信也懒得写。从1936年秋离家北上访学，至1949年春离开大陆这十三年间，其间只1947年回家一次。这次回家多少带有衣锦还乡之意，此时他已是《中央日报》主笔。而在此前一年，殷海光从重庆到南京去找工作，路过家门也不入。这些也表明殷内心强烈的报复心理。殷海光天生的反叛心理与家庭的旧观念之间的格格不入当是殷海光反对传统家庭、走向传统家庭的对立面的性格所造成的。
二、恩师金岳霖的影响
殷海光人生最为重大的转折，当是遇到了金岳霖。所以，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顾忌地表示自己对金岳霖的崇敬与感念：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金岳霖（1895-1984），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早年曾留学美国，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金岳霖渊博的学问，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是吸引殷海光的重要原因。
但殷海光与金岳霖的相识带有一种极为偶然的因素。殷海光回忆：他上中学时，在图书馆偶然看见一册书评杂志上的一篇书评，评的是某大学教授所著的论理学。可巧他也买了这本书，评者对于原书将论理学界定为“明贵贱之学”的说法大谓不然，并且最后结论说：“这样的书，还是以打住为妙。”署名是“金岳霖”三个字，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金岳霖先生。这使他萌发了打算直接通信向金岳霖请教的念头，而这一举动受到了来自同学的冷嘲热讽，教殷海光一改往日的张扬变得谨慎起来。他还是写信给金岳霖，并背着同学把信寄出去。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两个星期后收到了金岳霖的回信。信中，金写了很多勉励的话，并告诉殷海光，他有些什么逻辑方面的书，如果需要，他可以寄来借给他。不久，殷海光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决定到北方去求学，并且目标很明确，打算师从金岳霖。一次普通的通信，坚定了一个中学生毕生的求学志向，这也许是金岳霖人格魅力之所在。不过这时，殷海光对金岳霖还只是学术上的崇拜，并没有终身拜其为师的想法。
殷海光迫切想见到金岳霖，在抵达北平的头一夜就决定次日一早就去看这位向往已久的学者。而殷海光第一次见到金岳霖时，金先生热情招待了他，丝毫没有大教授的架子，并建议殷海光能在大量阅读哲学书籍后进行一些有益的思考，这从心灵上给年轻的殷海光极大的震撼。
更值得注意的是，殷海光刚到北京的时候，没有家庭的经济支持，其生活比较困顿。这时候，金岳霖给了他无私的帮助，帮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金岳霖后来回忆到：“殷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得点钱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当时，教授的薪水也不丰厚，不过，由于金岳霖没有家庭经济负担，故能拨出一部分薪水资助殷海光的生活。金岳霖对殷海光在物质上的资助，还不仅限于他在北平求学期间的生活费。七七事变后，北方政局动荡，殷海光决定和南方来的同学回到南方去。当他找到金说明来时，金先生给了他50元钱，作为北平到汉口的旅资。金先生还对他说“你回南方去！这里局势动荡不定，我恐怕你流落在这个地方。时局可能不是一时能安定下来的，一切需要从长计议。盼望你平安回到家乡。”也正是由于金的一系列举动，使得殷海光萌发了终身拜金为师的念头。1938年春，从北平回到家乡已半年的殷海光，在得到金岳霖来信鼓励后，决定前往昆明，继续追随金先生。那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已在昆明复课。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联大还免试接收了一批新生和转学生，殷海光即列入1938年度转学生、借读生的名录中，且标明转学哲学心理学系二年级。而这次转学，与金岳霖的帮助密不可分。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经常与金岳霖讨论时政，此时的金岳霖对于时政并不乐观，他同样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从不具体参与任何政治事务。在政治理想和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上，殷海光明显受了老师的影响。金岳霖曾在欧美留学和生活了10余年，他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倾向都有高度“西化”的特点。他早年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不仅熟悉西方近代以来自由、民主的主流思潮，而且高度欣赏和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这使他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早期，金岳霖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持否定态度，对中共也抱不信任态度。他看来，共产体制根本不允许个人自由。殷海光对个人自由、民主的信仰，对苏俄和中共的批判，曾受了他的老师早期思想的影响。金岳霖晚年回忆曾称：“我出国很早，留学的时期很长。我从前差不多是一个英美式的人。我崇拜英美式的知识分子，把旧民主的个人主义一直视为天经地义。我认为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的主导思想。个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不是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因为我认为旧民主的政治只是保护个人的自由的，所以我一直是拥护旧民主制度的。”不过，后来的金岳霖越来越倾向对于中共的认同甚至是崇拜，而学生辈的殷海光却在政治道路选择上与老师南辕北辙。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经常与金岳霖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他回忆：“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一番话，我当时实在并不很了解。现在，事隔二十多年，我经过了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我想我老师之言我完全了解了。无论内容怎样不同，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都是纯洁而独立的。我一直以做这一类型的思想工作者自勉。殷海光对于金岳霖的印象是具有英国绅士风度，格调高雅，追求完美；天真纯朴，道德感强，对人对事客观公正；是非分明而不武断，谦和温良而不人云亦云；重自我情趣，不喜欢实际事务；名利观念淡泊，远离世故之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海光喜欢金岳霖的逻辑，另一位同学则喜欢黑格尔，到学期终了，他们二人就所好的题目，交了一篇读书报告给金先生，结果海光逻辑报告的分数，却低于那位写黑格尔的同学，他跑去找金先生，问他这分数是怎样打的。金岳霖的回答是：“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海光认为，金先生的话，使他了解什么是客观，什么是公平。
“这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殷海光学术上选择了金岳霖，但性格上则与熊十力相似。殷海光曾说自己终生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是知识上的导师金岳霖，一是人格上的楷模熊十力。说熊十力对他有深刻影响，自然不错，但细究起来，这个“影响”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个性，在这位大师那里得到心理的合理化。在北京求学，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始享大名的哥德尔（K.Goedel），“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在一边听到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师生之间可以这样相处，这在他以往的经历中是从未有过的。抗日战争期间，正同一般廉洁自爱的公教人员一样，西南联大员生的生活也一天坏似一天。可是，大部员生依然在艰苦中究学。金先生亦像过去一样，每天上午伏案写作思维，七八年如一日，先后完成论道和知识论二书。西南联大先后被炸两次。第一次被炸的是借用的昆华中学校舍。金先生的房间刚好在挨炸之列。到处都是“肝脑涂地”，什物飞扬。金先生于敌机去后，在残垣败瓦堆中，连忙寻找他的知识论稿件。他一面将一张一张的破纸片从瓦堆中找出来，细细检视；每发现一张，就喜形于色说道：“还好！又找出一张了！还好！字迹看得清楚！”费了很多功夫，待全稿找出以后，他才开始注意到行李铺盖。
三、西南联大的精神洗礼
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联大那种自由学术环境和学术包容，不可能奠定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根基。
殷海光对联大生活有过这样的回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岁月里，和我心灵契合的老师及同学随时可以碰见。在学校附近文林街一带的茶店里，在郊外滇池旁，在山坡松柏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踪迹，常常可以听到我们谈东说西。现在，我回忆起来，总觉得‘梦魂不到关山难’！内心说不出的想念。可是，我在台湾一住将近二十年，越住越陌生。我在台湾大学十八年了。当我在校园散布时，我实在感觉不到那儿有独特的灵魂，足以引起我梦回午夜。战后的世界，人是愈来愈多了，可是人心的距离反而愈来愈远了。”金岳霖弟子王浩亦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因为那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做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加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这些东西在中国大学中，确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不过，当时的殷海光在联大学生中，显得特立独行和“另类”。而他的性格和脾气更不受欢迎。他的狂热和动辄‘立正示敬’的言行表现，实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在“左派学生”看来，他是一个“反动学生”。此时他在政治上做出的选择，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战争年代，不少自由主义者都重新选择了以国家作为尽忠的对象，何兆武先生晚年回忆他的联大同学殷海光时曾讲到，在政治立场上，殷海光坚定支持国民党，整天骂共产党，在时事讨论会上公开骂共产党“躲在延安，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等，和当时国民党的论调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校园内是非常罕见的。同学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当时，上哲学课的人很少，只有寥寥六七个学生，比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研究，那是给高年级开的课，冯先生先引个开头，接下来让大家发言讨论。每次只要一发言，殷福生就滔滔不绝，就听他一个人在那慷慨陈词，用北京话来讲，还挺“唬人”的，而且他讲完了之后还骂人。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回忆到：“我住的那个寝室，共有二十来个同学，并不包括海光兄，但其中有几位是他的同乡。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晚必来，找他的同乡聊天，直到深夜。”“他说话的声音，永远超过聊天的程度，而像是在演讲；其坚定嘹亮，简直不像发自他那瘦小的身躯。每当他高谈阔论，整个寝室都静下来，他口讲指划，滔滔不绝，有时夹杂着几声怪笑，别人绝少有插嘴的机会。他的若干言谈，够得上是惊世骇俗，而每次所下的结论，无不斩钉截铁，不容怀疑。”联大同学在回忆殷海光时，多对其有所“不满情绪”。然而，殷海光本人回忆联大时却十分感念那个时候的老师与同学。联大在殷海光的心目中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再造之乡。
殷海光联大的美好回忆，基本上是金岳霖先生带给他的。他讲到：“我和金岳霖先生的接触以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期为中心。在这段感受力最强的日子，和许多老师及同学享受了一种人生极难得的平淡亲切而纯洁的人际关系。这样的经验不但为以后的做人和学业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情一直持续着，成为崎岖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所以想到金先生，便想到在昆明的生活，特别是那些情投意合的师友。殷海光在回忆中，特别强调在联大时所感受到知识分子的真精神的董陶，是大学教授还保持着清流的精神，有所不为，尤其与官方保持一定距离。常跑重庆的教授，同人就觉得他有颜色了，渐渐和他疏远起来；如有教授把官员的名片、请帖压在玻璃板下，炫耀其郊游，也被引为笑谈。这也影响着学生，以将来能当大学教授为第一选择。学生中有向往仕途的，在同学中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
不过，缺乏相应的材料说明殷海光思想发蒙时期的政治信仰，在联大期间，他何以会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直接的材料。他回忆：“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活动中，壁报、演话剧和演讲是很多的。当事学生的成分有左倾有右倾，也有中立的，所以活动多带有政治色彩。在这里，讲现实、趋附权势的人是抬不起头的。一般青年对国家社会的前途怀着一种强烈地希望的，大多向左转或者开始向左转。”
四、结语
金岳霖在晚年回忆殷海光时，曾作这样评价：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当然，这也是金岳霖在特殊时期讲的话。殷海光后来通过香港一份刊物看到他的老师对他的批判，写下如此感受：“寥寥数语，读后使我发生难言的感慨。弃去刊物，我躺在床上，思绪起伏不已，打破了两个多月来我精神上的宁静。”但是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抱怨和批评他的老师。当牟宗三对金岳霖的行为提出批评时，殷海光还用梅蕴理笔名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文章，对牟宗三提出反批评，认为牟是在海外说风凉话，没有设身处地看待大陆学人的境况，是“自我封锁”的“唯心论”的“一孔之见”。其对老师的尊敬之情，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
金岳霖把殷海光带到了学术事业之路并直接向他传道授业，殷海光从老师那里秉承了逻辑理性，同时，在追求高格调、追求真实、追求完美、追求道德理想等方面深受老师熏陶；其二，殷海光的学术和人生之路，与他的老师并不相同。金岳霖是实在主义者，同情形上学；殷海光后来变成坚定的实证主义者，极端反对形上学。金岳霖是纯粹学院式的学人；殷海光后来成为启蒙知识分子。金岳霖在政治上既反蒋又反共，后来转向拥护共产党；殷海光则从拥蒋反共，转向实质反对国民党在台独裁。不过金岳霖一生也没有把殷海光看成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但殷海光却终身感念金岳霖，实际上是其人格魅力超越了渊博学问，成为精神支柱。尽管师徒二人在政治道路上的选择完全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金岳霖对于殷海光自由主义观念的形成客观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可见，天生的反叛性格和家庭矛盾的丛生；后来遇到金岳霖先生，受到金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博学影响；以及在西南联大求学所受到的精神洗礼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并且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