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学西渐;中国热;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形成
〔作者简介〕冉昌光，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随着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传入欧洲，至18世纪形成“中国热”，对欧洲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批判武器和思想资料，促进了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近年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及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成果较多，但将它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联系起来研究的并不多见，而长期来一提自由、平等、博爱就视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然而，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它不单是资产阶级的，正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化交流发展中形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同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的关系，说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产生也有中国文化的贡献。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加强文化建设，对于总结探索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和规律，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都是有意义的。
一、 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是欧洲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需要同中国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本身的特点及先进性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结果
莱布尼茨是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来论证和学习儒家文化的理性精神，而他的学生沃尔夫则直接从哲学的思考来论证中国哲学是人类理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他说：“哲学的真正基础就是与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的东西，违背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的东西不能被看着是真正的基础，它是伪”。他断定：“运用这块试金石来判断，中国哲学的基础有其大真”。他认为中国人最善于运用自然理性的力量，“总是注意理性的完善的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认识自身自然的力量，从而达到自然力所能让他们达到的高度”。欧洲人在这方面就差之甚远〔25〕。当然，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对中国哲学理性的赞扬不免有些夸大的色彩，但不难看出他们为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贵族的专制主义，从中国文化中寻求理性精神和现实依据作为批判的武器，并借想象中理想的中国哲学来为理性和人的权力谱写赞歌，这也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共同的思想追求。
三、 中国古代政治的民主性和国家治理经验给启蒙思想家以启示，为他们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形成提供资料和理论借鉴
启蒙思想总是同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启蒙是政治变革的精神助力，为政治变革扫清障碍，而政治变革则是启蒙思想的目的和社会结果。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是为了批判宗教神学的神秘主义和封建贵族的专制制度，建立民主、自由、人道的政治制度，所以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特别重视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的经验中吸取思想资料和理论借鉴来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莱布尼茨在他得知康熙皇帝颁布允许自由信仰基督教的容教圣旨后，认为这是一种辉煌的成功，“对此表示欢欣鼓舞;这是为了使我们学习他们的伟大文明和治国艺术。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不曾拥有像他们令人赞赏的治国术。因为我们生活在极度不安定中，我认为，正如我们向他们派遣传教士以传授真正的神学一样，他们也必须向我们派遣那些政治圣贤以传授治国术”。〔36〕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凡主张开明专制主义的思想家，无一不以中国古代政治作为他们理论建构的依据。
魁奈和其他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伦理政治制度的认识、理解和赞扬，实际上是他们要借中国之箭去射欧洲之靶，反对宗教和政治结合的神权政治和贵族世袭的封建专制制度，表达他们开明专制的民主政治理想。
其次，启蒙思想家从中国古代政治的民主性和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中受到了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启迪。中国的伦理政治，在远古时代表现出一种民主的思想，那就是君主的产生不是子袭父位的继承制，而是一种推荐选拔制，即中国历史上的禅让制。禅让制是中国古代国家正在形成的尧、舜、禹时期，国君的产生是由部落首领共同推举继位。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对这种禅让制，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特别赞扬说：“中国有一位天子，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够不上作成伟大君主的资格的时候，他便选出才德兼优的市民为后继者。他说‘我与其使儿子幸福，人民不幸，不如使我的儿子不幸，而一切人民得到幸福’。”〔46〕霍尔巴赫提出欧洲的政府必须学习这种政治制度。中国古代政治的民主性也表现在君民关系上强调“民贵君轻”。战国时期孟子为推行仁政，认为英明的君主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天下，于是提出了“民贵论”，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后来荀子又进一步阐释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意思。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开明的君主大都重视这个思想。这实际上表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民主思想，这一思想对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使他们从中所看到的不是贵族、国王，而是社会的民众。当时的神甫竺赫德在他的《中华帝国全志》中说：“中国哲人的伦理非如希腊罗马哲人们斗智，是要合着民众的要求，便是说大众化的”。而另一位思想家波提埃在他的《东方圣经》中则激呼：“便是最先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更激进。”〔47〕这可以说是“名贵论”对启蒙思想家民主思想的形成产生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民主性还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的“百家争鸣”，自由发展。当时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形成了诸子兴起、学派林立自由发展的文化现象。在宗教方面自汉以后佛教及其他宗教相继传入，在中国形成了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等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中国古代这种学术自由发展和多种宗教共存的文化现象，对启蒙运动思想家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当清代康熙皇帝颁布宽教令使启蒙思想家看到了中国盛行的宗教宽容思想时，启蒙思想家的先驱者培尔在他的《文学界的新闻》中写道：“我不知道基督教徒为什么会很少思考那些异教徒王国中盛行的宽容思想，它们已被我们公开认为是蒙昧和残暴的国度”。 〔48〕培尔认为中国皇帝本是坚信耶稣会士的宗教为伪宗教，与皇帝及臣民宣扬的那种宗教相对立，但他允许传教，不允许折磨传教士，而是非常人道地对待他们。这同欧洲基督教排斥异己，打击迫害异教徒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的宗教宽容是一种信仰自由和多种宗教同时并存的原因。培尔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信仰自由和宗教多元主义等现代思想的先声，这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发展中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18世纪的欧洲虽然经济发展了，新兴资产阶级形成，但思想文化上对基督教的信仰却仍是普遍存在的。基督教文化认为道德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强调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就是要做一个对上帝虔诚的人。一个虔信上帝的人就应该恪守基督的清规戒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观念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为破除这种有神论的道德观念，启蒙思想家还是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他们首先是从耶稣会士的著述和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吸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仁爱思想，来思考他们未来的思想观念。
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来华的耶稣会士为论证儒家思想同督教精神的一致，他们把伦理同宗教联系起来，翻译介绍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和仁爱思想，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在客观上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思想资料。德国思想家赖特淮思在他的《中国与欧洲》一书中说：“那些耶稣会中人，把中国经书翻译出来，劝告读者不但要诵读它，且须将中国思想见诸实行。他们不知道经书中的原理，刚好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教义;尤其重要的，就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且将中国实际的政情亦尽量报告给欧洲的学者，因此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便能逐渐了解，而中国政治也就成为当时动荡的欧洲政局一个理想的模型。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德性的民族了”。〔54〕事实上当时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介绍是不遗余力，极力赞扬。比如宗教家西蒙・博歇（Simon Foucher）的《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伦理书简》认为孔夫子的学说不是一种玄学，“而是一整套产生智慧的准则。有关个人的准则就是伦理，有关众人或君主的准则就是政治。然而这名中国哲学家的重要准则是应为‘完全符合至理’的至善至美地工作。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首先必须使人的灵魂摆脱偏激或成见，为它带来的混乱。合乎情理的伦理就在于尽可能地启发智力”，寻求真理。西蒙・博歇认为这一切就是孔子的全部哲学。〔55〕新教牧师J德・拉・布纳（J・de La Brune）写了一本《孔夫子的论理》赞扬孔子的伦理不是玄学家的伦理，而是追求实际者的伦理，“它不是向人要求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而是要求任何普通人都可了解和由此也可以完成的义务，因而理智是具有普遍性的。大家可以说这位哲学家的伦理是无限高尚的，但它同时又是很纯朴的，显而易见的和取自自然情理那最纯洁源泉中的”。〔56〕他们认为孔子的伦理完全是一种人道的伦理，完全出自理性，适用于一切种姓，一切民族，“是一种人类伦理的准则，具有普遍性，能够在所有人之间建立某联系”。〔57〕
耶稣会士推崇孔子还在于伦理同政治的结合，认为这种伦理同时也是高超的政治。一位来华的医生和旅行家弗朗李瓦・贝尼埃写了一本《孔夫子著作导读》，书中阐述了孔子的伦理思想，其中最吸引他的就是政治伦理，他认为孔子的伦理“不仅是一种个人道德，或指导众人彼此之间关系的社会道德，而是一种真正的政治伦理，是那些希望完成他们的使命和实现他们天职――为民众谋福利的国王们的一门学问”。所以贝尼埃为孔夫子书的译本的标题定为《国王们的学问》，他说：“我从事这项任务主要是由于我发现，再没有任何一种伦理能够更明智、更谨慎和更恭敬地以其义务而教化王子们了”。他认为孔子伦理和政治格言对教育世界上所有的国王都适用。因而他希望孔子伦理应“为法国政治向中国政治借鉴的内容”。〔58〕
这一时期耶稣会士学者们在介绍孔子伦理思想的同时也特别突出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他们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是为‘仁’或‘大慈悲’下定义的（仁爱、爱人）”，认为“它是一种稳定不变的思想状态，符合一个可以放弃他的私人或个人的方便，而普遍爱所有人的情理。由于这些人与他本为一体，因而他也与他们具有同样和共同的感情。……孔夫子以他爱众人的这种方式，征引了某些例证。他不是要避免对别人做我们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所做的那种恶，而更在于他们广施我们希望为自己所行的善行。然而当这种‘仁’一旦扎根于常人的思想中，整个大地上就变得如同是一家人”。〔59〕因为孔子伦理思想中充满这种仁爱的精神，所以法国哲学史思想家维吉尔・毕诺（Virgihe Pinot）得出结论“孔夫子的这种伦理显得特别符合人道精神”。〔60〕由于儒家伦理不是建立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然的人性之中，特别符合启蒙思想家的要求，所以这一时期耶稣会士对儒家伦理道德及仁爱思想的介绍和推崇性的评价，直接影响启蒙思想家，他们从耶稣会士的著述、翻译介绍的儒家伦理道德和仁爱思想中吸取了思想资料和获得了理论的支撑。
〔参考文献〕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24〕〔34〕〔68〕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4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2，232，232.
〔25〕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40.
〔29〕伏尔泰小说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