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奇谈怪成为晚明文人交游雅集的新风尚，王同轨的《耳谈》正是在这种风气大盛的背景下生成。王同轨通过与胡应麟、屠隆、江进之、李维桢、梅鼎祚、丘长孺、李维寅、顾朗哉、孙鹏初、朱汝修等活跃于文坛的文人名士交游雅集，激发了其小说创作的原动力，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各色素材，由此更赋予了小说文学与史学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王同轨 交游 雅集 话奇谈异 小说创作
明中后期，文人们尤喜于交游雅集中谈奇论怪，以此作为新的娱乐风尚，这种风尚刺激了大量文人自觉进行文言志怪小说的创作，王同轨的《耳谈》就是最典型的实例。王同轨在《耳谈自叙》云：“予游蓟门，奉士大夫麈谈，纷此种种，而京师翼翼，人物辐辏，厥事尤夥，因札记之曰《耳谈》。”士大夫们闲暇雅集，诗酒唱和之余，麈谈的要么是异时异地轶闻趣事，要么是搜神玄怪，要么是奇风异俗。所谈之目的，不过是为了调笑戏谑，呈才显能，讽喻时政。在晚明这样一个政治昏聩、思想解放、任情使性的大背景下，王同轨以一种特殊的小说创作模式，于交游宴饮中将文人雅士之谈集录笔端，汇成小说。综观《耳谈》全书，约可窥见隆万之际的整个社会风貌。王氏虽称之为不登其大雅之堂的残丛小语，奇闻琐言，但是却蕴藏着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本文以《耳谈》的创作为例，试从王同轨交游考、交游与小说创作之关系、交游对其小说创作的意义三个方面来探讨王氏小说创作的文学与史学的双重价值。
一、王同轨交游考
隆万之际，文人之问交游结社十分活跃，据何宗美先生的考证来看，大概有170余例，“比较前一时期，湖广地区文人结社的发展最为迅速”。王同轨正身处于结社兴盛的湖广地区（即湖北黄州黄冈），受其影响不足为怪。况且，他自身也游历甚广，曾游学南京太学、江浙、闽粤之地，并居京五年。李维桢在《耳谈序》中云：“吾友王行父，博学鸿词，坎廪一第，而以赀为上林丞。需次都门，久不奏除。四方学士大夫，慕行父名，相过从，缔缟之交者日众。”由此可观之，王同轨在当时已经是声名鹊起，深受文人雅士的青睐。初略考之，这些“学士大夫”可分为三类：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复古派文人，以袁伯修为代表的性灵派文人，以朱汝修、李维寅为代表的山人雅士。
其一，与复古派的交游。王同轨与复古派之结缘主要得益于其叔父王廷陈、王廷瞻。王廷陈，字稚钦，《明史》对其独特的个性有详细的记载，现有《梦泽集》二十三卷存世，与王世贞、吴明卿等名士交好。王廷瞻，字稚表，又与世贞弟王世懋同榜及第。稚钦兄弟与弁州兄弟相交甚厚，两家的世交关系，为王同轨的交游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何况当时世贞主盟文坛，这对王同轨进入名人雅士的交往圈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王江宁同轨条云：“常从吴明卿出游，与王弁州、李云社善。”王同轨还师从吴明卿，见于《弁州四部稿・续稿》：“行父，稚钦先生犹子也，而师事吴明卿为文。”吴明卿即吴国伦，可见王行父（同轨字行父）已经承其先辈遗风，与弁州、明卿互相往来，加之弁州、明卿皆为其前辈，对王行父之提携奖掖自不必说，这对于王行父来说，正为他铺设了一条进入主流文化群的捷径，不论是对王行父日后的交游还是创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行父与弁州、明卿之交游还记载于《弁州四部稿・续稿》卷十一《赠王行父》：“王郎买舟千里来相诣，开卷珠玑光照地。不见竹林狂客阮嗣宗，得见阿咸差足慰。武昌以东建词坛，吴叟首歃汝捧盘，齐安赤壁一时快，郢里白雪千秋寒。三闾沈湘九辨作，古人未解今人乐。病向维摩乞赠言，不二门中无此药。”此事发生在万历十二年，王同轨便随吴明卿买舟东下，亲至太仓拜谒世贞兄弟，诗酒唱和，传为佳话。同时在行父的《耳谈》中《雅谑》一篇也可见出他们往来之勤便，关系之亲密。
王行父与复古派之交游除了王弁州与吴明卿外，还有李维桢、胡应麟、屠隆等等。尤其是王同轨和胡应麟之间可谓是志趣相投，一个进行文言小说创作，一个则进行小说点评。行父的五十四卷本《耳谈类增》就是受胡元瑞小说分类的影响，而将十五卷本《耳谈》重新增补归类而成。他们之间的交游行迹大多见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集》中，如《同王行父李叔操徐象先诸子十日饮作》《同王行父管建初汪公斡谢彦云集区太史馆即景分得盆中紫茄》等诗歌皆是写王行父、胡元瑞、李惟（维）寅、徐象先、汪明生等人雅集酬唱之景象。雅集中的大部分文人亦是为《耳谈》中多篇故事的讲述人。至于与屠隆的交往见于《耳谈》中《陈玄超遇铜帽先人传》《临清妇》，这两则故事皆来源于屠隆的传略。
其二，与公安派的交游。至隆万时期，复古派渐渐衰落，公安派迅速崛起，复古与性灵之间已经失去了明确的界限，像屠隆、汪道昆等虽为复古派羽翼，也纷纷和三袁交游往来，诗酒唱和，其文学思想中也渗透了性灵之思。王行父也如此，并没有明确的派别之分，在与复古派主要成员雅集征歌时，也同样和公安派成员赋诗唱和，在他的文学视界里没有派别之歧，只有交游之趣。与公安派的袁伯修宗道、江盈科、丘长孺等皆有密切的来往酬答。更为有趣的是三袁、进之、丘坦皆热衷于文言小说的创作，袁宏道著有《拙效传》《醉叟传》，袁中道著有《一瓢道人传》，江盈科著有《雪涛阁四小书》《谈言》《雪涛小说》，而丘长孺却为王行父提供了多则故事题材如《猴祟》等多篇。共同的兴趣嗜好是他们交游雅集的基础，如《耳谈》中的《王伯俞给舍》就是行父与宗道雅集时，宗道所述，行父所记。江盈科与王行父之交更为引人瞩目，江盈科还专门撰写了《耳谈引》，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此书的喜爱，对奇闻趣谈的钟情，对行父创作的肯定。
二、交游与小说创作之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隆万之间，士大夫好为高论，故语录、说部往往混漾自恣”。大量文人自觉投身文言小说的创作，恰好交游雅集又为文人们的谈奇尚怪提供了特殊的创作场所和传播场所，王同轨的小说创作亦是来源于此。
第一，交游是小说创作的直接诱因。李维桢在《耳谈序》中云：“四方学士大夫慕行父名，相过从，缔缟之交者日众。上下议论，日闻所未闻，行父手笔其可喜可愕可劝可诫之事，累之若干卷，而名之曰《耳谈》。”显而易见，王氏小说创作的诱因出于学士大夫之间的“上下议论”，因“日闻所未闻”，于是笔记之，交游实际奠定了王氏创作的最初动机。王同轨《耳谈自叙》又云：“予游蓟门，奉士大夫麈谈，纷此种种，而京师翼翼，人物辐辏，厥事尤夥，因札记之曰《耳谈》。”显然，《耳谈》是王同轨参与文人雅集时对“士大夫麈谈”的记叙，而这正是他以“耳谈”为名的原因所在。宴游雅集，本就是文人生活追求与享乐的一特殊的方式，交游集会也为文人雅士的言论创设了自由空间，而麈谈奇闻，既可增添雅集之趣味性，调笑遣性、逸态横生，还可讽刺时政，发一家之见，可谓是一箭双雕。由此，行父《耳谈》创作初衷源于交游雅集之谈，文人所述之口，行父窥其价值详录之，成为王氏一家之言，文学价值不可估量，交游为其小说铺设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第二，交游是小说素材来源的直接途径。王同轨交游广博、雅集繁多，对象涉及文坛领袖如王世贞等，也涉及新的文学思想代表的公安派，还涉及公侯豪族李维寅、孙鹏初等，还交了不知名的士子文人。他们一方面是王同轨交游雅集的对象，一方面构成了王氏《耳谈》创作的文人群。纵观全书，为王同轨提供材料的有袁宗道、丘长孺、胡应麟、屠隆、孙鹏初、李维寅、沈纯甫、汪明生、顾朗哉、易维效等120余人，可以从每条结尾得知，“郎哉谈”、“易惟效谈”、“何仲仁谈”、“李维寅谈”，“予亲家罗左史所亲见”等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四载：“《耳谈》十五卷，明王同轨撰。同轨字行父，黄冈人，由贡生官江宁县知县。其书皆纂集异闻，亦洪迈“夷坚志”之流，每条必详所说之人，以示征信，则用苏鹗“杜阳杂编”之例。前有陶冶序，称其事不必尽核，理不必尽合，文不必尽讳，亦小说家之定评也。”沿用唐苏鹦《杜阳杂编》的体例，每条必详所说之人，以示征信。在达到以示征信的目的同时，也凸显其创作的特殊过程和别具一格的创作模式，即于雅集交游中通过友人之口述，详细听之记之，成其小说。
除此种作者在交友中，由友人谈，自己记的材料来源模式外，还有大量的故事题材是作者参与雅集亲身经历其事而录为小说，如《耳谈》卷二《雅谑》，此则是王行父和吴明卿访弁州，弁州雅集中即兴发挥所讲的滑稽笑话，作者随记之。又如卷四中的《地羊驿》篇，讲的是贵州地羊驿这个地方，多个民族混居，喜用幻术，进行不轨之事，行父同胡应麟等人集于潞河为沈纯甫送行时所讲。王行父边交游边纪闻，在小说的人物群相描写中，包蕴有朝中阁老、公侯将军、忠臣义士、下层官僚、乡绅胥吏，也有小商贩、手工业者、贫民、乞丐、三姑六婆、巫师、僧道等市井俗人，还摹写了荆楚一带以及江浙、齐鲁等地的风土人情及礼尚习俗，展现了多样的民间文化和地域风情。成书虽得益于文人士大夫集会宴友，口谈耳闻，继而积累素材，加以整理，辑录而成，却使《耳谈》呈现出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场景，交游雅集对小说的生成赋予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
三、交游对其小说创作的意义
小说最初便指口耳相传的故事，故班固《汉书・艺文志》谓小说“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只是到了明代，“街谈巷语”转为文人士大夫宴游雅集的谈资，从民间村夫之口流入文人视野，这既表明了小说地位的逐渐提升，也体现了文人雅士审美视界的转向。然而，这种宣之于学士大夫之口、收集于宴饮结社之中的素材，使《耳谈》不同于一般的闭门造车式的小说，更具有娱乐性、纪实性、批判性。
首先，丰富了小说的娱乐性。以说奇话异为主要内容的文人交游雅集本身就带有消遣娱情的目的，《耳谈》的创作正是来源于这样的场合，由此便赋予了《耳谈》鲜明的娱乐性，李维桢在《耳谈叙》中评价道：“猥杂街谈巷语，以资杯酒谐谑之用”。在书中即可发现有大量的席间调笑戏谑之语，如《耳谈》卷二《夏忠靖谑语》《雅谑》、卷四《男子失驴》等约20余则。古代文人雅集时“各说异闻”与“清谈怪语”的风气，都源于其“供谈笑”而“聊以消闲”的内在精神需求，即叶梦得所谓“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钱惟演“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的论调，也昭示着小说的娱乐消费功能，而这正是小说作为文学之一种的审美属性及小说家创作动力所在。
其次，增强了小说的纪实性。这种纪实性一是源于雅集时文人所谈多为有明一朝的真人真事，还有一部分亦源于作者自身在游历过程中亲眼所观所得。阅其全书，有记本朝升迁之制度滑稽及某地中举之名目兴盛，如卷一《本朝异擢》、卷四《吉安科甲》，《本朝异擢》所记为徐兴祖、井泉、杜安道等人因擅一技而被举为朝廷重臣，即擅长厨艺、栉工，通于方术、相术巫术等，以此作为登第与朝堂的门径，不学治国之策而能担治国之重任，可见当时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更是特定时期政治的写照。而《吉安科甲》则记江西吉安府自明代开科取士至嘉靖时期中举的盛况，人才之兴旺，对于江西地域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有记重大政治事件的，如卷二《张学士益》，记“土木之难”，还有如沈石田、李文正、宋登春、罗念庵、袁宗道、梅鼎祚、王世贞等名士的趣闻。作者以实录笔法，将交游中的所闻所见杂糅于小说中，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更起到了补充正史的作用，使小说具有了真实性与虚构性、文学性与历史性的双重价值。
最后，凸显了小说的批判性。在小说中批判官场腐败、官吏倾轧的篇目，如卷二《沈纯甫御史大夫》、卷九《少司寇董公》、卷十三《建宁守赵谦》等，除了对官场政治的讽刺外，很多篇目也涉及到下层民众自私贪婪、势利狭隘等本性，如卷一《武骑尉金三》、卷四《刘尚贤》《余杭崔屠》等篇皆写在利益的诱惑下，对生命的残害，对亲情友情的舍弃，突出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人情伦理的虚假性，在万恶的金钱面前人性的丧失。像昆山舟师对身染疾病的金三之抛弃，当金三病愈发迹后又对之罗拜请罪，又像刘尚贤与张明时二人“比党为友，实以利合。”至终互相残杀，白白断送性命。这些都揭露人性的丑恶。《耳谈》中的这些民问故事犹如一面多棱镜，透射着明代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之，明中后期文人以话奇谈异为主要内容的雅集之风盛行，它既满足了文人雅士崇尚怪诞的心理需求，也促成了像《耳谈》这类文言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兴盛。《耳谈》的文学影响是深远的，这既可以从明清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故事梗概等方面找到它的踪迹，又可以从作家的思想观念、创作目的等方面得到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