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享有不同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他们存在着值得分析的类似的创作主旨或手法: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角度对整体国民性加以揭示，张爱玲以启示的小说观对凡人软弱性加以展示;鲁迅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却冷静地在普通人事里寻找悲哀，张爱玲以苍凉的个人生命体验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鲁迅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张爱玲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先锋结合;鲁迅用一生绝望的抗争影响着每一代人，张爱玲在世俗生活中寻找永恒的意味，影响力有时代特点。
论文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国民劣根性 凡人软弱性 冷静 传统 现代 影响力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我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吸引着研究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上发现这两位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的某些异同之处。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中国整体国民劣根性的暴露。张爱玲:“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的小说观与对软弱的凡人卑微生命与苍凉情感的展示
张定磺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但鲁迅绝不是停留于鉴赏，而是要挖掘他看到的整体中国人、中华民族病态的根源，找到根治的良方。他用那只廉价的“金不换”做工具，成了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他在显微镜下看清血淋淋的病变组织，并将它切除。而张爱玲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她却是站在都市的公寓阳台上，去窥破都市家庭内部挣扎着的女性们的人生。从她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现代女人们生存的艰难与灵魂深处的怅惘、悲凉与无奈。于是她要做女性们的心理医生，用她慈悲却含而不露的方式，坐在屋里面对病人，亲切又冷静的娓娓而谈，揭露她们自身软弱、自甘堕落造成的病态，但又安慰她们活着就必然麻烦，她用启示的办法引导女人们理解、宽容、慈悲，从烦恼中危机中寻求人生永恒的意味。她用这种方式呼唤着、渴望着女性挣脱心灵沉重的负荷，拥有自尊优美的生活。
应该说，他们都是高明的大夫，都有一样的良苦用心，但二人采取了不同的观察角度与治疗方法，挖掘着中国男男女女的病根，他们的相似点何在，取得的效果如何呢?
鲁迅有过痛苦的家庭生活经历，少年时小康家庭没落让他体验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中年时兄弟反目让他体会了亲情带来的残酷打击。这些经历，让他看透了所谓礼仪之国人心的势利与险恶，个体之间灵魂的隔膜与自身内心深处的矛盾困惑，再加上对、对现实、对世界的透彻研究，他决心要用自己所能使用的最有效方式揭示中国人的种种病态，促其自省，从而真正排除瘤疾，使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旧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是鲁迅创作小说的出发点，他强调‘“人”，“国民”，才是社会与国家的主体，要改造社会必须着眼于“人”的改造，要改造“人”必须从精神与个性上“立人”，而改造国民精神，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推文艺，所以他就拿起了文艺这一精神工具去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所以他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纵观鲁迅全部的小说创作，他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题材，而纵笔所至又几乎囊括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最终以他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熟悉的一张张典型的中国面孔与灵魂，如阿Q、闰土、祥林嫂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疾患和由它带来的灾难。
张爱玲也有过不幸的家庭生活，没落的封建家庭，缺少无私的亲情关怀。从成长经历里，她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形，人性的自私、空虚，生存的艰难。她愿以文学作品探询这人生的麻烦，并从中找到“永恒的意味”。她说“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女人是最普遍，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天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作为一个女人，她尤其同情于生活在男性社会里的软弱的女性们。生存本身是艰难的，理想的爱人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是渺茫不可及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表面或和谐或圆满或华丽的背后，是“那种不明不白，狠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苍白、渺小，女人们更是难以摆脱内心的恐怖与荒凉。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女性的未来如何自己掌握?她用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女人做代表，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她深沉的叹息，体会了她深情的渴望，引导我们思考女性如何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栓桔，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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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二人的理想与追求存在博大与狭小的区别。鲁迅将最终的目的定在中华的觉醒与自立上，张爱玲则要给周围普通的中国人一个生活的启示。但是，警醒“睡在铁屋子中的人”也好，怅惘周旋于无爱的家中的女人也好，二人都是伟大的寻求者，都以自己的作品成为中国人不再麻痹的一剂良，提醒着中国的男男女女正视眼前恐怖的生活状态，寻求一条新生之路。
二、鲁迅:表层冷静地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寻找永久的悲哀，深层却对表现对象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张爱玲: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却流露着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受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她又说:“胡琴晰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倾城之恋》她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也理解女性短暂的一生挣脱不了的时代、历史、生理与的种种束缚。她叹息于艰难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协、苍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过那不和谐处，我们依然能领悟着张爱玲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深挚的同情与慈悲，因为那里流露的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那也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报酬的女奴，但是，这可悲可叹的故事，却穿透了历史甚至穿越了今天与明天，照见女性几千年来难以治愈的生命之伤。
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同样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的坚实力度，他们的作品因此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而以它无穷的后劲影响着一代代读者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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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誉迅:继承发展了白.描等古典优良传统，成功运用象征主义等现代创作方法。张爱玲，搜长故事的叙述等传统叙述手法，自如运用精神分析法等现代创作方法
鲁迅的小说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中的白描手法，人物形象与场景描写简炼干脆又韵味十足，这深得中国传统的趣味。《故乡》中闰土的肖像，《祝福》中祥林嫂“间或一轮”的眼神，都很逼真传神。但是，他在分析人物灵魂与揭示病态时，又常常采取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手一法，将表层平静生活，表面背后的恶浊不堪细腻深刻地展示给人们。《狂人日记》《长明灯》《在酒楼上》等是象征主义成功运用的典范，《肥皂》《兄弟》《补天》等可看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被鲁迅合理地接纳和吸收。鲁迅自己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张爱玲的小说读起来总是令我们回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塑造人物上的美。她擅长营造一个个讲故事的，讲述普通男女的感情纠葛，生存的无奈。她也喜欢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红楼梦》的手法描写人。但是，她又可以游刃有余地将现代分析法、手法等融汇进小说创作中，达到了中西古今的完善转化与结合。《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生母早逝，潜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无法转移或升华，因而对曾倾慕生母的老师言子夜产生了病态的爱恋，并对其女儿产生嫉恨进而实行报复。《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作者也不厌其烦地刻画主人公伶振保性本能冲动中“本我”与“自我”的对峙和交战，“超我”对“本我”的防范和压抑，及“本我”对“超我”的反扑和颠覆的全过程。最能代表她运用心理分析学说塑造人物、刻画两性心理所达到的登峰造极程度的还得推《金锁记》，小说对畸形人生和变态人性的表现和批判令人触目惊。
鲁迅的成功，正在于他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起来，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也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而张爱玲也以中西结合、俗与雅并存获得了声誉，影响了之后大批的创作者。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承者，又使自己的作品与世界文学融为一炉，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进步。
四、鲁迅:使命感使他没有仅仅普眼于个人的成功与作品的畅销，而是用尽一生孤独的叛逆、绝望的抗争。张爱玲:急于成功并渴望被世人接受，在世俗生活中寻找踏实与一刹那让人心明眼亮的“永恒的意味”
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区别，于是一个成为经典的伟人作品，一个成为经典的阅读作品。其实经典可以分为很多种。有的是以思想的深刻，气势的宏伟，视野的广博成为评论家交口赞誉的对象，并深刻影响着后人。有的则靠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吸引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张爱玲的作品显然属于后者。也许张爱玲的份量终难与鲁迅相提并论，但不能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优秀的小说家，以不同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价值与其文学的永恒魅力。
如果再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二人还有很多相似的思路与创作体现。例如他们都特别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人物来自生活原型，又采用了不同的生活原型进人小说后的改造法。他们都强调了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题材。鲁迅说过，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势，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张爱玲说“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通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也能够写出滥调来。”再比如写人物，鲁迅特别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人物心理的方法，认为他“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间者”张爱玲的优秀作品都着力于分析人物灵魂深处的挣扎、矛盾、软弱、失落。伶振保、七巧都是典型例子。
鲁迅以自己一生的奋斗与抗争成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他的成就张爱玲是难以企及的。即使在小说创作领域，也不好将二人相提并论。但是，透过以上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小说家某些方面的共识与取得成就的原因，这也许是研究它的价值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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