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率直而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秉承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追求有小资情调的闲适生活，飞机失事不幸结束了他浓情而感伤的短暂生命。与此相对的是，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旗帜，他长期生活在批判和忧思中，对现实和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疾病的侵袭让他过早离开了人间。风格迥异的两人在文坛上的交锋虽然为数不多，却折射出现代文学的复杂现场和人性中固有的矛盾。
初次“交锋”
徐志摩和鲁迅原本难以出现正面交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生活的天地和结识的人群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一本刊物上，由于各自不同的观点，他们终于有了次不愉快的“相逢”。
后来他在介绍济慈的《夜莺歌》时，似乎专在介绍济慈诗作中的音乐性，于是丢弃了原文的形式而只顾引领读者进入充满神秘乐感的世界。徐志摩在《济慈的夜莺歌》一文中说，济慈作品中的音乐具有无穷魔力，人的灵魂会被它的“沉醴浸醉了，四肢软绵绵的，心头痒荠荠的，说不出的一种浓味的馥郁的舒服，眼帘也是懒洋洋的挂不起来，心里满是流膏似的感想，辽远的回忆，甜美的惆怅，闪光的希翼，微笑的情调一齐兜上方寸灵台”。音乐使人充满无限幻想，徐志摩对音乐的欣赏决定了他偏爱音乐性强的诗歌，因此他翻译诗歌时也尽量使译作具备音乐的灵动感，除了少数几首诗歌外，徐志摩的译诗基本上都具有较强的自然音节，并且注意韵脚的使用。这种处理诗歌音乐性的办法在徐志摩的创作中使用得也很普遍，比如《再别康桥》的首尾两节便是采用相似的诗行来造成复沓的音乐效果。
正是对诗歌音乐性的强调，徐志摩在《死尸》译作前言部分表述说翻译会损害原诗的音乐美：“波氏的《死尸》是‘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其音调和色彩像是夕阳余烬中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而惨淡，一般的语言很难再现这种意趣……翻译当然只是糟蹋。”他认为，倘若真要把一首在原语国非常出色的诗歌翻译到异质的文化语境中，即便译作看上去仍然是一首诗的形式，但原诗的神韵却会在语言的转换中几乎消失殆尽。因此徐志摩认为他用现代汉语翻译的《死尸》就是“仿制了一朵恶的花。冒牌：纸做的，破纸做的;布做的，烂布做的。就像个样儿，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他那异样的香与毒。”
远在国外的刘半农，收到周作人从国内寄去的《语丝》杂志，先看到徐志摩的高论，不禁生出几许异议，后又读到鲁迅的文章，写成《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文。刘半农在海外学习音韵，对于文字的音乐性话题比较敏感，他对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不敢苟同。他风趣地说，如果徐志摩高寿后百年归世，“我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
鲁迅难道真的反感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吗？以普通人的处理方式而论，一般不会无故讥笑别人的文章，除非文章的作者干扰了自己的清闲。想当年，徐志摩从英伦回国后，到处投稿，四处交友，崇尚爱情等等，这些行事作风与鲁迅格格不入。因此，恐怕不是徐志摩故意招惹鲁迅，而是鲁迅不喜欢像徐志摩这样的人，又反感徐志摩对于音乐的夸张表达，才会去写文章调侃。
鲁迅后来在《集外集・序言》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鲁迅以一个文坛资深作家的身份，与向《语丝》投稿的年轻作家“开玩笑”，不欲让徐志摩在《语丝》上发文，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真正的原因，恐怕没有人能猜透。
至于徐志摩这个方面，我们从他后来评价鲁迅文章的文字中，也能看出他对鲁迅态度的微妙变化。徐志摩在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文《关于下面一束通讯告读者们》说：“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拜读过很少”意味着徐志摩不认为鲁迅的作品很有阅读的必要;“没有看懂”意味着徐志摩对鲁迅的思想没有共鸣，言外之意，他们不是一路人。
再度结怨
此后，徐志摩接替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又让他与鲁迅发生了不愉快的联系。
为什么徐志摩是陈博生等人考虑的最佳人选？除了私交关系外，恐怕与《晨报副刊》本身的学术立场和审美旨趣有关。说到底，这份副刊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掌控的刊物，他们当然希望由梁启超的学生来编辑。刘勉己删除鲁迅的诗歌，实际上是要减少鲁迅和周作人文章的发表量，用意十分明显，这个阵地不能长期被旁人占据。外加徐志摩已是有名气的作家，有这个能力来承担编辑的工作。于是徐志摩才成为《晨报副刊》争取的对象。
最后是陈博生的话打动了徐志摩。陈说徐志摩本有自己办刊的愿望，但需要投入，需要承担风险。《晨报副刊》是成熟的刊物，不仅不需要徐志摩投入，还要给他报酬，何乐而不为呢？徐志摩招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决定接手《晨报副刊》，每周的期数、每期的容量、文章的内容等都由他自行定夺。
基于孙伏园的离职风波所造成的影响，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必然成为鲁迅等人紧盯的对象，稍有疏忽就会引起争端。徐志摩在改版后第一期发表的凌叔华小说的后面，写了一句话，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叔华女士的”。这句话表述不准确，那幅图是凌叔华临摹别人的作品，并不出自她的创意。10月8日，《京报副刊》刊出署名为“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认为凌叔华“剽窃”了英国人比亚兹莱的作品，并批评刊物用人不当，选图不当等等。
徐志摩为澄清事件，便将事情的经过作了说明，并在10月10日见报，表明是他错误的表述造成了误解，导致凌叔华担了“罪责”。读者明白了凌叔华“剽窃案”的经过后，也不再追究她的过错。此事似乎到此就结束了。
究竟陈西滢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批评与徐志摩所导致的凌叔华“剽窃案”有无联系？或许有，也或许没有。但对读者而言，他们相互纠误却有积极的意义，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真知，使人们明白了很多事情的真相。比如，我们知道了《晨报副刊》的刊头画原来是英国人比亚兹莱的作品，也知道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原来借鉴了日本人的观点等等。
风波至此，徐志摩也只有换掉凌叔华临摹的“挥手女郎图”，换上闻一多画的图案：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站在陡峭的岩石上呐喊，喻指一群孤独的追梦者形象。
两人恩怨的前因后果
徐志摩人前总是风度翩翩，绅士作风，处事不愠不火。对他的这种个性，英国汉学家魏雷曾在文章《我的朋友徐志摩》中说：“徐志摩虽然崇拜拜伦，但为人并没有多少拜伦作风，比如缺少拜伦之愤世嫉俗。”徐志摩在国内文坛从不愿意主动树敌，也甚少做出偏激的行为。
徐志摩率直而热情，敢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追求个人幸福，这是鲁迅性格所缺乏的，也是他的价值观所不能认同的。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鲁迅对徐志摩起初觉得反感，经过孙伏园离职一事之后，更加怀有芥蒂。
徐志摩与鲁迅二人的婚恋观也是世人喜欢比较和讨论的话题。很多人最不能释怀的是徐志摩对待婚姻的态度，离弃结发之妻张幼仪、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念念不忘林徽因等，让人产生朝三暮四之感。徐志摩在英国时受到罗素婚恋观的影响，加上他总是循着感性的方向行事，结果在恋爱和婚姻上，做出了招人非议的感情取舍。鲁迅在婚姻问题上，至少是遵循了传统礼教，但若要论及徐志摩和鲁迅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孰是孰非，却是难以论断的，唯一能断定的就是他们两人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直率地为人为文，虽招致很多责难和争议，但亦常见他用真诚的态度化解各种矛盾。在徐志摩不幸遇难后，他的朋友纷纷撰文怀念他的真诚和热情，就连鲁迅也一改往日的讽刺口吻，并从报上剪下徐志摩罹难的报道，留作纪念。徐志摩与鲁迅的文坛恩怨业已化为缕缕烟云，消弭在时间的浩淼中，成为后来者不断谈起而又颇具雅兴的话题。
??近?x ? ? ? `/ ?/ ?式颁布又实际推行的学校教育制度。它所规定的立学宗旨，一方面强调“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另一方面要求“以西学治其智识，练其艺能”，“中体西用”作为各级各类学堂必须遵循的办学方针。 在此期间，书院大规模地改为学堂，新式教育机构亦开始设立，使各地的近代教育取得很大发展，为民国初年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长于新旧知识冲击的时代，生于传统家庭中的钱穆、冯友兰和陈寅恪这样的少年，通过家庭、私塾教育引发国学兴趣，并打下国学基础。而当孩子们步入中小学课堂时，差不多民国纪元要开始了，又兼而学习新学。
一大批留美的教育学博士、硕士此后陆续归国，并进入中小学领域寻求发展，逐渐成为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引领者。尤其是留美归国的教育学者，更是纷纷直接进入执教者这个群体，面向他们传播教育学专业知识，努力促使中小学教师自主地思考和改善教学内容和方式，真正成为具备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师。
他们的到来开启了一个时代，彼时对学风的塑造、对个性的遵从、对人才使用的不拘一格，惠及许多学子。
新学堂教育方式由此带入家门。孩子们本已拥有深厚国学底子，继而打下西学基础，这对他们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冯友兰、陈寅恪等人的涌现，似乎并不是孤例。
放眼他们的周围，先后产生了一批大师级人物。客观来讲，至少在青少年这段时期的学习，让他们完成了原始国学知识的储备与积累。
钱穆当初在无锡荡口果育学校读小学时，无锡以重视教育享誉全国，与邻近的南通并称为“全国两模范教育县”。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钱伯圭与钱穆同族，是离七房桥村不远的鸿声里人。他有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了鼎鼎有名的科学家，一个是金属物理学家钱临照，一个是工程力学家钱令希。
钱穆后来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同学中就有刘半农;还有一位小他两个年级的师弟瞿秋白;有个老师，竟是文史大家吕思勉。一个不起眼的学校，走出这么多耀眼的人。
在钱穆所在的钱氏家族，还源源不断地走出了更多大家，甚至是殿堂级人物。当年和他同住于无锡鸿声乡七房桥村钱家大宅中的，还有后来的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就作了我的国文老师。”钱伟长描述父辈所给予他的熏陶时这样回忆。他提到的四叔，便是钱穆。
从新式学堂走出来之后，三名少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却又殊途同归，均在各自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
三人都得到了世人的称颂。钱穆被誉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与王国维等人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冯友兰则被誉为“现代新儒家”。在那样的乱世中，却走出了为数不少的大师级人物，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探究的现象。
不可否认的是：幼年时期的家学与私塾教育、整个家族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中小学良师益友的互动熏陶都让身处那个动荡年代的孩子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种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