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与医学之间存在相通性，因此文学艺术家往往将医学治病救人的特性带入文学，以彰显文学艺术在人们思想情感或者世俗时事中的疗救作用。“五四”时期，鲁迅洞悉时事弊病，以独特的疾病书写方式，在小说中揭示并抨击了社会时弊和国民身上的劣根性，以图唤醒“沉睡”于“铁屋子”的国人。
关键词：疾病意识 疾病隐喻
德国著名文论家维拉・波兰特说：“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关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医学与艺术自古便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文学艺术家更是利用这其中的相通性，将医学引入文学艺术创作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鲁迅的小说中，也充斥着各种医学元素，如：狂人所患的“迫害狂”，华小栓所患的痨病，为治病而求得的“人血馒头”。这些医学元素的参与，丰富了小说的意象种类，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一、疾病意识的源起――医生与作家的双重视角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所以日常生活经历便成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情感或生命上的直观体验是人类在生命旅程中总会遇到的事情。疾病所带来的身体疼痛和情感体验都会在人们心底留下较深的痕迹，促使人们以疾病的思维方式思考现实人生，这就是疾病意识。鲁迅小说中的疾病书写，都与鲁迅自身所具有的疾病意识有着莫大的关联。考察鲁迅的人生历程，可以归纳总结出其疾病意识的来源。
1.生理上的疾病体验 鲁迅幼年经历了由“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变故，看惯了“世人的真面目”。家庭的变故和父亲的患病都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为了治愈父亲的病，年少的鲁迅便成日穿梭在“质铺”与“药铺”之间，置办那些有名的医生开出的那些奇特的药引，然而，“父亲也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在接触到西方先进医学之后，鲁迅“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之后他便转学医科，“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虽然鲁迅最终并没有走上行医之路，但是“治病救人”却成为了鲁迅坚守的人生信仰，学医经历也成为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知识储备。例如在小说《狂人日记》中，狂人从混乱的思维到疯癫的言行举止，都与病理学中的“癫狂”状态相符，而在其他涉及痨病的小说中，对病患所患病症的描写也符合病理学上的疾病特征，这些都来源于鲁迅对医学知识的熟悉。
此外，资料显示，鲁迅幼年时期体质孱弱， 已有肺结核的伏根。成年之后又因生活不顺，肺病更是频频发作，最终病势沉重，与世长辞。多年的患病经历，使得鲁迅对疾病有着比普通人更为深刻的认知，身体上的病痛带来了精神上的感伤，虚弱的身体再加上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触动了他本就敏感的文学神经。对病症和病中心情的熟悉，也使得鲁迅在之后的小说创作中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患病经历与想要表达的思想主题联系在一起。
2.社会现实的疾病联想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社会秩序杂乱无章，经济发展停滞，民不聊生：一方面，不期而至的自然灾害频繁侵扰着百姓的生活，破坏了他们赖以为生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民国政府软弱无能，割据各地的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为了抢夺地盘，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熊熊战火，让本就苦难的中国百姓在天灾之外，还得承受着破坏力更大的人祸。此外，经过了辛亥革命，虽然形式上的封建政权已被推翻，但是封建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压抑人性的封建伦理纲常依旧束缚着中国民众，让他们浑浑噩噩地挣扎在生死线上。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如同一个百病缠身的“病人”：无情的天灾和纷杂的战火摧毁了中国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混乱的社会状况就如同皮肤病患者身上腐烂化脓的皮肤一样不堪入目。封建思想在刚刚步入民国的中国民众身上依旧根深蒂固，他们的愚昧、盲目和不觉醒使国家缺少变革的内在动力，在民族精神上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落后”，成为这个国家难以摆脱落后命运的内在因素。鲁迅对疾病有着亲身体验，对于社会现实又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黑暗的“铁屋子”里的“清醒者”，他兼具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视角，以作家的眼光审视社会人生，寻找创作的出发点，在文学作品中揭示社会弊病，唤醒和疗救深陷于黑暗中的国民；又秉承着医者的专业态度，描写小说人物的病症，使文学作品在表现社会人生时更具真实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超越了其生理上的意义内涵，而成为整个中国社会陈旧、贫弱状况的代表，象征着存在于民族精神中的弊病。
二、疾病的隐喻――现实主题的疾病表达
在疾病意识的主导下，鲁迅从自身的经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出发，挑选与要表达的主题最为相似的疾病意象，并赋予这些生理意义上的疾病以深刻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内涵，使小说在疗救国人精神心理方面有着与医学相似的功效。在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疾病意象多次出现，患病者的身份也各有不同：有贫苦的普通市民华小栓，也有通晓新学的知识分子“狂人”，还有来自乡间的朴实农民祥林嫂。鲁迅在小说中为他们设置了不同的病症和疗救方式，通过他们的患病历程展现出不同的社会现实，共同构成了展现“五四”时期社会民生的真实画卷。
1.肺结核――贫弱者的身份认证 在旧中国，人们的居住、饮食条件都较差，抵抗力低下，加之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治愈率低下，导致死亡率较高。肺结核作为一种高发病症，营养不良是其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与生活的贫困有直接关系。所以，一直以来，肺结核都被人们看作是贫弱的象征。在鲁迅的小说中，提到的肺病患者，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穷苦百姓，他们都来自社会的底层。肺结核一方面是困苦的生活状况带给他们身体上的伤痛，另一方面也是低下的等级社会地位在他们心灵上的刺痛。《药》中的华小栓，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声，在疾病的困扰下，他身形瘦弱，“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即使是食用了珍贵如“十世单传的婴儿”般的“人血馒头”，也难逃最后走向死亡的命运。而魏连殳在经历过窘迫的生活之后，也有了“新的失眠和吐血”，患上了无法医治的痨病，终于吐血而亡。可见，肺结核与生活条件的窘迫有很大的联系，疾病本身所具有的生理意义也使小说人物本身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地位。 在小说中，身兼刽子手和医生双重角色的康大叔，为华小栓的痨病开出了“人血馒头”的药方，而这被华家人珍视如“十世单传的婴儿”般的宝贵药材却来自于被砍头的夏瑜。夏瑜宣扬革命主张，却被自家三叔出卖。随之而来的牢狱之灾并没有浇灭夏瑜的革命信念，在狱中饱受摧残的他仍然坚守自己的革命信仰，在生命逝去的前夕仍然努力向外播撒着革命的火种。而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鲜血却被当作是万能的“偏方”，用来治疗华小栓的痨病。夏瑜推崇革命，为的是开启民智、割除专制愚昧，而他的流血牺牲却成为愚弱的国民治病的“偏方”。鲁迅在此处设置的这种特殊的“病”与“药”的搭配，将国民精神的愚昧状态和革命需求的迫切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医者的视角，讽刺了“偏方治病”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秉持文学家“疗救人生”的态度揭示社会弊病，唤醒愚弱国民。
2.疯病――先觉者的身份认定 在鲁迅的小说中，还存在着另一类疾病意象，这类人包括《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狂人研究中国历史，发现几千年来封建伦理道德的本质不过就是“吃人”二字，在看清礼教本性之后，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他大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愿望。《长明灯》中的疯子，心心念念之事就是熄灭吉光屯那盏据说由梁武帝点燃的存在有几千年历史的长明灯，从而摧毁那几千年来笼罩在正常人性之上的封建阴云。狂人和疯子都看到了社会衰败的最深层原因，是最先醒悟过来又想要有所行动的人，他们撕开封建卫道士们所极力维护的“安定社会”的伪装，试图将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展现给盲目无知的世人。
作为先觉者，在探求新生的路上注定是孤独的，独自坚守革新的信念，挑战旧秩序的权威，因此总会受到旧秩序维护者的打压。“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狂人大哥的这一句怒喝，彻底给他冠上了“疯子”的名号。“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狂人的这一句心理独白揭示了卫道士们的应对手法，即给先觉者冠上“疯子”的名目，剥夺狂人的话语权利，然后再以残忍的手段剥夺他的生命权利。丧失话语权的“狂人”和“疯子”被众人定位为异类，周围的人都认定他们是现有“安定”生活的破坏者，为了保护现有的利益不被破坏，周围的人们会合谋对“狂人”和“疯子”进行“围剿”：狂人在家受到了家人的看管，疯子则被一大群所谓的卫道士关到了社庙中。在卫道士们联合绞杀下，狂人终得“病愈”，欣然“赴某地候补矣”，而“疯子”则被众人关在社庙中，熄灭长明灯的愿望也消散在儿童的歌谣中。在这种“病症”与“健康”，“正常”与“疯癫”的对比下，国民的劣根性便跃然纸上。
“五四”时期，鲁迅将“疾病”带入小说中，并赋予了“疾病”生理意义之外的社会意义，创造出许多形象深刻的文学意象，揭示了当时国家民众的生活情状和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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