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变迁
鲁迅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初入选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初中国文选读》以来，就—直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重头戏。回首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变迁，从唤醒国民精神、维护新中国政权、巩固“文革”统治真理性，到解放思想，直到促进社会的多元化。选文变脸背后折射出的是教育思想及价值观的几番浮沉。
民国：推广白话文的先锋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充分认识到要真正实现人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就必须将民主与科学精神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而鲁迅的文章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他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攻讦的同时，也指出了“僵死的语言”是 封建统治者宣传“朽腐的名教”的载体，因而其作品从一诞生起就注定拥有不可磨灭的经典性。
这一时期鲁迅的选文对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文艺的外衣力图唤醒愚昧的国民。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第一次找到了中华民族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一条必经的狭窄孔道”，将鲁迅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真正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植入了语文教学，打破了上千年来孔家店的垄断地位，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历史过渡。
建国初：民族新文化的风向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语文课本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套中学语文课本《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就说过：“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学科更显得重要。”
尤其是毛泽东对鲁迅予以了高度评价，封鲁迅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导致鲁迅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了负载新的意识形态的工具。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亲苏政策，《鸭的喜剧》和《我们不再受骗》被解读成中苏友好的见证。《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被阐释成为新中国建立献身的革命烈士。《社戏》是农民孩子的优良品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则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歌颂。《孔乙己》本是如鲁迅自己所说的“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有着悲悯情怀之作，却被抽象成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故乡》中的闰土，也被认为蕴藏着的愤恨和反抗的火焰，终会爆发。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鲁迅作品更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此时期课本随政治形势频繁增删，对传统保留篇目也有意曲解，无视鲁迅作品的文本内涵。这一时期，鲁迅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被入选到教材中去。正如王富仁所说：“在这一时期，鲁迅杂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手中，实现了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结合，逐渐蜕化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对鲁迅杂文的阐释上，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得格外的强烈和突出，其影响至今犹存。”
“文革”：被神圣化的政治工具
“文革”期间，语文课变成了“政文课”，从事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集体下放，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各地自编语文课本陷入一片混乱局面。这一时期，鲁迅极大程度地被神化，他们抽象继承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掏空了其所诛伐的对象，于是鲁迅被改装为造反派的守护神。殊不知，鲁迅生前是最反对被树为偶像的，并一语成谶：“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1972年之后，鲁迅“左”神形象更得以强化，其他作家作品大量被禁，但鲁迅作品均不在被禁范围之内。鲁迅选文成为中学课本中仅存的文学作品。此时“左倾”思想登峰造极，各地自编课本均以阶级斗争为纲，语文课本的选录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还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着重强调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基本上是对鲁迅作品进行单一的政治性解读，鲁迅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实捍卫者和最有力的实践者，成为了“横眉冷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杀人利器。“批孔”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被选人教材；评《水浒》批宋江时，《流氓的变迁》被选人教材；《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用来证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三月的租界》用来批判知识分子要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要向工农学习；《孔乙己》是说明“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活教材”；《风波》是“反复辟、反倒退”；《故乡》和《祝福》因揭露旧中国的
黑暗而证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友邦惊诧”论》是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檄文。
神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妖魔化。鲁迅选文被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自然联系被割裂，被篡改，被过度阐释，对鲁迅任意曲解与夸张利用，将其高悬于神坛之上。鲁迅教学更是上纲上线，鲁迅被狭隘地刻意拔高，鲁迅作品中的个别细节更是被无限生发，成为被神化的政治教育工具荼毒生灵。可谓是明修历史栈道，暗度现实陈仓。
改革开放：“人间鲁迅”形象的还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不断获得解放，文学研究界“拨乱反正”，重新评价定位有价值的作家作品，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钱理群等专家，突破几十年以来的鲁迅“功利律”，著书立说正本清源，在还原鲁迅原真性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从他律向自律的、从程式框框向艺术的回归。
这一时期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的收录主要是对“文革”和建国初大部分选文的调整，即“课文要选取文质兼美的文章，必须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
但中学语文教育界与学术研究界仍存在相当大的隔膜，远滞后于鲁迅研究界新成果。历史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因而，这一阶段中学鲁迅作品思想主题的解读显得陈旧而无新意，当时的中学鲁迅教学不是一种促进，而是一种延续，从这里仍明显能看出“左”的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期，与政治时事联系紧密的杂文相对减少，中学语文教学在缓慢恢复，一些更温和的作品被选人中学课本。《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五篇文质兼美的文章更是第一次被选人。教材编者吸取了鲁迅研究的新成果，力图恢复“人间鲁迅”形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灾难岁月“厌恶和尚，恨及袈裟”的逆反心理，使大批文人在对鲁迅进行松绑的同时开始对鲁迅进行彻底清算，但这一切都无损鲁迅民族魂的地位。
新世纪：多元化语境的回归
“鲁迅大撤退”是近年的热点话题。尤其是2010年，多地中学语文教材内容出现较大调整，其中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删减了鲁迅先生《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
实际上自2001年高中实施新课改，打破了人教版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人教、苏教、鲁人、粤教、北师、语文六足鼎力。从整体上来看，鲁迅作品在必修课本中的分量相对减少，对此人教版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温儒敏教授发表文章称：“总课量少了，课文总篇数也相应要减少。就是说，鲁迅篇目在必修课中的减少，是由于课程结构变化与整个课时减少决定的。”但在选读本中鲁迅作品骤增，甚至包括《鲁迅警世名言》《<野草>题词》《俄译本<阿Q正传>序》等不常见篇目。
另外，梁实秋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首次走进入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体现出课本选编多元化的倾向。长期以来我们对非左翼文化名人研究很不充分，且由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带来的局限，有简单化倾向，海峡两岸学者对他们的评价见仁见智，这种争议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梁实秋作品入选中学课本，体现了主流社会对其文学成就的认可。文学与政治固不可分离，但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属品，文学与政治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能因文废人，也不能因人废文，兼容并蓄则更能体现出价值的多元和社会的包容。
从以上各时期鲁迅作品在语文课本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众多作品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被不同时期的教科书编者所认可接纳，在各个时期都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他笔下的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等人物形象，他对中国人生存困境的切实描述，他对假恶丑社会绝不调和的战斗精神，已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国人心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20世纪初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对鲁迅作品也应作如是观。失去了当下的语境，所谓的经典可能真的一无所用，甚至可能无法存在下去。但问题的关键是，正如我们这个时代不可以让马克思走开，因为他论著中涉及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样，鲁迅所思考过、焦虑过的问题，也正如一个个幽灵，依然徘徊在新世纪的天空。虽然“匡正时弊，重铸民魂”的传统不同程度被一些人漠视淡忘，但鲁迅精神不会过时也不会撤退，它早已融进了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血脉，它所具有的意义生长点，使其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真正成为中国人的脊梁。
同时，相较于“撤还是没撤”“撤了多少”这些争论，我们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乃至文学作品的教学方式。即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模式去走近大师，感受经典。钱理群教授编辑的《中学生鲁迅读本》给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读本将鲁迅的作品分为“感受鲁迅”“阅读鲁迅”“研究鲁迅”“言说鲁迅”四个部分，可以让青少年递进式了解鲁迅、认识鲁迅、走近鲁迅。让青少年了解真实的鲁迅世界，分析鲁迅精神对当今社会的意义与效用应是当务之急。以专题形式让鲁迅作品成为学生丰富的生命教育材料，未尝不是一种让青少年接受鲁迅的恰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