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1】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情感基调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鲁迅的童年既是他的生命的起始，又是他创作的源泉。家庭环境、地理环境、文化风俗作为鲁迅童年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以符号的形式内化为潜意识，对鲁迅创作在题材选择、人物形象塑造、审美情感等多方面产生影响。
一、稚气（家庭）
家庭环境是鲁迅童年生活的主要场域。鲁迅童年体验以家庭变故为分水岭，早年的丰富性体验和变故后的缺失性体验形成巨大反差，对鲁迅的心灵产生持续震颤。
祖父周介孚允许鲁迅自由读书，因此鲁迅从小便广泛涉猎民间知识。《山海经》给鲁迅勾勒出奇幻多彩的艺术世界，《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拓宽了鲁迅的视野。“对于他后来思想的发展颇有影响，似乎铺平了他以后长期对于杂学以及爱好并提升小传统通俗潮流的兴趣”【2】。百草园更是鲁迅童年欢乐之地，在百草园里，鲁迅发现了自然的优美崇高，建立起独特的审美体验，收获无限的自由与欢乐。在安桥头外婆家和皇甫庄大舅父家美好的乡村生活体验，鲁迅投射在《故乡》、《社戏》等作品里，呈现出人性的质朴善良。这些童年的欢乐是日后鲁迅抵抗黑暗侵袭的力量，给他心灵以慰藉，灵魂以皈依。
祖父入狱父亲患上重病，致使家道中落，鲁迅身为周家的长子长孙，因此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而亲戚间的人情冷暖也就显示出来。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则不免受些刺激，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3】鲁迅自己也喟叹道：“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衍太太的流言、父亲的重病、中医的骗术、亲戚的冷眼，让鲁迅留下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对人性恶也有较早的体认，致使鲁迅以冷峻犀利的眼光洞察世界，奠定了其文学创作的情感基调。可见，这些被遗忘的童年期心理活动并不轻易消逝，必将烙痕于个人的发展史上，永远影响着他的未来。
二、山岳气（浙东文化）
浙东文化因子对鲁迅个性风格和创作风貌的形成发展具有导向性，并且，还赋予了鲁迅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浙东多山，故刚劲而临于尤。浙东人民多山岳气，表现出疾恶如仇、好勇善斗的特点，鲁迅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无形而深刻的影响，他冷峻的风格和师爷笔法都与此相关。大山般厚重的浙东性还表现在一种朴实的民风，增田涉曾说鲁迅天真坦率、胸无城府，鲁迅也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
千百年来，大禹治水的力行精神、越王勾践的抗争精神在长期的自然和社会演化中逐渐积累并作为文化谱系内化到越人的血液中，鲁迅也不例外。他曾以“海越精液，善生俊异”、“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对故乡做出评价。他坚韧刚毅的性格就是对大禹精神的传承。他认为自己脱不出环境的影响，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他还以伍子胥自况，说自己是伍子胥的转世。《野草》中虽然知道春后又是秋，但仍然默默的铁似的直刺天空的枣树；不知道路在何方，仍然义无反顾的向前走的过客；面对无物之阵仍举起投枪的战士，可见鲁迅反抗绝望的抗争精神。
因此，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对鲁迅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产生心理效应，激起置身其中的小鲁迅自觉的历史意识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加深了其创作的文化印记。
三、土气（民俗）
鲁迅生命初期就受民俗文化濡染，从命名可见一斑。作为家族的长孙长子，“樟寿”命名过程的复杂曲折反映出祖父对他的期望；为了避鬼，鲁迅出生后就拜和尚为师讨法名“长庚”，足见家里对他的重视。这种童年经验，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信息和文化信息，成为日后鲁迅的写作素材。《故乡》中闰土名字的由来就反应出父亲对他的希冀。相反乡下孩子取名就极富轻贱性，《风波》中小孩子以斤数命名就是浙东农村取小名的方式。鲁迅在写作中熟练地运用取名之法，从“阿Q”这一看似随意却含义深刻的命名就可以瞥见。
成长时期，祖母讲的猫和虎、水漫金山的民间故事，长妈妈讲的长毛的故事，民间流传的大头天话、老虎外婆等传说，启蒙了鲁迅的审美接受与艺术想象，在《故事新编》里呈现出奇幻的想象、人物形象的夸张、戏谑揶揄的笔调，显示出鲁迅未泯的童心。年画也是鲁迅所喜欢的，《八戒招亲》《老鼠成亲》的年画就贴在幼年鲁迅的床头，鲁迅小时候爱看花书，也爱画几笔，这直接影响到鲁迅艺术表现力和想象力，小说运用的抽象、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与童年民间艺术地熏陶影响密切，如鲁迅写作白描手法的运用，他直言是因为看到中国旧戏上、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没有背景，所以他深信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他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不说一大篇。民俗文化对于鲁迅写作的启示可见一斑。
“他乡土小说中的茶馆酒店的场景、祝福祭祀的礼仪、赛神社戏的民俗、出殡祭坟的风习等的描绘，都使鲁迅的乡土小说洋溢着扑鼻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方色彩。”【4】这些童年所见所闻的民俗逐渐渗透进鲁迅的精神世界，转化为一种深层次的生命体验丰盈着鲁迅的创作，体现出浓郁而独特的文化意味。
四、鬼气 由于越地具有浓厚的鬼神信仰，因此盛行社戏、目连戏、迎神赛会等民俗活动。鲁迅从小就接触地方戏，10余岁的时还在目连戏中扮演义勇鬼参与祭祀活动。于是便自觉不自觉的受这些影响，脑子里便积存了许多鬼的形象和知识，在其后的创作中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
《目连戏》的《成服施事食》一场里，冥府的各种鬼纷纷登场，即饿杀鬼、孤老鬼、鸦片鬼、科场鬼等。夏济安指出孔乙己形象同目连戏科场鬼很相似。丸尾常喜也曾指出：“《药》的清明节场面和目连戏《曹氏清明》场面的类似，显示了前者借用后者的框架进行脱胎换骨的化用的可能性。”【5】他还指出阿Q是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的结合，阿Q之Q 的拼写“quei”，意味着阿Q可当作阿“鬼”，阿Q作短工舂米求食、寄住土地庙、断子绝孙的不安等都不同层面揭示了阿Q作为“饿鬼”“野鬼”“冤鬼”的鬼形象。鬼本是民间对于人亡故之后的灵魂的通称，鲁迅通过鬼这一来自民俗精神想象，承载了诸多复杂而又多样的主题意蕴，贯穿在创作中。《故事新编》中《起死》篇，无名的汉子死而复生，与活人庄周纠缠不休；《祝福》中祥林嫂对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疑问；《药》中母亲对儿子冤魂显灵的期待，从不同方面反映出民间对于鬼文化的不同期待。也可以看出鲁迅在童年生活中独特的观察感受，是根植于悠久民俗文化的原型意象的激活。目连戏里有审判恶的无常和对恶复仇的女吊。“这些鬼魂不仅使鲁迅表现了他的艺术的好奇，超群的才智以及怀乡之情，而且它们还表现了更深一层的含义：死的美和恐怖，透过浓厚的白粉和胭脂的假面窥探着生命的奥秘。”【6】甚至1936年，鲁迅在生命垂危之际，仍不忘故乡带复仇性的女吊，足见社戏、目连戏民间文化对鲁迅的影响。
综上所述，鲁迅童年经验形成了他最初却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持续深厚的影响。从鲁迅的童年经验中的“稚气”“山岳气”“土气”“鬼气”，不仅可以发现其创作的内在心理动因，而且发现其创作的文化内涵。
注释：
[2][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4]杨剑龙：《论鲁迅乡土小说的民俗色彩》，《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5][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6][美]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