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说过：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相信而又一知半解的话。”[1]88其实，有多少种青春的存在姿态，就有多少种青春书写。而在笔者以往的阅读经验中，以成长为主题的青春叙事，其叙写内容总免不了孤独、忧伤、灾难、痛苦、畸情，甚至暴力与血腥，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变态青春，在其中我们到的是非常态的生活，几乎看不到平凡的日常生活。“80后”作家自不必说，即使出生于60年代的先锋作家、新生代作家（如苏童、余华、东西、鬼子等）的青春叙事也是如此。这或许与中国文学的传统与审美情趣有关，中国小说原就是“志怪”、“传奇”，且有“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之说。而顾坚的“青春三部曲”（ 包括《元红》、《青果》、《情窦开》三部长篇小说）则与一般的青春题材小说不同，不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不写畸形的人物与情感、灾难、非常态；而是非常朴素本色，写情不滥情，写性不猎奇，充满青春气息与泥土芬芳，是一种常态的青春书写。他写了青春少年的纯美恋情，写了热血青年的奋斗激情，写了成功男人的美满婚姻，洋溢着昂扬、优美、乐观的情调；而孕育这一切的则是淳朴温润的乡风民情。当然，在青春的蜕变、成长中免不了缺憾与伤痛，但这决不是小说的主要情节，也不是整部作品的情感基调。
一、 青春少年的纯美恋情
顾坚的“青春三部曲”的主人公都是男性，尽管姓名不同，但经历、性格相似，因此也可以看作一个人；而按照人的成长阶段看，三部小说应倒过来，《情窦开》（主人公朱天宠）从童年写到上大学，《青果》（主人公赵金龙）写高考落榜后做生意，《元红》（主人公丁存扣）的内容则囊括了前两篇，从九岁写到三十五岁，既写了青梅竹马的恋情，也写了考大学上大学，还写到了后来的弃教从商。
童年的丁存扣和朱天宠都是长得俊、学习好的乖孩子，因此成为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丁存扣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长相英俊，聪明勤奋，又感性多情，重情重义，在同学眼中具有“明星风采、领袖风度”。他对女性有一种天生的爱恋，“女性对于存扣犹如阳光雨露，她们的光焰掩盖了无数的星辰。”女性在他心中就像阳光，“阳光撒开万道光芒，烂漫如女孩子的笑脸，暖洋洋如母亲温柔的目光，如姐姐抚摸你脸蛋时，那只软绵的手掌。”因此他像贾宝玉一样为女孩子们围绕着，先后有庆芸、秀平、阿香、爱香、春妮等美丽善良的女孩与他相恋，庆芸让存扣有了对女孩子美好想像，秀平让他真正体味了女人的美，而阿香又让他有一种作为男人的强大，春妮则是她们所有的人的结合。而他与秀平的爱更是写得回肠荡气、催人泪下。存扣与秀平从小就是班级上的一对“金童玉女”，成绩名列前茅，长相英俊秀美，他们的恋情人见人羡。但突如其来的白血病使秀平的如花人生过早的凋谢了，这让存扣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以至于第一次高考失利。《青果》中的高考落榜青年赵金龙与青梅竹马的女孩徐银凤他乡偶遇，相同的打工生涯使他们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并很快同居；赵金龙不顾父母反对坚守爱情，放弃再度复读的机会，最终两人成就美满婚姻。《情窦开》中的朱天宠与黄明娟可说是存扣与秀平故事的继续，幸运的是，他们双双考上大学，终于圆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梦。
二、热血青年的奋斗激情
激情、奋斗是青春概念中的应有之义，顾坚的“青春三部曲”叙写了三个由乡村男孩成长为城市男人的青春蜕变叙事，蜕变当然有痛苦，但更是励志，是激动人心的奋斗过程，是青春的生命活力与阳刚激情的生动展示！
除《青果》从主人公的青年时代写起外，《元红》与《情窦开》都从童年或少年时代写起。存扣从九岁孩童成长为三十五岁的男人，经历了无数的“失去”。五岁丧父，母亲为养家常年漂泊在外，存扣和哥哥存根相依为命。但他与小伙伴相处融洽，依然从童年中享受着快乐，坚韧地成长。初中时遇到他最美的初恋秀平，两人爱得刻骨铭心。可老天无眼，秀平18岁时就患白血病而去世。后来痴恋他的阿香遭强奸，童年的“情人”爱香又嫁作他人妇。情感的失去使他第一次高考失利，但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复读。终于圆梦大学，并遇到了集众人之长于一身的春妮。为了坚守与春妮的爱情，毅然决然放弃公家人（教师）身份，到盐城经商，并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情窦开》中的朱天宠则有一个温暖、富足的家，但他并不恃宠而骄；虽目睹玩伴的家庭变故，单纯的心灵蒙上阴影，仍然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与恋人黄明娟双双考取大学，谱写了一曲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欢歌。《青果》写的是高考落榜农村青年的进城打拼，但它绝无一般打工文学中习见的贫困、屈辱、沉重、悲苦（宝根的死只是一次意外，并不影响整篇作品的基调），而是充满了昂扬、进取、乐观、欢快的情调。赵金龙考大学两次失利，毅然放弃“唯有读书高”的陈腐思想，勇闯商海。他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生意。他先是在一家工厂上班（临时工），同时做一份家教，最后自己做生意，从摆地摊到拥有自己的门店。他在给父母的家信中说：“我不可能一辈子上班（哪怕能转为正式工），但我要在这里积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笔资金，并在这儿开始体验和熟悉最真切的社会。”面对城里人的不屑眼光，他信心百倍，豪情万丈：“我们满面风尘，穿梭和劳作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街巷和乡镇市井。我们义无反顾，不屈不挠地赚着每一块铜板，让口袋和心灵一天天充实，并充满着向上的热望。英雄不问出处，纵观古今中外无数富豪、名人，都是从苦处熬出来的，从一穷二白奋斗出来的。靠辛勤劳动，做正当生意，是光荣的，必将走向富裕和成功。”这也是作者对打工者人生的充分肯定和激情礼赞！ 三、淳朴温润的乡风民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存扣们来说，交织的里下河故乡正是物质与精神永恒的乐园。这里虽地处苏北，不如江南富丽秀美，但因河汊纵横，土地肥沃，因此物产丰饶，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远不像北方农村的贫瘠。且因河湖众多，交通不便，从而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稳定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态环境。因此存扣们的童年过得富足而又安逸。三个人都有一个温暖、富足的家，有关爱他们的父母或哥嫂。存扣虽然五岁死了父亲，但母亲会做“关亡”生意，哥嫂关爱他，他的童年并不贫苦、孤独，经济上甚至比一般乡邻好些。赵金龙的父亲是公办教师，朱天宠的父亲是村卫生所所长，这在农村都算是吃公家饭的体面人，比起一般的农民强多了。因此，三位主人公虽然成长于动荡的“文革”中，却从未经受挨饿受冻的折磨。他们享受着家庭的关爱、温暖，无忧无虑地成长着。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民风淳朴，充满着理想的人性美，当然不乏丑陋与罪恶，但与毕飞宇、庞余亮的侧重批判与反思不同，顾坚对故乡更多的是喜爱与赞扬。在他的笔下，无论六七十年代急风暴雨般的“文革”政治风暴， 还是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 都不曾从根本上荡涤水乡传统的生活习俗和生存观念， 因而保留了世代沿袭的淳朴民风民情。《元红》写“文革”中存扣妈做“关亡”生意，本是不允许的，但“水乡人终究是淳朴的，做干部的能睁只眼闭只眼的就睁只眼闭只眼，能马虎推卸的就马虎推卸。”保连犯了流氓罪，派出所所长与校长也被他父亲进仁的下跪感动，没有追究，并为保连补签了转学证。《情窦开》中的村支书刘步云，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强占他人妻女。东窗事发以后，乡民们并没有疯狂地报复，而是宽容同情，甚至继续接纳他为村支书。人性的善良最终用化解了刘步云的灭顶之灾，他的儿子依然能够上大学并娶到原本对他不屑一顾的美丽善良的女大学生。这里，“父债子还”的冤冤相报思想最终被纯朴的人性、人情消融得无影无踪。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说：“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2]94当代也有学者认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是个体通向社会外界的通道， 个体的命运常常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 因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接近常态的人生， 更能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因而更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因此，日常生活叙事“不应再从日常生活之外寻找浪漫高蹈的‘意义和价值’，不应再用脱离日常生活的‘宏大’目标去控制日常生活，而应用它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去评判一切，因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是人对自身的自信，对自身的重视，是灵与肉的双重解放，符合现代人性发展的内容和方向。”[3]窃以为，顾坚的青春叙事理念正与上述两种观念相契合，只是还多了一层感恩与自恋的情结。他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 “写小说……是对自己故乡的一种另类感恩，和本人业已逝去的岁月的浪漫祭奠。”[4]他写了一群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革”对乡村少年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中成长的正常的人，有着正常的情感与困惑，有伤痛与不幸，但并未走向失常。他们有“人生飞扬的一面”（热烈的爱恋，激情的奋斗创业），但更多的是“人生安稳的一面”（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以平常之心写常态青春，写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这正是顾坚写作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玩笑[M].景凯旋，译.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0.
[2]张爱玲.张爱玲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3]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J].江汉论坛，2007（11）：135-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