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屋顶上大喇叭的调门低沉了许多，从里面漾出来的革命歌曲，不再那么刺耳了。
学校早就变成了生产队，“学工学农学解放军”。大约是从四年级起，我们便放下书本，扛起锄头铁锨，排队唱歌走向田头。拾麦子，摘棉花，掰玉米棒，日子过得快活，几乎什么也没学到手。写黑板报，说三句半，都是抄报纸上的玩意儿。因为一个名叫黄帅的北京女孩闹革命，老师不敢教课了，我们则名正言顺地放弃了学习。初中第一学期，数学教师教我们一元一次方程，几个顽劣生阴阳怪气地敲桌子叫道：X！X！――X是啥？――X他就是老黄牛――我们都是X。教师涨红了脸，课程无法进行下去。
第二年，恢复考试制度，不再讲阶级出身。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把手伸向命运的怀抱。
父母看我的眼光里也多了一丝柔光，身为长子的我隐约感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寄托着这个家庭全部期望的树。
造句，背成语，写作文，语文不难。所谓写作文，就是把老师刻印的范文背了又背。代数，几何，也好理解。物理和化学，才是真正的拦路虎。荒废多年的大脑，很难理解电磁定理和化学反应方程式。
课程排满了，语文老师刚走，数学老师便进了门，他们都想把自己知道的货色一股脑塞进我们的脑袋。念啊写啊，不知道有何意义。我们盼着太阳落山，当红皮球滚下山，光亮骤然消失之时，大家心里一阵轻松：终于能回家吃饭了。
家里在13岁那年为我订了亲。那是夏天的中午，刚进院子，母亲就使眼色，把我叫到厨房，大姨小姨笑嘻嘻瞅我：你媳妇来了。母亲让我端饭进去瞅一眼――“好好看，你得跟她过一辈子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迈进上房的，低头飞快扫了一眼，便像被马蜂蜇了一般逃出来。订亲本是让我安心的。但当我从班主任曹积良老师那儿看到一本书之后，突然有了梦想。那本粗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讲的是追求进步，为正义事业献身，我感兴趣的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北平，表白，北戴河，大海，卢嘉川，林道静，我要做不死的卢嘉川，好与我的“林道静”共度一生。革命与爱情融为一体，它的召唤无与伦比。
林道静那样的女学生，在秦岭之外。我同龄的媳妇，矮矮，黑黑，温顺地长在七八里外的农家院子。她小学毕业就回家干活。
这样的动力促使我卖命读书做题，很快成为老师喜欢的好学生。1978年秋季，我进入塬下的绛帐高中理科一班，被作为尖子生重点培养。但我的心在天空漫游。
校园是一个考试集中营，气氛凝重，每一个进来的学生，都在瞬间被催熟了。
饭食粗劣，住宿简陋。早饭买碗玉米[查][米]子，掰开背来的锅盔，就着豆瓣辣子，几口下去了事。午饭，一毛钱买一碗分量少得可怜的面条，经常会发现溺毙的苍蝇。下晚自习，已是月明星稀，一间大屋子，上下两层通铺，虱子乱爬，呼噜作响。在别人的梦话里沉入梦乡。夜半醒来，风吹来一阵阵浓烈的尿臊味，图方便的人就在宿舍墙外小解。一个个躁动的少年，把自己裹紧，生怕泄露了生命的秘密。偶尔，你会瞥一眼同班男生油光铮亮的头，会假装无意间撞见了某个俏丽的女生。
阅读和遐思支撑着贫瘠少年捱过这乏味、呆板的日子。
图书馆能借的书就那么几本，无非是几本皱巴巴的鲁郭巴老，鲁迅艰涩难解，郭沫若轻狂飞扬，巴金幼稚煽情，老舍油滑冗长，很难读出美感来。激活我的是阅报栏里的几张报纸，《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他们每天把中国的气息带给我，让我的目光越过关中平原，眺望远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一个个地名打开想象之门。《中国青年》杂志的人生观谈论，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心湖。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诘问：人生是什么？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我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我得过有意义的人生。
同学大都在埋头做题目，他们在追赶那个叫成功的东西，他们要抓住命运的胳膊，从黄土地跳出去。
话语只能在内心悄悄发酵，但他们迟早会生出翅膀，飞到高处去。晚饭后，独自一人散步在高干渠坡岸边，倦鸟回巢，炊烟四起，从村子里传来唤人吃饭的声音，心里便沸腾起来，眼前浮现几里外的家的图景，那里有母亲，父亲，妹妹弟弟们。他们围坐在院子中央，热腾腾的蒸馍，稠乎乎的稀饭，脆生生的凉拌菜，猪欢鸡叫。那里有让一个人安宁的全部东西。
但我对自己说，你得飞，只有飞出去，这儿的一切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