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些珍贵的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但它却像造就它的美丽青春一样永远鲜活……
那是遥远的1958年，是共和国的青春岁月，也是我们这些军队卫生工作者的青春岁月。
青春无畏。才30多岁的朱宝玉就具有这种无畏的品质。他是一个放牛娃出身的有水平的野战外科专家。文化很低的他，从穿上八路军军装在战火征程中完成救死扶伤任务的第一天开始，便不怕牺牲地在枪林弹雨中出色地救伤员治病员，从裹伤打针开始，在学习与锻炼中，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无数次在战火中为战友成功地开胸剖腹的专家。他为创建共和国建立的功勋，使他得到殊荣：他是很少几个卫生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军英雄模范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慰勉和嘉奖。这是1950年的事，那时我刚刚跨入军营，接受军事医学的训练。
全大队的封闭训练是从一个夜晚开始的。这时，我才真正开始接受血吸虫病的知识。其实全大队没有一个人实际接触过这种对人危害很大的对人畜都传染很快的疾病。血吸虫在极微小的钉螺里成活，形成幼虫，通过人生活和生产都无法离开的水，钻入皮肤后，进入血管，在各种脏器中作乱，使之犯病，甚至死亡。最令人能引起联想的是，全世界有三种血吸虫，在中国兴风作浪的偏偏叫“日本血吸虫”，它入侵中国人的身体后，猖狂地进行大屠杀。
59医院环境很美。建在一个叫小团山的山坳里，全是平屋沿山势列开。当月亮高高升起时，一处处山丘和小树林都散发出诗的意蕴，花的柔香，更送来许多神秘。然而，我们心里却已经能听到高原明月下众多病人的呻吟……
出征前夜，又是明月。我们列队于月华中，接受点名。聆听朱大队长宣布铁的军纪。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等自不待说，还特别有一条明白规定：不许谈恋爱。对此他着重说道：这是特殊任务下的一次特殊规定。疫情严重，任务紧迫，让我们把全部精力和情感都献给人民吧。大家都很年轻，彼此有什么需要说的重要话，可以完成任务后再谈。这个规定具体到：男女一起单独工作不许关门。我知道，后来在极度分散执行任务的情况下，战友们都自觉遵守了纪律。
三日相处，我已经认识到这是一支优秀的队伍，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月华里，我看到许多很美很端庄的面孔……
二
出征是在晨曦未至的圆月光华里启程的。几十台军车在山坳一齐发动，这声势极为壮观。整个医院都醒了，每间房子都亮了灯。一声声告别，一声声嘱咐，一声声尽是期望和激励……
我知道，出征战友中有的并不轻松，有的家中有病卧的老人，有的有待哺的幼婴，有的刚刚新婚，有的自己本身就有病痛。然而，那是一个以奉献为崇高的岁月，命令便是行动的指南。
当然，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年轻得只有面对崭新生活的兴奋和激动。我激动，还因为我们要去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那是我的祖籍。生于昆明的我却从未踏上过它那美丽神奇的土地，1950年秋天从军后，又错过种种机会，除去过滇南，便一直工作在昆明。昨夜我便一夜失眠，整颗心一直浮游在梦幻般的苍山洱海中……
那时，真是关山重重，我们的几十台军车整整4天才抵达自治州首府下关。当时下关还不如而今的一个村镇。有意思的是，竟没法找到一处能安置我们这支队伍的旅馆。兵行忌散，不可分散到多处居宿。于是，在一家最大的旅馆住满了所有房间后，剩下的几十名男女军人只好由大队长领着同宿一间大得像仓库般的大屋。那是我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与女战友同居一室。那是不需要蚊帐的月份，但是我们都垂下蚊帐，而且都羞于脱去衬衣衬裤。要是今日，华厦林立的下关，就是屯兵一个军也很容易。
那个夜晚，大理的月亮亮极了。透过纱帐和玻璃窗望出去，更是朦朦胧胧的。而风是那么有气势，它欢吼奔腾着，仿佛鼓满了我的心胸。我知道，我已经置身在著名的“风花雪月”之中……
次日又是迎着明月早起。但是，不许外出，一直整装待命。直到大队长乘着他那辆美式小吉普返回，才知道政府分配给我们的疫区是疫情最重的弥渡县。我们必须原路返回，进驻弥渡那个以亮汪汪的月亮、流淌不尽的小河著称的诗样的地方。
三
“我们既然走进这神魅的月光，我们决然要让月亮更明亮。”这是在弥渡的第一个夜晚我在手记上写下的诗的灵感。
到处是小河的弥渡的月光，像水洗过似的美好。然而，从处处河岸的细密草丛阴湿处，大都能寻觅到钉螺。疫情显然是严重的。我们可以不下河，但农民怎能不接触水？
粗粗的了解，我们便知晓：血吸虫病是月光抚照弥渡的一大灾患，稍稍留意便发现一些因病患腹水而腹胀若鼓的人、不能生育的人，骨瘦如柴、面黄肌瘦者更多了。有村寨真像在我们光荣完成任务后，毛泽东在浮想联翩、夜不能寝中写下的《送瘟神》描述的那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面对惨状，许多人流下了热泪……
后来我才知道，朱宝玉主动向政府要求到疫情最重、病员最多的地方来。他决心带领全大队把人民解救出苦海！
他的决心，转化成全大队每个人的责任与热情，大家都请求到最艰苦、病人最多的地方去。在县城集中的几天时间，出现一个请战热潮。同时在实地进一步完成掌握血吸虫病的知识。还完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技术准备：我们的化验员严重不足。当分解成几十个血防小分队散布到村村寨寨后，每队都必须配备化验员，但是全大队仅仅有两名化验员――几十比二。 尽快掌握化验技术，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侍弄显微镜，起码要能镜检血吸虫卵。我就是在那时正式掌握了显微镜检验技术的。后来，在医疗点上，我和一个女护士长还在煤油灯下成功检验了血吸虫卵。不漏过一个病人，漏过了便成为传染源，留下后患。因此，必须每个居民都要做大便检验。
在医疗点上，我们每天清晨两人一组，顶着星星，踏着露水， 披着晨雾，翻山越岭，跨涧过溪，去一家一户地收集每个人的粪便。即便下雨打雷也不能间断……
记得在一夜大雨后的泥泞山路上，我和一位女军医前往山腰的一处彝家村寨，两边的小树林雾很浓，显得阴森森的。突然一声响动，一条大蛇从高处落下迅速钻入旁边一个深坑里去了。
素来胆小的年轻女军医在惊吓中滑倒了，眼看就要滑到坑里去了，我急忙伸手用力拉住她的手。失魂落魄中她已经软绵绵的了，半身悬在坑里。我使尽全身气力把她拖抱上来，我们都成泥人了。看着对方一脸泥点，好一阵笑。
从彝家山寨逐门逐户收取粪便回返医疗点的路上，又下雨了。好在我们带了雨衣。首先要遮挡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些用菜叶、树叶、报纸、旧布包起来，又在小纸片上注写了姓名的粪便。它们是臭不可闻的排泄物，可是现在却是重要的检验标本。正是根据检验结果，来决定入院治疗人员的。我们用雨衣摭住装着一包包粪便的竹筐，自己淋在雨里。即使我们滑倒了，也不能让粪便有一点损失，也不该让雨淋着它们，那样会影响检验质量。
远远近近，每个村寨都要跑许多次，总有人便秘，总有人忘了交留大便，还有人根本不愿交，说自己没病（有已感染而未发病的人，真的与健康人一样），或说实在不好意思把屎交给这些干净漂亮的姑娘。这时，我们要登门坐到火塘边去，一次次耐心地说那些说过一回回的道理……
在那些突击检验大便的日日夜夜，我们整天与臭味做伴。
当时不可能有很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条件好些的医疗分队占用了学校或祠堂之类的地方，大多数仅能像我们这个点一样，借用宽绰农户家院。我们小分队在一户富农家院内工作和生活。这自然因为这家“阶级成分”高的人家住房较宽。我们整整占用了他家四合院的近一半房子。条件所限，工作间便亦即是宿舍。我住入大门左手楼上外间，里间是两位女护士。显微镜就置于我们这里。没有床，铺上稻草垫子便是我们的床铺了。由于要在这里施展显微镜检验，里外间桌上窗台上便摆满了大号量杯、各种玻片、试剂等等必需品。
在昆明时，虽然大都住集体宿舍，但是都在都市的军队高级医务机关，生活条件很好，甚至比一些部队机关还好。像我在的总门诊部一直占用的是旧官僚的公馆。一下面对这黑灯瞎火地方的24小时的“厕所味”，真难受极了。
这种人人心灵深处都有的难受情绪，没有谁说出来过，连半点皱眉头的表情都没有人流露过。我们全都自觉地把它埋藏在心底，以高昂的情绪面对任务，互相提醒：这是一场战斗！
那些难忘的日子，我们都生活于一种崇高的感情之中。一个人，当他的精神完全被一种远大理想照耀下，为一个具体目标去自觉奉献的时候，他的心灵是充实的，在充实中生发起不竭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跨越一切障碍。
吃饭都有障碍。第一次在这种环境中吃饭，我呕吐了。当然不能在大家面前呕出来，我强忍着，稳稳起身，装作没事地离开，然后急步奔出大门。好在这段路很近。我在门口那条小溪边，把胃里的东西吐个干干净净……
后来，我发现全都这样吐过。但是，大家都是躲过别人去吐。
为吃饭，我们专门开会，结论当然是：为了干好，必须吃饱，决不能让身体垮掉！当吃饱为干好成为任务时，心里便踏实了，只要不是下雨天，我们干脆到大门外去吃饭。小溪流垂杨柳，小路两边是长满庄稼的梯田，高高蓝天柔柔白云。如若晚饭迟了，弥渡分外美好的月亮已经升起了，这自然是一次“月光宴”……
四
极为壮观的宏大的治疗开始时，我离开了十分留念的小分队，奉命调到驻红岩乡政府内的大队部去了。当时的红岩，除了从昆明直通下关的公路边，仅有两排旅馆饭馆及几间日杂用品小店。有一条单行车道进入红岩街上。红岩街，真的仅是一条直直的小街，路面由青条石铺成，长年人马踏行踩得光光滑滑的。这宽不过丈余的小街两边是云南许多地方都可见到的民居，平屋或两层楼房，临街多建成铺面样式，有低矮的柜台买卖物品，侧边有小门出入，后面或有小院落，便是住家了。平时小街很安静，铺面也大多不开，唯有“赶街”天便热闹起来了，四乡八邑的汉、白、彝、回等各民族群众都涌来做买做卖，人挤得走不开。“赶街”是云南土话，傣族称“赶摆”，就是北方的“赶集”。
“赶街”天，散布于四方的小分队的军医和护士们也要派人来的。任务繁重，虽无命令却也完全取消了任何假期，许多时间连洗衣服的工夫都没有。派来赶街的军医护士要完成多重任务：都是自己做饭，得采购生活必需品，细小到肥皂、牙刷、卫生纸之类；到大队部取走邮来的父母家书、爱人情书和订阅的书报杂志，同时为需要往家里寄钱的战友到邮电所办理汇兑，我们的到来使这个安静的邮电所的业务量增加了几十倍。来人当然还要趁时送报表、反映情况，许多时未见的战友们聚集一起总要欢叙一番，交流经验，叙叙友情。
每逢“赶街”天，朱宝玉大队长总要嘱咐大队部全体人员作好热情接待的准备：整理好各小分队需带回的书报文函信件等等，烧好茶水备好消毒过的杯盏，备好客餐，还着意多加一两个菜，许多小分队来人都要在大队部吃午餐。朱宝玉本人则要和每一个来的军医护士谈话，详细了解情况，仔细交代注意事项，并解决他们点上的一些困难，我们每个人了解到的各种情况自亦要汇报给他。 所谓“大队部”其实没多少人，除朱大队长外，有一位政治军官，一位行政秘书，一位司药统管药品器材，两位财务人员，三位男军医为钉螺调查组普查全县钉螺分布情况，一位司机管一辆战争中接受的美式小吉普――这已经很不错了，当时有的将军也不乘坐美式小吉普。我是最后调入大队部的。一直完成着文字秘书工作。我们全为男性，挺精干的。
我曾经和钉螺调查组一起，走遍了弥渡的山山水水普查钉螺，查这种血吸虫病的帮凶，是件辛苦又细致的工作。它比小米还小，躲藏在阴暗草丛的泥土里。我们清早吃过早餐后出发，戴顶草帽，挎包里装两个大馒头，背一壶水，便出门了。沿着确定的方向，以一定距离一字排开，仔细查过去，重点是溪沟边和田埂旁及阴湿处。查到钉螺，便用镊子捕获放入纸袋，做好记录，带回去检验，以确定灭螺地点及方法，与县政府的“血防指挥部”协调动员群众来完成。这是与农田改造配合进行的，很有成效。旧中国猖狂于世的血吸虫病为什么能在两三年内被基本消灭了，灭螺彻底是一个重要原因――切断了病源传染给人的唯一通道。
当时，虽有职务之分，但是全都打乱了职责界限，谁都是医生谁都是护士、化验员，甚至后勤保障人员。全大队都如此。我就不止一次地往小分队送药品，那都是成箱的药，往肩上一扛就走了。再重你也得扛着安全送到。天再黑你也不能摔坏了。它不仅有价，还是用来救命的啊，有的药是小分队立等急用的……
一次深夜，天下着细雨，我往一个距离不近的点上送一箱天亮即需使用的药，半路上手电掉到河沟里了，只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滑跌了好几跤。每摔一跤，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药箱，身上跌肿跌痛出血都不在意了。后来，雨下大了，便干脆脱下雨衣，严严裹起药箱。到达设于一座古祠堂的医疗点，我已经是泥人了。那时天快亮了，不愿惊动人们，也没衣服可换，我找了草堆，盖上湿雨衣，倒头便睡着了。第二天，这箱药派上了大用场……
我们大队部驻扎的红岩乡政府在红岩街的正中段，应该说是整条街子上最好的一所房屋了。四合院，气派的大门进去后，是三坊一照壁，两层转角楼，房间很多。这当然也是没收的旧社会大户人家的财产，我们进驻后，占用了大部分房间，很支持我们工作的乡党委和乡政府搬到楼下，仅用了很少几间房子。青石板铺砌的天井里有一张很大的大理石桌子，四面有石条搭成的条椅，我们常围着这张石桌进餐和商量事情。已经没有时间很正经的开会，常是很紧急地商量或接受命令后，便分头积极地去处理。当然也不需要自己做饭，乡里为我们请了一位能干的炊事师傅为我们做饭，一日三餐口味颇佳，且都是四菜一汤。当时物价便宜极了，一个月下来结算伙食费才六七元钱，那时我50多元工资，真可算很宽余的了。记得，当时街上的糖煮鸡蛋才卖4分钱一个……
乡政府负责与我们日常联系的是一位回族女副乡长，叫马贞秀吧，她可能年龄不到40岁，但是因为染了血吸虫病，身体消瘦极了，又多显苍老。她家里还有别的病人，自身的不幸遭遇使她深深明白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要，因此，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支持。记得她请小学教师在街头街尾和公路上，用石灰在墙上书写了多幅“消灭血吸虫病！”的大标语。
在调查钉螺的山野路上，我们还看到这种大标语，被用红色涂料写上笔陡的石崖上，或者干脆以白石料镶嵌在青绿的山坡，一个个白亮亮的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它映耀出人民群众一定要摆脱病灾出苦海的坚定决心！
每走到这种大幅标语前，朱宝玉大队长常常驻足良久凝视着，虽没说话，但是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心灵里起伏的情感潮汐……
后来，他把人民的大标语，扩张了，成为全大队的决心。在每次讲话和与人谈工作时他都有这么一句话：
“以战斗的姿态，消灭血吸虫病！”
他还常讲另一句话：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血吸虫病防治大军，既代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执行神圣使命，更代表军队完成任务，一定要发扬人民军队热爱人民、为了人民的光荣传统，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以拼命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优质高效地完成任务，为国旗、党旗、军旗增辉添彩！”
记得一次晚间，在乡政府天井里，大队部全体成员列队集合，朱宝玉面对大家讲这番话时，月色正浓，月光熠熠洒落在他脸上，沐着月色，他情愫酣浓，我们也心涌热血。月光下的青春，汇成一种浓烈的诗情，它是一种青年军人的精神力量的冶炼……
院落里有一株木本夜来香。太阳全部落下后，它便让长形的细管状的白色花瓣张开来，尽情得无一保留地倾吐出全部浓得化不开的馨香，美了一个夜晚，美了整个月亮，我想，它也美了我们这些青年军人的纯净青春……
这时我会想到，那些分布在山山水水间的小分队的年轻战友们，一定也会在蓬发怒放的各种各样的盛开于弥渡大地上的鲜花旁，享受着同一个月亮，感悟着青春光华的美丽，用年轻的生命去燃烧太阳……
很有意思，同在一地，最远的小分队也就距离十几公里，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会很想念那些散落四方的战友们，尤其是月明星稀的夜晚……
五
就在即将开展大治疗的时候，朱宝玉大队长却出事了。
军区急召他返回昆明参加一个会议。他乘着那辆小吉普车顶着月光急驶回昆。司机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从没出过事故。但是，在已临近昆明，大约是安宁附近，却突遇一辆占道拐弯的大车急驶而来，眼见要两车相撞，那将是车毁人亡，在躲闪不及中，司机眼疾手快打过方向盘，车，直翻下侧面的坡坎……
朱宝玉其实是一直睡眠不足。重任在肩、高度责任心驱使下的全大队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睡一个安稳觉。从大队部到每个小分队，还要担负呼之即往的各种各样的急诊。不管什么时候，人民有请，马上背上药包，走多远的路都得前往。既是医疗队，当然不能只治血吸虫病。
就在头天晚上，我和另一位军医，随朱宝玉去急诊过一个病人。归来后，天空已现曙色，草草休息一下，他又连续做了两台手术。这是事先排定的，他不愿让病人失望苦等，决意照常进行。这位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野战外科专家开胸剖腹都极熟练。他的手术是很漂亮的。他切除阑尾有时只要一两分钟，病人还没感觉便结束了。这天他还在手术台上时，通知他开会的电话打来了。电话是我接的。 脱下手术隔离衣，仅饮了一口水，他便登车上路了。他对司机说：饭到路上吃……
因此，翻车时，他正在车上熟睡。司机预警地大叫了一声，叫声未落他已被抛出车外去了。他的腰摔在一处坎上，背部、脖颈及四肢都有伤。尤其是腰伤得不轻。
司机也受伤了，伤得比他还重。
他们互相召唤着，挣扎着用力撑起身体，互相凑到一起，互相搀扶着，奋力爬上坡坎，好言拦住了一辆过路车，回到了小团山59医院。
他们当然被立即送入病房接受治疗。
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朱宝玉，见过太多的流血牺牲。他在战火中救过许多战友，他自己就负过伤，还在负伤情况下勉力抢救伤员。
从战争生涯中培养起来的那么一股坚强性格，使他没把眼下的这点伤痛放在心上。
他惦念着前方。和平时期也有前方，那就是能够升起亮汪汪的月亮的弥渡，那里有日夜奋战的亲爱的战友们。
他仅在病床上躺了两天，就不顾首长们的劝阻和临床军医的坚决不同意，以及他满头白发的老母亲的眼泪，便执意带着伤痛重返前线。
临行前，他握着在我们总门诊部任护士长的妻子的手说，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大队长出车祸的消息，从电话传来后，大队部当然一片紧张。记得，我们连夜开会，互相稳定情绪，决不因此使工作受到任何影响，要更紧张细密周到地考虑一切，使全大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那两三天时间，连平时吃饭间常有的几句笑谈都没有了。我们并不太具体了解大队长的伤情，这样人们又常会把事情想得严重。
因此，当他在月光下卡着腰一步一挪走进院落时，人们都大吃一惊……
他草草吃过一碗面条，便叫点燃汽灯，传达过该传达的事情后，便立即让大家汇报近几日情况，随即研究下一步工作了。
那些日子，尽管行动不便，他一边治疗，一边指挥战斗，解决各种问题，还要应接各种慕名前来求诊的患者――不知怎的，已经传扬开去，说解放军的血防大队的大队长，手术做得好极了……
尽管在大家强行劝说下，他不得不减少活动，并老老实实卧床休息了两天，并接受治疗，但是，稍一好转，他便执意要到各小分队去查看病情了，谁也挡不住。
各个小分队都会见到他的身影。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当时，交通并不便利，有车也开不进去，有时仅能坐马车。更多时候他只能上坡下坎走着去，伤痛，使他常常走得满头虚汗，坐下喘口气，便又上路了。
大家都明白，在这种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他既担心完不成任务，又担心大队全体人员的安危冷暖，尽管大家都是军人，但是很多人并没离开过城市，一些人只是离开军医大学刚走入医院的“学生兵”。他更担心，在大治疗中引发医疗事故，使人民群众受到伤害，给军队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记忆中，他因为日夜操劳，在那些日子，连续两次晕倒。有一次是很危急的，大家抢救了很长时间，他才苏醒过来。
更难忘的是，有人提出要处分翻车的司机，也有人提出要撤换这个司机，这两条，朱宝玉都不同意。他的态度很坚决：不给处分，也不撤换。后来，他还与司机谈心，叫他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开车。他回来时，就让司机留在昆明一边养伤，一边督促把车修好。司机是开着修好的车归来的。
六
我这一生，从没见过那样声势浩大的为消灭一种疾病而集中治疗的大运动。“大运动”没人这么叫过，是我找不到别的词句而今的一种生造。
弥渡这个美好的地方，却是血吸虫病的特重疫区。检查结果，病人真是太多了。有的全村染病，有的全家几代染病……
若要按常规治疗，那将拖延时日不说，还会前边治着，后边未治者继续传染着，治好者回家接触什么传染源可立即再被感染。农民当然不是医生，农村也不尽同医院。
最好的办法便是集中突击性治疗。病人大体在一个短时间同时得到治疗，同时集中管理，治好一个离开一个。这样，便于切断传染源，便于高效地取得消灭病患的成果。
这样做，当然为每个小分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一个人同时担负几十个上百个病人的责任，而且要有更熟练更完整的技能，要敢于战胜可以想见的困难，连续作战。
当年还没有今天这么便捷的治疗血吸虫病的手段：口服药片。当时仅能往静脉里注射针药，而这种针药是具刺激性的，一旦漏到肌肉皮肤里，会很疼，有的还会溃烂。不仅如此，它还会危及生命。会刺激心脏，造成剧烈反应，会导致死亡。医学上称作“阿斯二氏综合征”。它症状发作迅速，有的针管还未抽出，病人便已倒于桌下死去。因此，治疗血吸虫病有个允许的因药物反应引发的千分之几的死亡率。对付“阿斯二氏综合征”的办法，除了消除病人的紧张情绪外，便是在反应症状发生的第一时间里，最迅速地注射阿托品。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特效药物叫“酒石酸锑钾”，而注射它后若发生危重反应最有效的药物便是同时往静脉和肌肉里注射“阿托品”了。当然还辅有其他给药措施，如给予镇静剂等等。
朱宝玉大队长不管那个合理的千分之几的药物反应死亡指标，他提出来的指标是：不管治疗多少病人，都要以军人的荣誉和品质作保证，争取不死一个人！
令时代称奇的是，这个指标我们达到了。全大队在弥渡医治的病人恐要以成千上万计数。到底确切数字是多少，而今我已无法查对，都已消失在我逝去的岁月中。我心中永志不忘的是当年我那些像我一样年轻的亲爱战友们的永远鲜活的身影，和他们创就的历史不泯的让弥渡月光永远明亮的不朽业绩……
那是多么壮阔的入院接受治疗疾病的场面啊！
四寨八村的农民，是打着红旗，抬着大标语，敲着锣，打着鼓，欢笑着走进各个医疗点的。当然有严重腹水患者走不动了，是抬进来的。红旗上，标语上，村壁上，甚至每家人的门坊上，到处都写着：“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到处是医疗点。病房就设在学校、寺宇、祠堂、坝场，甚至设在露天竹林间搭起的篷屋里，离医疗点近的人家亦就变成病房。全寨人一起来治病，几代人一起来住院。全家人一起来就医。伙食各人自行解决，因此一些人家连锅碗都搬来了。有的干脆几家人组成一个伙食团由一个做饭省事。更省事的是一村一寨临时成立一个伙食团，几个能干的妇女便包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这些年轻的军队医务工作者当然肩负着迎头而来的压力。这种压力，重若千钧。
拒绝可引发死亡的“阿斯二氏综合征”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怎么才能既躲过它而又完成治病任务呢？因为谈到它人们常色变于容。当时一位从地方请来的教授在小团山给我们授课时曾满脸严肃地说：
“……治疗血吸虫病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我和它打了多年交道，还没摸透它的脾气。你们千万要注意：一次注射过程绝不能少于8至10分钟。一定不能快，否则就要发生危险。那种阿斯二氏综合征，真是太可怕了！”
如果仅仅治疗少数病人，即便一次注射过程需一个小时也无所谓。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病人啊，而我们的医护人员都只有两只手，一天也不会变成25小时……
朱宝玉和许多军医一起想到：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而科学地提高注射的速度，必须跨过这个禁区，人们以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亲身感受药剂进入身体的反应。科学，就是每一次注射都认真细致周到地做好抢救准备，注射完后，一定有人严密观察病人的反应，一旦发现不良症状立即采取措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从心理上打消病人的恐惧，让每个病人都建立乐观的精神状态。
需要增加一些具有粗浅卫生知识而又具责任心的初级护理人员。于是，许多临时召请来的汉、白、彝、回族姑娘，加入进来。经过紧张有效的培训，她们担负了许多工作，甚至懂得观察病人的反应。
这样，我们的医生护士们便全力投入治疗。职务分工常常被打乱。军医护士都成了静脉注射能手，都成了抢救毒性反应症的行家。
昆明军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创造了被人们称为“快速注射法”的奇迹。它用综合预防的方法跨过“阿斯二氏综合征”设置的禁区。从而把一次注射过程从8至10分钟时间缩短到几十秒钟，死亡率为“0”，这为大规模地接受病人完成治疗，创造了条件。
而那些参与到我们这支充满青春活力队伍中来的各民族姑娘，不禁多少次为这些忘了自我全心投入工作的优秀军人而落泪。同时，她们还走进了一个生活的新天地，还学到了医学技术。
一个月光洒满竹林的夜晚，我踏着月光，走进一个医疗点去了解最新数字。病人都熟睡在用竹子搭成的竹棚里。我知道我们血防队的人是不歇息的。很多人日夜工作熬红了眼睛。既是深夜，也要防止有“阿斯二氏综合征”发作，随时准备抢救，夜晚找到每个点都有小马灯，便能见到战友们……
马灯前，是在女军医中很出众的王曼玲。她正带着一位彝家姑娘值班，两个人正在轻声说着话，手里还做着棉球。
我听到彝家姑娘动情地说：“告诉你，姐姐，我一定要像你一样，成为我们寨子里的第一个女医生……”
王曼玲显然动情了，她抬起眼睛久久望着眼前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深沉地说：
“你会的，一定会的。到时候一定要告诉我……”
我停住脚步，不愿去打扰她们。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愿望，要为每一个村寨留下一个懂医识药的卫生员，以改变农村的卫生面貌。
七
是的，该重重地记记在心灵里不会泯灭的女军医了……
一句古老的话是“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军事医学行列从来没法让女军医女护士们走开，即使在战火硝烟中，她们也以美丽而坚实的灵与肉承受着重负和牺牲。在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有多少她们的传奇故事，13岁就步入军队医校从少年时起我便知道，她们真的像女神一般受到战友们景仰。昆明军区的前身是陈赓大将统领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这支百战百胜的钢铁大军里，就有一位曾与朱宝玉一起出席共和国首届全军战斗英雄大会的“战火青春女神”，我不会忘记美丽的她叫马海莲。她的英勇抢救战友的故事曾无数次震撼我的心灵。
后来，在军区后勤部大观新村大院里，我曾许多次见到马海莲。我原以为她是一位老大姐，没想到她却那么年轻，而且那么美丽，是那种清秀文静的美。我不可想象，她那柔弱的身体，怎能经受残酷战火的锤炼，怎能完成那些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
每一次见她，我都要崇敬的双手紧紧握住她那纤细柔白的手。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所有关节都变形了，很难弯曲……
艰苦的战争岁月，在冰天雪地中，她一年又一年砸开冰层，冒着寒风飞雪，一天又一天连续不断地在冷得让人全身发颤的水里，不停清洗血污的纱布敷料、被套床单、伤员的衣裤……
她在献出一颗赤心的同时，还献出宝贵的健康……
一种精神，像一条不衰不竭的溪流，默默地流着，流着，流进新一代的心里，流进我们心里，流进王曼玲的心里。
王曼玲是中心小分队的头。忘了是否有过“中心小分队”这个称谓，实际上她和她的战友们担负的就是这个任务。她这个小分队与大队部同驻于红岩街上，只不过他们不住乡政府内，而在街上另一处很近的地方，负责乡政府所在地的防治工作，虽然人口相对集中一些，但是工作量大，因为人口多而杂，流动性大，而且还要负责四乡八邑赶来瞧病的患者，人们总以为在乡上的军医总比在村寨的要高明些。朱宝玉上手术或看病也由他们辅助。乡亲们自然不知道，有的能耐很大的科主任就在村上。
然而，这个江西姑娘好像天生就是优秀的，干什么她都干得十分出色。有人的优秀需要用努力去表现出来，她不用，只要一上手就像她的外表一般，干得漂漂亮亮。她在故乡就是个出众人物。进入军医大，她各方面都跑在前列，毕业时，她的肩章就比别的同学多一颗金星。到59医院，很快她就独当一面了。有趣的是，代表昆明军区当运动员参加全军运动会，好像参加的项目是赛跑，她竟还跑出了高名次……
选她这样一位仅比我大3岁的姑娘做中心小分队的头，朱宝玉自然是做了思忖的。她承负着比别的几十个分队大得多的压力。 许多事情，都是由王曼玲她们先做试验、先取得经验，才推开去的。像粪便检查的快速进行、“快速注射法”、抢救“阿斯二氏综合征”的完整方案等等，王曼玲都完善而科学地总结出经验。
她的字写得很流利，很漂亮又很有个性。她的每一份在弥渡的月光里、油灯下写的文字材料，都是很耐看的。
当我看着她整理的那些文字缜密、思维精确的文字材料，赞扬她“写字也属于优秀体”时，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是教师，从来就对她要求严格，她也就养成不马虎的个性。
记得是一个很难得的空闲的夜晚，就在竹林边、月华里，她说：
“人都成就或成熟在压力中。读小说和唱歌对一般人来说是轻松而又快活的。然而，对于一个作家和音乐家来说，很多时候，他们的艺术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和轻快的东西，是以常人不可想象的压力而创造的。也就是，任何创造都是伟大努力中的收获。”
这样很有思想力度的话，我至今没有忘记，是因为我想她是着意用来激励我的。她知道我总在小本上写点什么，说不定还看过我发表在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出版的《部队文艺丛刊》上的一些诗（对此年轻的我羞于向战友们提及），我不愿暴露我想当作家的愿望。但是，没法瞒过聪慧的她。也可能谈话只是她的一种自我人生感悟。但是，不管怎样，她的话当时确是很深地震动了我的心灵，我仿佛知道要有更艰辛的努力，才能完成我的人生追求。
我一直喜欢和她接近，直到回到昆明还这样。就像一个弟弟喜欢听姐姐说一些很能引发内心思考的话……
那个夜晚的谈话，也完全应兆着当时她肩上的重任。她的小分队收的病人一直是最多的。记得第一批入院治疗的病人就上千位，而她们全队只有9名工作人员。9比1000多，这是一个多么悬殊的比例啊。
每一天都是战斗，每一天都是奉献。每一天都劳累得完全不想吃喝但是还得吃喝，完全不想走动但是还得走动，完全不想欢笑但是还得欢笑。因为你面对的是病人，你必须给他们信心和宽慰，他们把你当做精神的寄托和生命的保护神。你的一点点微笑都会给他们一种信念的唤醒……
试想仅仅是从日出开始就进行的为一千多个病人做静脉注射，而这种注射又时时防备生命意外事故发生，随时做好抢救准备，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
“争取不死一个人”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了“保证不死一个人”。这又是多么大的压力！
领导和战友们的眼睛自然盯着她，希望她出成果、出经验、出事迹，连《国防战士报》特派下来的记者也盯着她，连我这个想当作家的人也成天往她那里寻材料，这又是多大的压力！
从日出到月落的日日夜夜，当然不是仅仅完成一件事：为一千多病人完成静脉注射，而且这种静脉注射不是一天一次，是一天两次。作为医生，她还得完成全队的工作安排，如组织常规查房、有危重病人的不间断的观察护理，以及连续不断的抢救。许多病人就是在抢救中治好血吸虫病的。这又是多么大的压力！
还有耗费巨大而又一点不可粗心大意的每天周而复始的消毒。仅仅注射器的消毒就是一个巨大负担，还有别的呢。59医院从上校院长到列兵护理员几百个工作人员，接收病人也不会上千。我们总门诊部百余名工作人员，每日门诊一般也不过千。而且那里的病人很少有一天需两次静脉注射的，而且注射的药非同一般……
王曼玲这个小分队的头，还得调解病人时或会发生的一点什么纠纷。病人太多，人口密集，能没有事情么？有的母亲是带着孩子来看病的。孩子小要吃奶，晚上要随母亲睡。于是，我还见她抱着孩子逗着玩。我笑她，还没谈恋爱倒会带孩子了。其实，当时我们那些姑娘，谁都当过“临时母亲”。
最可气的，是有病人打过针便跑不见人影了。他们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有人的恶性反应症状不在注射针剂时发作，而在过后发作。而劳累或激动会促发更激烈的反应，这更具生命危险的。因而，注射后要情绪平静地休息。发生“外逃”事件，还得紧急派人去找。
有病人的药物恶性反应是反复发作的。因此得24小时不间断守护，按规定及时注射阿托品。连续不断地守护是为了观察，好及时抢救。
好几例病人，就是王曼玲在耐心而细致地守护中，从死神边上被抢救回来的。
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整个弥渡大地，夜晚灯火不灭，而凡是彻夜亮着灯火的地方，就必然是我们战友战斗的地方。每一盏灯下，总有许多布满血丝的眼睛，都有许多变得消瘦的脸庞。
有的男同志已经忘了洗脸、剃须、换衣服，换下来有时也没时间洗。
而王曼玲不是这样。她可能会忘记吃饭，但是不会忘记换衣服、梳头发、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本来就苗条的她，在消瘦中变得更苗条，更显出富于神采的美……
有病人从远道来找她看病，不知道她的姓名便一个人一个人地问着找着，说要找那个最美丽的女军医。
美丽的女军医当然不止王曼玲一个，还有很多很多。也还有很多美丽的女护士。王曼玲所做的事，别的女军医女护士都做过。
那些日子，到每一个医疗点上去，我发现她们都很美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肩负着那么繁重的任务，尤显出她们非凡的美――
为抢救被浓痰阻塞了呼吸的孩子的生命，没有吸痰器，非常喜欢干净的她，用嘴把孩子浓痰吸出来。月光下，怀抱孩子的母亲感动得哭成一个泪人，她要给女军医下跪。这位女军医是谁？我记不清了……
为抢救一个老人，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下着暴雨的夜晚，她涉深水过河，滑倒在河里，几乎被河水卷走，但她坚毅地前行，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终于奔到老人床前，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位女军医是谁？我记不清了……
为了生命，她坚决要求“死者”的亲人把“死人”从棺材里取出来。亲人不同意，说死人入棺后再取出来是不吉利的，要给寨子带来灾祸的。她苦苦告诉大家，他没有死，我保证让他活过来，他会给你们带来幸运。怀着科学的信念，连续抢救了三天三夜，她终于救活了一个被钉在棺材里的“死人”。这位女军医是谁？我记不清了…… 她用自己的薪金给体弱的病人买来食物。她奔走很远的路为产妇接下难产的婴儿。她用针灸疗法解除了许多人的延续了多年的慢性病。她购来没有的药品送给急需的病人。她默默无闻地为乡亲们做了一件件数不清的好事……
她……她是谁，我记不清姓名了。
她们……她们是谁，我记不清姓名了。
在我心里永远年轻而又美丽的女军医们啊――我说的女军医，当然包括了军中女护士们，她们其实有时比军医更苦更累，岁月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名字，但是，亲爱的战友们，你们的音容笑貌，在我心里永远鲜活。几十年来，整整45年过去了吧，我不忘那短暂而可纪念的战斗般的日日夜夜，不忘流淌在我们青春血液中的珍贵情愫，不忘那如水的月华……
不忘王曼玲那若水的歌声。还记得么，那是朱宝玉率领我们七八个人往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下关出席州政府召开的血吸虫病防治经验交流大会。我们乘马车游览大理，你在马车驶于骄阳的途中，尽兴迎着美丽的苍山洱海唱的歌，你唱的是生发于弥渡那支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
哎，月亮出来亮汪汪啊……
那时，我才知道，优秀的你，连歌也唱得这么好。你的柔美的歌声，把弥渡的月亮渲染得多么柔美……
王曼玲不会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向她说过，我心底当时就在马车上萌发了一个创作冲动，要写一部厚实的作品，它应该是长篇小说题目就叫《女军医》。
十几年从军生涯，我大部分时间是和女军医们一起度过的。我了解她们，了解许多她们的生动故事。来自天南地北的她们把地北天南的神魅和不同的青春，带到这样一个很庄严其实又很浪漫的军营中，完成着许多平凡有时又分外神圣的使命。她们是战士又是女儿，又是母亲，还必然要做妻子，岁月使她们升华成为圣洁的女神。由于在军营，她们便必须面对：战争年代的种种危险、和平岁月的平民女人可以让开的种种艰难。她们的青春、生命和情感，常常经受着一种冶炼……
八
最遗憾的是，我奉命提前撤出战斗，返回昆明。
昆明军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已经成为一支善于攻坚的有生力量。因此当我们胜利完成了弥渡的治疗任务被验收后，便被政府调往另一个疫情严重的县份：鹤庆。
弥渡多小河和月亮。鹤庆多龙潭，潭里蓄满月光。有溪水，便有钉螺，便有血吸虫病这种人间灾难……
接到通知，我们是急速开拔的。军人的一切本来都有军事规范的要求。然而，消息还是传开了。朝夕相处的人民群众的依依惜别之情，至今难忘……
就在抵达鹤庆三天后，在一处龙潭边的宿营旅店里，朱宝玉大队长通知我返回昆明，参与筹办全军后勤工作现场会的展览。我们大队事迹是一个重点展出单位。军区有车下来送物资，就乘这台车回去，到现场会筹备处报到。军队的“报到”就是一纸介绍信，上面包括了级别、工资、粮食，其实就是等于离开血防大队的战友们了。
我实在不愿离开这个优秀的集体，不愿离开这些优秀的人。当时我有9年军旅生活了，历经了多次调动和整编，但是，唯有这一次心情最难受。我想说不去，但我没说，我知道如果可以让别人去，朱宝玉是不会让我走的。
以最快速度赶回昆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的任务。我完成了展览的工作，后来还得完成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型文献纪录电影《插红旗的人们》的编剧及参与摄制，然后又奉命创作一部故事片《送瘟神》……
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我写了许多短的散文和小说。在血防大队的日日夜夜的生活，活在我心里，活在了稿纸上，活在了全国各地的报刊上。
从一个角度说，我是从昆明军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正式走进文学殿堂的。它直接使我成为作家。它为我提供了鲜活的丰富的形象的艺术营养。人在非优秀中可以变得优秀，人在优秀中可以升华得更优秀。
人的青春，只要和这种可贵的优秀拥抱一次，即使只是唯一的一次，人的生命也会升华出不衰的精神财富。
在弥渡的月华青春里，我曾和战友说过，后来也曾和已成为亲密朋友的朱宝玉说过，如果我们这支队伍是永久建制的单位，我们一定会优秀地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妄想。
那些在全军后勤现场会的日子，我住在展览会的一间大屋子里。血防大队回昆后，总有人来看我，总给我带来一些不愉快的消息，这就是各自回原单位后，有人便远走了。年轻的我心情很不好，怎么好好的，说散便散，说走便走了呢？我在依恋中忽然感到一种痛苦。
我太留恋那段日子了，留恋到怕听到战友远走的信息。
一天傍晚，一起在总门诊部工作了多年朝夕相处、又一起到血防大队的女军医张清丽给我打电话，说她要走了，而且是远走内蒙古的包头，大家晚上聚一聚，我一听，控制不住情绪说我不去，我多希望人们不要走。她一定对我误解至今，她不会理解我当时的情绪。
岁月使人越来越远。像张清丽，听说定居在石家庄。王曼玲，听说到了成都。只有朱宝玉一直在昆明，听说后来是大军区卫生部野战外科总顾问。许多老战友，连名字都记不清了……
从月华里的青春走来，而今已是满目夕阳。我们不悔那青春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