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历史批评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产生之初，社会历史批评就成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论成为大部分批评者的理论资源。如评论过饶阶巴桑诗歌的著名诗人臧克家、藏族文学评论家李佳俊、耿予方等批评者都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是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发生的20世纪中叶，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历史批评自然上升为主流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常常将文学作品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中加以考察，把真实性、倾向性、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评判尺度。因此在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文本中，基本的批评模式是先阐释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考察作家作品与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分析和判断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结构是否严谨，语言表达是否恰到好处，描写是否生动等等。如藏族批评者勒敖汪堆在评论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时，他的评论文章标题为《生活・结构・人物》，就遵循了上述的批评模式。于乃昌的《漫评〈格桑梅朵〉的民族特色》一文中评价降边嘉措“为我们展现了西藏苦难的历史，变革的现实和光明的未来。……在《送“鬼”》中，作者通过送‘鬼’的触目惊心的场面和边巴独特的悲剧遭际，集中反映了旧西藏百万农奴苦难的历史命运，再现了旧西藏的社会现实，从而深刻、形象地揭示出：西藏革命和和平解放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循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洞察和理解，作者始终是立足在藏族社会生活的基点上，把艺术的广角始终对着瞬息骤变的藏族社会现实，由此结构谋篇，组织错综复杂的事件，各色各样的人物和丰富多彩的场景，使小说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西藏社会的一面镜子。”[1]这段文字，就是运用一定的历史观点和价值观念分析作品，揭示了《格桑梅朵》的真实性、倾向性以及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和应有的社会效果。
因其理论的普泛性和实践上的易操作性，也因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产生的特定时代和政治背景，社会历史批评在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发展，单一的批评方法已经很难全方位地展现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内涵和风貌，许多批评者在考察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时，在社会历史批评中融入了更多的形式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
二、文化批评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陆续被介绍到中国，而以之为主要话语资源的文化批评成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批评方法。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大体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对具体文本的文化内涵的分析阐释。这类批评比较多见。在《跨越文化禁忌的艰难――〈鱼〉的一种文化解读》中，郑靖茹分析了鱼在藏文化中的禁忌，在汉文化里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她通过对《鱼》的细读，指出“阿来以‘鱼’为题来建构这个文本可谓是意味深长，钓鱼不仅是藏文化中的‘自我’与藏文化的‘本我’的交战场所，更是藏汉两种文化深层心理的正面碰撞。因此可以说，文本中的鱼是关于文化禁忌的隐喻，钓鱼事件是处于藏汉文化交叉地带的阿来对文化交融的观察和思考。”[2]接着，批评者详尽地分析阿来在钓鱼前、钓鱼中和钓鱼后的生理心理感受，把阿来钓鱼阐释为打破鱼文化禁忌的仪式化，阿来的“恐怖、恶心、惊悚感”等阐释为“文化的交融不仅是自我与本我在心理上的激烈斗争，还有跨越文化禁忌时在生理上引起的一系列本能反应。”“这个仪式化的钓鱼过程的象征意义在于：与自己心理上和血缘上所属文化传统的交战所引起的‘痛’不仅是一种切肤之痛，更是从心理到灵魂的痛，所以文中那场暴风雨实际上不妨看做是叙述者自己心中的暴风雨，看做是两种文化心理激烈交战的一个场所，一个象征。”[3]阿来在钓鱼后“冰凉的身体又慢慢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安全了”，隐喻走出了文化禁忌的“我”的境况。郑靖茹挖掘细节背后的东西，她的分析阐释不仅没有牵强附会的感觉，而且体现了文化批评的价值，是批评者从文化禁忌入手审视文本文化内涵，获得文本文化人类学价值的成功尝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对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权力机制的分析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贯强调各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尊重和鼓励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说，汉语也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或第二母语。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有选择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但对某一少数民族作家来说，选择汉语写作，是有一定的历史缘由。具体到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批评界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是历史的宿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批评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及“文革”时期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倡导汉语文教育，推行“民族融合，语言归一”[4]的教育思想，使藏族作家接受汉语文的基础教育，大部分作家还接受过正规的汉语文的高等教育，还有部分藏族作家出生和成长在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或异族通婚的双语家庭，再加上作家出于文学接受和传播的考虑而选择了汉语文创作。虽然从交流和交际工具的意义上说，语言没有阶级性，语言不等于意识形态，也不等于国家利益；而在实际的文化传播中，一个国家或民族却可以利用语言，取得一种信息优势，来传播某种统一的价值观念，谋求共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我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平等共生的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地形成了汉语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优势和语言主体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不仅与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关，也与全球化语境有关，作家对汉语言的选择暗含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藏族学者尼玛扎西就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发表了富有见地的看法，“汉语创作优势地位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某种必然，片面强调‘藏族作家以藏族文化心态和价值观用藏语进行创作’才是‘真正的西藏文学’，不仅仅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封闭观念，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肯面对实际的‘精神撒娇’。就文学‘鉴证生存历史、抒发深层人性’的独立价值和创作自由而言，单语、双语，乃至多语化，一方面体现了创作者主体创作方式的选择和借重（不论出于无奈还是主动）；另一方面，一种或多种新的叙事语言和方式对西藏生存的介入，在创作主体高度自觉和深入反思的前提下，反而有可能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思考角度，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所表达、剖析的主题并对包括藏语文学在内的西藏文学创作的发展、创新，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和推动。”[5]因此，“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不仅向整个汉语世界传达了一种不仅仅是藏族的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处境，而且使藏族作家在文学书写时获得了一种双重视角，他们既是母体民族文化的发言人，也是汉语文学大合唱里的有力参与者，藏族作家在汉语书写中表达了他们所认同的小文化，以及民族文化从边缘向中心运动的愿望。”[6] 藏族学者德吉草持另一种看法，她认为一千四百多年以来，藏文化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以及开放姿态，不仅吸纳、借鉴了印度文化和文学、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也接受汉语文学的影响，并使以上诸异质文化在藏族作家敏锐的感受力和充满激情的创作中被转化和积淀，成为藏族母语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的成就，德吉草认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与母语（藏语）创作共同构成了藏族当代文学的多元格局的一抹亮色。汉语创作使“藏族文学的语言触角得到了延伸，并在不断地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改变了藏族文学传统话语主权的一元化趋势，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形成了与母语文学交融、互补、互益、共生的多元形态的文学格局，为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提供了参考个案。”[7]在德吉草《文化回归与阿来现象――阿来作品中的文化回归情愫》中，论述了阿来的文化回归。德吉草意在说明，无论藏族汉语作家创作成就如何，最终都要背靠藏民族文化这棵大树。着眼的是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补充和丰富了藏族母语文学，其强调的是藏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姿态，暗含了藏文化与各异质文化之间的融汇与互渗关系（权力关系）。
第三种看法认为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是一种“边界写作”，涉及到藏民族文化的“守望”与创新、开拓之间的矛盾。藏族学者丹珍草认为：“母语文化传统具有一种天然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一个以汉语文为主要阅读空间的社会，使用汉语写作一方面会使作家的创作脱离或淡化原有母语文学的艺术传统、艺术精神和母语文化传承模式，另一方面也会使两种语言混合后形成新的语言艺术创造、艺术价值与艺术表现。”通过对阿来《尘埃落定》语言的分析，认为其“叙事过程中保持了一种旁观者进退自如的灵活性或柔韧性，又营造了一种多文化和多语言混合的语境，在多语思维混合的宽松空间中，整部小说的叙述显得游刃自如。”[8]所以阿来虽然用汉语文写作，“却并没有淹没或消融他的民族文化身份，而是实现了积极有效的话语转换，把弱势的边缘文化声音带到公共论坛，让本民族话语敞开新的意识形态之窗，以双重乃至多重声音体现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表意功能。”[9]
（三）藏民族传统文化对当代藏族汉语作家创作的影响。在当代藏族文学批评中，一些学者更注重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当代作家的影响。强调藏族作家文学中的藏族传统文化资源，把民族传统文化、审美标准看成藏族作家文学之树的根基。德吉草在评述阿来、丹真贡布、章戈・尼玛、多杰仁青等作家的诗文创作时，着重强调藏民族文化之根对作家的文学文化滋养。白晓霞从新时期藏族小说中的“成长主题”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立论，论述当代作家对民间文化的“政治化”、“性别化”、“知识化”等不同处理和归置。这些论述都对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当代藏族文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表现在，一是对传统民间文学题材和佛教题材的重现与改造，有的是只借用故事的外壳和框架来展开自己的叙述；有的则既借用故事神话传说的外壳和框架，又继承故事神话传说所传递的精神内涵；有的则在现代性视野里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重新审视这些故事及其内涵，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有的则倾向于集中展示古老的故事中积淀下来的陈旧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矛盾，以求暴露民族文化当中一些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从而促进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里健康合理地向前发展。二是藏族歌谣在当代藏族文学中的渗入，显示了他们的创作与整个民族长久形成的审美表达习惯和审美倾向有着血脉关系，从而也更能体现出当代藏族文学深厚的文化意蕴。三是藏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在当代藏族作家的作品中的体现，静观、顿悟、直觉等思维方式以及“万物有灵”观念，不仅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藏民族的观念心理，并集中反映在浩繁的文学艺术之中；即使是科技相对发达的今天，它仍然影响着藏民族的心理世界，因此也影响了当代藏族文学。[10]
（四）当代藏族汉语作家文化身份建构与中华民族国家意识，国家认同的关系。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文化身份”、“国家意识”、“国家认同”等都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是运用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从新的路径进入文学的明智选择。文化身份的命题是在后殖民理论的平台上被提出 ，并被移用到文学研究中来的。文化身份研究从文艺美学来说 ，是肯定主体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从文学研究的外延来说，是语境式研究和文本式研究的结合，可以融合社会学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等诸多文学研究方法，融文学的背景研究和文学的文本研究为一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引入文化身份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而且对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性别批评
性别批评是当代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方法之一。性别批评作为文化批评，是与西方当代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一同生长发育起来的，它借助语言哲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现代阐释学、符号学等一系列学科作为理论背景，承担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和参与女性文化建设的使命。在西方，因其直接脱胎于妇女的政治运动，性别批评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一个遍布悖论的领域。性别批评作为文学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女性主义批评，一是女作家批评。[16]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的性别批评，主要集中在女作家批评上，包括藏族女作家群体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藏族女作家以及文学作品的发掘清理等方面。批评者注重考察藏族女性参与文学的历史以及她们的创造性，分析她们的作品在题材、主题、情节、结构、语言、心理描写等方面的特点，从而使藏族文学的历史以及整个人类文学的历史变得更加完整。
在藏族汉语文学的批评中，不同的批评者对同一部作品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方法和不同的批评视角，不仅开掘丰富了作品的内蕴，呈现了作品所蕴含的丰富的意义；批评中不同的方法之间相互交织，彼此补充，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批评话语。
四、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2、从现有批评看，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薄弱，缺乏敏锐性、尖锐性。因为“批评者自身并不宽阔的文化和知识视野，以及他们更多的作为来自区外的评论者，自身面对西藏各个时期‘进行时态’的社会现实的较高层次的领悟、理解和概括能力的不同程度缺失，抱着对文学创作的某种含混暧昧的‘扶持’心态，……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对评论的评论和争鸣了。”[22]无论是对单个作家作品的批评还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批评，一种有意识的“宽容”、“扶持”心态，很难形成有效的争鸣讨论；有些批评者因与作者的距离太近，不免在友情与文本之间尴尬，掺进个人情感的因素而影响批评的尺度，甚至一味赞誉，影响批评的本义。
3、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部分批评属印象式、直观感悟式批评，缺乏明确的批评意图和系统的理论支撑，或借助现成的批评理论生搬硬套，从某些成规和理论条文出发，只有空洞的结论，缺乏与文本对应的分析，批评话语的创新不足。
4、对文坛上有影响的、西藏本土的藏族作家作品的批评关注度高，对其他省区的藏族作家特别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的关注度不够，一些年轻的正在成长的作家甚至还没有进入到批评者的视野中，这是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的盲点。
从现有的批评话语看，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还存在许多需要深入的地方。
其一，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经过60余年的发展，其文学叙事主题与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分不开，而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在探究和发掘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中的藏民族的民族性是如何表现的问题上，面对藏族作家叙事中涉及的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物质追求与宗教信仰等经济、生存、日常生活的表达，多数批评者是通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想象来完成对藏民族发展的想象，还缺少深刻的洞见。
其二，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表达，还没有引起批评界足够的重视。许多批评者认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表达，更多地表现在心理情感的层次。比如，藏族作家对于藏民族文化传统、民俗的倾心追忆和强调，对藏民族传统失根的焦虑与困惑，对于藏文化空间的民族归属性的重新建构的急迫等等，这些表达虽然离不开文学想象，但也会与非文学的社会想象结合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面对藏族汉语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表达时，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批评话语。
其三，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与藏民族宗教意识、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文化、宗教意识在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作家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面对藏族作家作品中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意识，大多数批评者认为，这是藏民族在长期历史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构成了藏民族的文化整体，只有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了藏传佛教，才能表现藏民族的传统，藏族文学的巨大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体现的宗教意识的文化价值决定的。过于强调藏族文学中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文化，对当代藏民族文化和精神生活作了简单化认同。在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应该认真把握作家宗教意识产生的多方面的原因，而不是仅仅去阐释作家的宗教意识，同时，对宗教意识、宗教文化的价值定位和阐释与宗教意识下的藏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文化认同及超越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的阐发。
其四，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单边叙事”还没有得到批评界的足够重视。单边叙事是作家主观设置的叙事模式，在藏族汉语文学创作中客观存在，从文学表现的层面看，单边叙事无可厚非，但从社会文化构建的层面看，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发展起来的藏族文学，如果过多地看重主观设置的单边叙事，既难达到多方面的文学目标，也难在各种文化间进行相互质疑、再诠释、协商和转换，从文学的文化意义上看，单边叙事使藏族文学呈现出意识形态话语的封闭性姿态，形成与主流文化有意无意的疏离。而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作为社会文化的构建力量，缺乏对藏族汉语文学单边叙事的足够重视。
上述问题不仅影响了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的深入，也难于形成有价值的批评理论。
产生和成长于藏文化、汉文化、西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其中涉及到藏民族的政治、历史、文化、生活习俗、文学传统以及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文化因素。因此，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需要批评者广泛扎实的学识学养的支撑，需要批评者的思想、勇气、智慧、甚至人格魅力和相对恒定的艺术立场，还需要批评者对西藏以及藏族地区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有较高层次的领悟、理解和概括能力，对既有作品大胆品评和深入剖析，对作家将来发展的理性前瞻和敏锐预见，方能给作家以真正的启迪，有助于形成藏族汉语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良好互动，促进藏族汉语文学的发展。 注释：
[2] 郑靖茹.跨越文化禁忌的艰难――《鱼》的一种文化解读[J].民族文学研究，2006
（2）。
[3] 郑靖茹.跨越文化禁忌的艰难――《鱼》的一种文化解读[J].民族文学研究，2006
（2）。
[4]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1164。
[6] 朱霞.身份・视角・对话――浅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
（5）。
[7] 德吉草.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藏族母语写作及解读[J].民族文学研究，2008
（3）。
[8] 丹珍草.“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尘埃落定》的多文化混合语境[J].民族文学研究，2008
（4）。
[9] 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前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0]胡沛萍.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概述[J].西藏研究，201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