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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理论预设，或因概念的模糊及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存在不少的缺陷。为重新解释近世商人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为理论架构，并以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对民初商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考察。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民初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
商人与政治的研究主题，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研究似乎都束缚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体系或者现代化的理论取径，而对中国近世的政治、社会变迁与商人的观念、行为间的互动关注不够。其实，讨论近世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如不从商人本身的角度出发，并且与急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其视野上既有盲点，论述也必流于牵强。对于商人而言，政治意识的抬升与降低以及政治参与的程度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力的冲击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些变量。本人研究的重心即在于透过商人自身的视线，去梳理商人与政治、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史实，进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在此研究中，以1911至1927年的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先看看晚清以来该区域内社会变迁的态势与商人的变化，再对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做具体研究，然后分析政治力冲击下商人所出现的种种变化。
文献批评
1980年代前，商人与政治的主题在中国大陆学界主要被置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其一，着重分析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如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其二，将商人划为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认为阶级属性决定政治立场。其三，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如软弱性、妥协性、两面性)及其根源，如封建脱胎说、工业弱小说、政治幼稚说等等。(注：主要可参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
1980年代后，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突破以批判为主的论述模式，试图对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公正评价，其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讨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法将多数商人纳入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范围，与大资产阶级或者买办阶级作些区分。稍后，又开始对买办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尽量将这些概念具体化，而避免政治化的定性分析。这些研究仍多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政治色彩仍很浓。对于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
作为对资产阶级集团分析的一种路径，1980年代后商会史热潮在大陆亦开始兴起，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所以在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却反而被淡忘。商会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注：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待发表中。)
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其一，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学者们认为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其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论者多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政治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其三，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注：关于1990年以后研究的具体评述，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1998年9月，第87～98页。)
在西方，1960年代后，一些学者即在从事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名的工作，强调商人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或者以对抗论来重新阐释商人与政府之关系。官商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如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小科布尔(Parks M.Cobl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r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人均有相关专著问世。(注：Wellington K.K. 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1987;Marie-Claire Berg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Flammarion,1986).translated by JanetLlov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中文版由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以下引用该书均为中文版页码);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其中白吉尔与傅士卓的著作主要讨论的即是1911～1927年的政商关系。白氏在其著作中将1911～1927年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趋势崛起，取得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政治上也日益觉悟，并曾试图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然而最后却归于失败，资产阶级走上了依附国民党的道路。而傅士卓的著作，主要从上海的商业组织入手，去探究晚清至国民党上台之间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化。他认为上海的商人自晚清后，由于观念的变化，组织的创建，自治运动? 牟斡耄找姹硐殖稣畏矫娴姆⒄梗遑硕虼怼吧倘俗橹位钡囊桓龈叻濉?927年后国民党人曾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而曼素恩则关心民间力量的成长，认为它隐含着对国家的反抗。小柯布尔等人更把政府视作阻滞商业发展的力量。
台湾学者如李达嘉、张桓忠等人亦就商人与政治发表了多篇著述。(注：李达嘉：《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以下皆简称《商人与政治》)，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5年;又：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决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同上，第27期，1997年6月;五四前后的上海商界，同上，第21期，1992年6月;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1996年。)特别是李达嘉在其以商人与政治为题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自1895-1914年，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意识逐渐兴起，但是面对政治强权，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注：达嘉：《商人与政治》，第285～287页。)
历史研究应该围绕问题而展开，自无异议。(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月，第55页。余氏认为：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应遵守十九世纪艾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往往什么样的问题便决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与解释。以商人与政治的题目而论，以上中外学者，虽然关注的重心不一，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却相差不大，基本上是围绕着商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中国近代商人为什么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