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现代公司制度是最有效的为股东盈利的制度设计，因此公司被看做是为自然人创造财富的手臂，是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的工具。传统公司各项制度的构建，如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法人治理制度等，无不是为了促进公司的运行效益与效率。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有理论在冲击着公司制度构建的效益至上理论。20 世纪3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多德(E. Merrck Dodd)与伯尔(Adolf. A. Berle)教授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著名论战，使公司社会责任成为一个理论命题登上历史舞台，尽管至今其饱受争议，多德教授在1965年指出，仰传统营利最大化的理论，并不能导致对于如今公司社会责任观念的否定。
在经营判断规则之内，存在着许多可以将公司的资产用于公共福利的机会。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初衷在于反思公司营利最大化目标的正当性和以效益作为公司制度价值取向的局限性，试图将伦理道德因素引入公司治理等公司制度构建之中，以改善近代以来公司以营利为唯一目标，以牺牲利害关系人利益谋求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说公司社会责任是对公司制度构建的效益理念的直接冲击，那么随着公司制度的演化和创新，出现了种种以效益目标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对公司制度效益至上价值理念根基的动摇。比如，我国《公司法》修订后引入的公司僵局司法解散制度，在公司出现经营管理僵局时，通过法院裁判强制解散公司，无疑是对效益价值的背叛，公司积累起来的商业声誉、营销体系和人力资源等都会因公司解散付之东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但由于公司一旦陷入僵局，股东的权利行使将十分困难，而且在公司僵局状态中，通常存在着一方股东对其他股东事实上的强制和严重的不公平。
公司司法解散是司法对公司自治的强行干预，这本身并不符合公司自治理念，但其考虑的是为股东尤其是小股东提供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途径，其追求的是效益之外的伦理目标。总之，公司制度构建在效益价值之外引入伦理目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伦理观念在公司制度构建中的作用是什么?公司制度是否本来就具有伦理属性，不过因为某种因素被我们忽视了?
二、公司制度自身的伦理属性辨析
辨析公司制度的伦理属性，需要先从法律制度与道德的关系这个古老话题入手。在历史上，对于法与道德的关系，曾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两种法学理论。以富勒和德沃金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认为，法与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富勒认为，法律具有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
其中内在道德是指内含于法的概念之中并成为评价法律和官员行为的善恶标准。外在道德要求法律必须具备一般性或普遍性，必须公布于众、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等。另一位自然法学家德沃金在《原则问题》一书中指出，法的原则，如不得不公正的损人利己、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本身就是道德原则。从原则的角度看，法与道德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总之，自然法学派的核心是，道德是法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法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等分析实证主义则否认道德和法律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如凯尔森认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虽然实证法学派也承认法律与道德存在着事实上的联系，但却不是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其实，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的观点对于理解法与道德的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道德在法律制定、解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自然法学派把法在实质上归于道德，忽视了法与道德相比所具有的自身的独立品格和至上权威;而实证法学派否认法与道德在本质上的联系，认为恶法亦法的观点，则必然削弱法的价值基础，以至于把法看成机械的规则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道德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初的行为规范，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法的产生源于道德调整人们行为的局限性，法与道德是具有不同特征的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但法存在本身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社会的，如果它不能体现社会的道德价值和追求，就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法的生命力在于其内在的道德价值。传统公司制度理论大多强调公司立法的技术性，但公司制度与道德伦理同样具有内在的联系：第一，公司制度的适用对象决定其必须以经济伦理做为价值基础。
第二，公司制度只有与经济、企业伦理取向相吻合，才能获得实际的普遍效力。公司制度旨在建立商业领域企业活动游戏规则，它为公司参与主体规定行为方式，但道德要求正是在这里体现，以符合伦理的方式经营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石。谢舜(200
1)认为，这表明企业己经认识到单向度价值取向的经济行为或缺乏价值取向的企业行为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公司制度不能无视企业经营伦理与管理伦理的存在而自行建立一套体系，企业行为的伦理需求决定了符合伦理观念的公司制度规范才能有生命力，而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
三、现代公司制度构建伦理审视与批判的必要性
公司制度与伦理的密切关系，只是说明了公司制度的伦理属性，以伦理审视与批判公司制度构建具有可行性，但现代公司制度构建需要以伦理视角进行审视和批判吗?道德是否有必要作为公司制度构建的评价标准?一般来说，由于法律制度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的不断发展着的需要和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资源的矛盾，因此人类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满足最大的需求，或者说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即效益原则就成为法律的基本理念之一。一个没有效益的法律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律。这是法律制度的功利性评判，但功利评价对法律而言也是有限度的。当一个法律尽管能实现最大的效益原则，但损害了人与自然的环境利益，损害了人与人的根本利益，损害了每个人的最基本权益时，它仍然是不合格的法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符合正义的法律就不是法律。可见，道德评判在关于法律的评价中居最高层次。实践证明，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形式化实现了法律的逻辑化，但理想的法治并未随之出现，而且还降临了人类法律史上的空前大灾难即纳粹的法制化暴行。因此，法律不仅是一个科学实证、社会技术问题，还有一个伦理价值问题。
而道德伦理价值根源于人自身发展的社会必然性，是从人的本质中直接引伸出来的价值，所以，道德价值的评价具有内在于人的特性和侧重于过程的特性。道德是否有必要作为现代公司制度构建的评价标准?公司制度需要进行立法技术评价、功利性评判，但道德伦理性评价同样必不可少。如果公司制度在设计上是完善的，也实现了效益最大化，但仍然不能说这就是一个健全的公司制度。假设一下，如果有限责任制度和独立人格制度刺激了投资，实现了公司经营的效益最大化，但没有考虑到对公司债权人是否公平，忽视公司债权人的保护，这个制度本身就是有瑕疵的，也是难以在市场经济中推行的。
公司治理参与主体的取舍也并不是以效益为唯一标准，股东之外的债权人、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就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公司经营影响很大，将他们置之度外是不公平的。总之，伦理道德提供了公司制度构建的价值合理性根据，可以为公司制度的实施奠定广泛而稳固的道义基础。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公司制度是规范、保障、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的，实现企业营利是公司制度的任务之一，而传统的社会道德在调节人们利益冲突时的突出特点是要求个人做出必要的节制和牺牲，即无偿奉献、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这是我国传统的社会美德，与企业的营利性是相矛盾的，如何解释?需要指出的是，公司制度的效益理念源于市场道德，而市场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在价值原则上有所不同，公司制度保障盈利、追求效益，前提是这种效益的获得是符合市场经济道德的。
四、现代公司制度构建伦理审视与批判的维度
用伦理观审视公司制度构建，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伦理观来审视。公司制度调整的是公司作为市场主体的组织与活动，所以公司制度构建首先要以市场道德为价值基点。而如前述市场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不同，正如学者指出的，一般的社会道德不但要求人们不能损人、害人，而且还要无偿利人、助人。而市场道德遵循的是利己不损人的价值原则，在行为动机和目标上允许有合理的个人利益欲求。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在于其是目前为止效益最大化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通过自由平等的竞争机制实现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利用，因此，对于市场经济主体来说，其在市场规则下最大化营利了，其行为就是道德的。在一般的社会道德中，这种逐利行为可能被描述为自利的贪婪，但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说，个人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对社会利益的不断的促进作用甚至比他想要这么做时更为有效。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然会使社会财富最大化，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存在的正当性和价值就是最大化的营利。公司制度将效益作为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正是反映这一现实，效益也是审视公司制度的伦理标准之一。
然而，审视公司制度构建的不应仅仅是效益观，我们以往将效益作为市场经济价值观的主导本身在社会层面具有局限性。市场经济机制的固有缺陷，如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外部负效应、贫富差距悬殊等，说明以效益为价值主导的市场道德也具有局限性，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规则必须引入公平合理等普适的道德元素，这也是市场经济需要外部干预的原因。公平、正义其实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竞争，但这种自由竞争必须是公平合理的，缺乏公平的竞争如高度垄断下的竞争，也不可能产生高效合理的结果。因此，公司制度构建除了以市场道德作为价值准则外，还要以普适的社会道德作为价值准则。
另外，公司不仅是市场经济主体，还是一个社会主体，需要遵守社会一般准则，因为公司的行为还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如何处理普适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与市场道德的关系?比如普适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中公平是一个重要元素，如果将效益与公平作为公司制度构建的伦理审视准则，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如何处理效益与公平的关系，西方学界已进行了几个轮回的争论。公平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追求效益可能会牺牲公平，绝对的公平也会使效益丧失，但两者也相互影响，合理的公平会有效促进效益的提高，效益本身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本文认为，公平是社会一般道德价值层面的公司制度审视标准，效益是市场道德价值层面的公司制度审视标准，因此，公平是比效率更高层面的道德价值。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提倡和保障效益，效益能够成为价值准则，是因为效益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公正。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就认为，只要使财富最大化，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的意义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因此，效益价值的存在其实依附于更高层次的公正价值，如果一项制度追求了效益但本身有违公正，是无法取得合理性的。
五、结论
如果公司制度也需要以伦理观进行审视，也许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比如对于如何看待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出现，颠覆了传统公司制度的原则与体系，视其为洪水猛兽。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公司社会责任的兴起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公司制度的运转、公司营利不能有违社会伦理。公司制度的正当性不能仅仅以效益为目标进行衡量，还要看这个制度是否是正当的，是否对其他利害关系人是公平的。
但公司社会责任本身并不否认公司营利，因为效益也是公司制度的伦理标准，只是这个效益应是不违背更高层次公正的效益。公司社会责任不是一种制度，有学者感叹公司社会责任难以有实施机制，比如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在理论设计上看似完美，但除了职工参与治理得到了实践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似乎都难以操作。如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代表进入企业董事会参与治理，董事会必将效率全无，而且如何确定环境保护、社会利益、消费者、债权人代表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利益相关者代表没有成熟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得以选出，实践中没有可操作性。但其实公司社会责任并非一项法律制度，公司社会责任的出现只是一个价值引导的信号，是对长期被忽视的公司制度伦理价值的一种回归。
公司制度的发展如果只顾营利，可能走上歧途，苏丹红、毒奶粉等企业失德事件在我国的频频发生就是一个警钟，只有伦理审视才有可能将这匹脱缰的野马重新拉回正常轨道。如果以伦理观审视公司制度，其取舍就有了多重标准。公司制度要符合技术、效益的检验，同时要接受伦理的检验。比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1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条规定设计了股东的除名问题，但未来公司立法应如何设计公司除名制度?以伦理的价值准则来看，公司除名制度的正当性在于不道德的股东应予惩罚，只有在某一股东继续成为公司成员对其他股东来说不公正时(比如严重违反出资义务、不诚信经营侵吞公司财产)，才能将其除名，只有按照这样的标准进行公司除名制度设计才是不违背伦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