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批评能否“入史”与网络文学本身能否进入文学史的论题逻辑一样，都要取决于网络文学在这个时代文化语境中的功能作用、它们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其史学依据合法性的观念体认。时至今日，当体量巨大、传播广泛的网络创作与风生水起、备受关注的网络文学批评一道走进人们的视野，建构网络文学批评史是否能赢得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尚需要从观念逻辑、本体依据和史学价值上考辨其持论基础。
一、网络文学批评史的观念逻辑
从文学史眼光看，成长中的网络文学，其理论批评尚处于小荷初露的创生期，此时去谈建构网络文学批评史，无疑会有一定学术风险。不过任何学术想象都是需经实践验证才能被现实确认的，设若切入网络文学现场，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我们依然可以从云蒸霞蔚的网络文学创作中听到呼啸而至的评论的声音，从丰沛的网络文学现象中看到一个个圪圪孜孜的理论批评者的身影，从日见增多的研究成果里聚拢起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学术资源和观念存量。于是，追问书写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必要与可能，便不再是一个虚设命题，而是一个基于网络文学发展实践和学理建设需求的有效言说，并且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建设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节点。任何史学的构建无不是从可实证的起点开始而达成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基于此，我们试以网络为点、以文学为经、以批评为纬，在“史”的理论半径和“论”的学术疏瀹中，探寻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逻辑。
如同网络文学能否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争论一样，网络文学批评的“入史”之辨，实即网络传媒语境中文学发展观与社会历史观的“关系逻辑”之辨。在我看来，网络文学批评进入文学批评史，是能够得到文学实践和观念逻辑充分确证的，因为网络文学批评的成果与业绩已经为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从理论逻辑上看，我们能找到三个基本支点。首先，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需要我们对网络文学批评的现实持一种客观的历史体认态度。占据当代文学大半壁江山的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内容，对于这一文学的理论批评成果也已成为今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论之已经具备本体论的依据。其次，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探析网络文学批评史建构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秉持怎样的文学价值取向，以此研判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定位，并且要对其在当今社会文化舞台上的角色身份予以功能辨析。网络文学批评对大众话语权的构建所开启的评价姿态和话语方式，不仅拓展了文学批评史的新思维和新领域，也延伸了文学批评的意义模式及其时空结构，我们应该拥有把握这一功能范式的历史眼光。再者，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不断新变的观念，传承并不断更新自亚里士多德《诗学》、刘勰《文心雕龙》以来理论批评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方式。故而，由这几个要素所形成的文学发展观、文学批评观、文学史观与特定社会历史观之间的必然关联，不仅让网络文学批评获得了入史的理论前提，同时也蕴含着认同其入史的必然和意义。这样看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批评不仅有丰沛的文学资源进入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场域，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足够的观念资质书写自己独立的“网络文学批评史”。面对当下已经呈现出来的有关网络文学批评的史料、史实和史绩，我们应该树立起应有的理论自信，即在探寻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构建的逻辑前提时，秉持这样的史观和史识。这正是我们书写网络文学批评史时应有的持正立场，也是我们廓清网络文学批评入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现实依据。
二、网络文学批评“入史”的本体依据
既然网络文学批评史构建的前提是史实，那么，这一史实的历史性存在便是“史”之为“史”的本体论依据。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时下的网络文学批评多么芜杂或稚嫩，它们的已然性都是一种客观实存、一种现实性的历史存在，或历史性的现实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切入网络文学现场，其中有关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史实、史料十分丰富，并且已经得到许多学人的考辨与清理。1
首先是云蒸霞蔚的网络写作创造了对网络文学批评的现实吁求，也让这一文学的批评史书写有了作品积累和批评持论的本体论依据。自打20世纪90年代初汉语网络文学在北美诞生以来，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文学网站的聚集效应，让以机换笔、上网写作成为没有门槛的文化时尚，虚拟自由的发表机制，巨大的作品存储空间，无远弗届的传播方式，让蛛网覆盖的互联网迅速涌现出阵容庞大的写手群体、恒河沙数般的原创作品和数以亿计的文学网民2。特别是自媒体兴起以后，手持数字终端的网民在诸如联网手机、iPad、电子书、电纸书等各种电子阅读器、移动互联网和各种APP工具上阅读、写作和上传作品已经成为习惯，不仅拆卸了传统文学生产、传播和评论的所有技术壁垒，还彻底打破了精英群体对文学的“圈圩式”垄断，大大解放了文学话语权，把昔日高高在上的文学拉回到民间大众，改变了过去传统文学一家独大的文坛格局，形成了今日中国蔚为壮观的“网络文学现象”。与此同时，自由生长的网络文学由于写作水平的参差不齐和缺少“把关人”的遴选过滤，出现了“量”与“质”的明显落差，有“网络”而缺少“文学”，或者有“文学”而缺少“文学性”，成为这一文学备受诟病的突出“短板”。这时候，呼吁文学批评对网络写作的引导，期待理论研究对网络文学创作规律的阐发与规制，乃至召唤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互动交流，就成为重要的历史性文学命题，我们的网络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因为无论如何，网络文学的规模效应及其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都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学事实，并且是一种文学的“巨存在”，这个无法绕开的“巨存在”需要有一种“据实而史”的历史性表达。英国历史学家霍列特・卡尔（E. H. Carr）就曾说，写史应该恪守实证主义原则，“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1]（P3）。如果要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写史，就不能忽略网络文学的客观史实和不容小觑的史绩，不能没有网络文学史，否则就不是完整的当代文学史。同理，如果是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写史，也不能没有网络文学批评史。尤其重要的是，推而言之，“今日的网络文学不仅是一种体量巨大、声威日隆的文学事实，还日渐在‘边缘’与‘主流’的博弈中，用不断攀升的业绩博取自己的文学身份和文化地位，并且与社会权力话语形成新的历史逻辑关系，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传播形态与媒介生态、大众诉求、文化表征、生活方式、社会变化乃至权力模式、观念转型、理论嬗变等形成一定的‘关系场’和变化模式，从而让它们以‘语境关联’铸造出了网络文学入史的前提”[2]。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任何一个局部‘中心点’，任何一个‘变化的模式’，如果不通过系列连续的联结最终归于一个整体战略，那么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相反，任何战略，如果它不以准确的、细致的关系为基础――后者不仅不是它的实施与后果，而是它的支点和锚地――它就无法获得整体效果。”[3]（P79）网络文学是这样，网络文学的理论批评同样如此，作为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网络文学批评正是在这一文学与社会文化和历史进步的变化模式和语境关联中，赢得自己的入史前提的。
三、网络文学批评的史学价值
在另一个深层逻辑上，网络文学批评不仅是一种历史存在，更是一种价值存在，它在评价、研究网络文学的价值范式中不断确立和丰富文学批评史的史学价值。批评的价值取决于批评者对文学的解读，批评史的意义则源于治史者对批评的剖析，因为“文学的各种价值产生于历代批评的累积过程之中，它们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过程”[4]（P36）。如果说，历史存在只能证明一种客观持存的本体在场性，价值存在则从意义构建上律成了网络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的历史书写对象的观念合法性，亦即网络文学批评要以合法性的身份认证介入或干预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工程，不但要廓清其已有的存在样态，更需要辨析其作为一种文学历史节点的价值属性和意义形态，厘清网络文学批评入史的理论必然性与观念建构性，进而达成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实践理性与意义理性在文学批评史中的统一。
作为一种价值性的存在，网络文学批评本身可以划分为诸多价值层面。
在我看来，网络文学批评首先需要检视的是网络文学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把握其在社会主流文化价值选择、培育、建设上的思想度、覆盖面与影响力，考辨其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提供了文化价值的正能量，并警示抑或消除其价值取向的负面性。这样，聚焦文化价值的网络批评，对于建构网络文学批评史也将是有价值的，并且应该是网络文学批评史的价值选择。网络创作形成了“大跃进”式的海量生产和“人气堆”般的大众阅读。不仅如此，网络小说的衍生品涵盖了电影、电视、话剧、图书、音乐、游戏、动漫、有声读物、儿童读物、周边产品等多种大众艺术形式。2011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失恋33天》，2012年最火的电视剧《甄执》，2013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致青春》，2015年影视文化市场播映的《花千骨》、《琅琊榜》、《盗墓笔记》、《云中歌》、《鬼吹灯》、《九层妖塔》等炙手可热的作品都改编自网络小说。这表明，网络文学已经改变了我国文艺发展的整体格局，已经成为当今文艺大家庭中关注度最高的“发烧友”，成为当今中国文学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对繁荣发展我国的文艺事业、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有鉴于此，网络文学及其全媒体传播的泛娱乐化衍生品对大众文化生活的大范围覆盖，使得网络文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网络”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而是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学品相、时代风尚、文化引领、人文精神和价值导向直接相关的文化大问题――因为它的“时代现象级”影响，已经直接关涉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当代文化建设，关涉到网络话语权和新媒体阵地掌控，关涉到大众文化消费、国民阅读和青少年成长，甚至关涉到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建构、文化软实力打造和国家形象传播。于是，解读、评判、研究乃至引导这一文学现象、大众文化现象，不仅是文学批评的责任，也彰显了网络文学批评的价值，厘清和描述这一批评的过程与内容也就彰显了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价值。
再从文学本身的价值构成层面看，网络文学及其批评具有技术传媒语境下艺术审美的拓新价值，这是网络文学批评“史识”建构特别需要关注的。网络化的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使网络写作在打破文学惯例的同时，也蕴含着新媒体诗学的重新建构，由此形成文学审美方式的解构与建构的统一。网络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厘清这一文学是怎样从传统文学的逻辑原点上实现理论转向和观念转型的，并以此赢得批评自身的价值赋值。很显然，网络文学生产形成的“技术的艺术化”和“艺术的技术性”的双重张力，消解了执笔书写的创作方式和纸介阅读的原有魅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创造传统文学所没有的数字化诗意的新境界。例如，由“软载体”文本构成的网络作品具有容量大，传输快，易于检索、还原和复制等优势；电子化的文学文本还具有字号可调、选择语种、自动翻译、自动阅读、信息实时更新、资源无限共享，以及文学话语权回归大众等便利条件，因而网络写作更便于按照创作者的表意旨趣自由地实现艺术创造，做到“观古今于眉睫之前，挫诗情于光标之处”，让技术的神奇魅力酿造出艺术的诗意胜境。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言：“网络多媒体文本吸纳图、文、声、影等审美要素于一身，形成了对人的感觉器官的全方位开放，便于欣赏者立体化地感受信息对象的艺术魅力。这类作品根据情节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常常在文字文本的背景上通过Flash画面的流动或增设旁白来实现虚拟真实叙事，还可以用歌声、音乐、音响等听觉效果来酿造故事氛围，实现视频、音频综合效果对欣赏感官的立体冲击……这样的艺术氛围里不仅有‘象内之象’，还有‘象外之象’和‘象外之味’，类似的文学文本是传统的纸介书写印刷文学所无法创造的，其图文并生、视听融合、间性互动、随缘演化的诗意化境界，是数字化网络媒体带给我们的新的艺术宁馨儿。”[5]网络文学源于新型技术传媒所由形成的新的艺术特征及其审美价值，给评价和研究这一文学的理论批评以及网络文学批评的史学书写一并赋予了新的价值元素，使这种评价、研究和批评有了“史”的书写价值，当然如果这种书写本身是有价值的话。
另外，网络文学还有一个迥异于传统文学的价值选点，那就是它更为注重文学作为文化产业的商业价值，看重一个作品在传播中的市场考量，这正是这一文学在批评的史学建设上有别于传统的地方。尽管这种商业价值之于传统的人文价值底色可能会是一种消解抑或背离，但对于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来说，却是一种绕不过去的价值选点。如果说传统文学是一项艺术的“事业”，时下的网络文学则主要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产业”，是一种基于资本市场逻辑的商业价值营造，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呈爆发式增长的经济诱因。网络文学是技术市场配置与阅读市场选择的产物，这里没有了主流文学的“作协管理”体制，也不需要掣肘于已有的作品认同标准，只需要以市场为中心的读者首肯和网站运营的“全媒体”、“泛娱乐化”的产业链打造。“文学网站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适者生存；网络写手靠了‘技术丛林’和‘山野草根’这两把大刀，从‘孤独的狂欢’开始，日渐演变成为一种职业选择，一种谋生手段抑或致富路径，作者期待的已经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文学高度和永恒的价值，而是读者的点击率、收藏量和网站对作品的‘全版权’经营，作品版权转让、二度加工的产业链盈利能力，才是网络文学创作者和经营者最为关注的。”[6]网络文学产业经营所创造的商业价值，对于传承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可能不足为训甚至是有害的，但对于网络文学本身的激励却产生了强劲的经济驱动力，并且是文学史书写不容忽视的一种价值结构形态。文学本身就具有“精神”与“经济”的二重性，我们过去更重视前者（这并没错），网络文学却把后者作为价值选择的重心，显然难辞剑走偏锋之咎；不过，网络文学批评能针对这一现象辨明是非，做出恰当的评判，依然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恰恰是网络批评需要面对和解答的重要论题，也是网络文学批评史不得不关注的一大“史实”。
还有，网络写作让文学话语权回归大众，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生产主体身份的转型，是数字化技术带给文学的一次大解放，如何评价这一现象，已成为网络文学批评史应该直面的书写内容。网络技术的“平权架构”模式天然地设定了每一个网络节点的平等性，亦即网络写作自由性。在互联网上，文学打破了创作身份的藩篱，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写作和让写作上网。并且，“网络消除了作品的‘出场’焦虑，拆卸了文学发表资质认证的门槛，谁都有权力上网发布自己的作品，谁也无权阻止他人自由发言，这就给了每一个文学钟情族以网上圆梦的机会，使来自民间的文学弱势人群有了‘人人都可当作家’的平等的权利”[7]。网络话语权的下移，让大众书写的“新民间文学”时代迅速来临，拆卸了既有的主体身份藩篱，颠覆了传统规制的文学秩序，以技术启蒙解放了文学话语权，也催生了巨大的文学生产力，尽管其所带来的“写作大跃进”未必就代表文学的进步，但无疑却是对千百年来社会分工导致的精英阶层“圈子文学”的一种反叛式矫正，它使文学行为重新回归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大众体制，对文学的“人学”本性回归终究是有历史性积极意义的，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砍砍伐檀”、“七月流火”那个大众作诗时代的历史回声[2]。无疑，网络文学批评不应该也不会忽视这一历史性变化（事实上已经有诸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文学权力下移、回归大众的实现，是网络技术送给文学的最好“礼物”，也是文学一直在追求的“大众化”的时代机遇，这是网络批评的现实，当然更是网络文学批评值得予以价值书写的历史。
参 考 文 献
[1] 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 欧阳友权：《重写文学史与网络文学“入史”问题》，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
[3] 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4]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5] 欧阳友权：《用网络打造文学诗意》，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6] 欧阳婷等：《网络文学的体制谱系学反思》，载《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7]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自由本性的学理表征》，载《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