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对学界和政界盛行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分法提出质疑，认为它并没有充分折射现实国际博弈中实力的真实结构，从而提出猜想：除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实力存在，三者一起共同构成实力的总体或全部。阐述结构实力的逻辑内涵，推测它的来源，勾画它的运作机理，催生对猜想的核实或证伪研究，从而为在学术上全面揭开实力的真实结构作出贡献，是文章的宗旨所在。
关键词：硬实力；软实力；结构实力；国家实力；诉求博弈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Carr）发表了他影响深远的巨著《二十年危机：1919―1939》。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实力（power）两分法：以军事打击能力和经济制裁能力为内涵的强制力，以及以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吸引力为内核的说服力。卡尔双元实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分法雏形的诞生。半个世纪之后，约瑟夫・奈将卡尔的“隐形说服力”思想发扬光大，并将“软实力”概念系统化。从此，将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两分法风靡全球。不仅政治家对此津津乐道，而且学术界也极致推崇。似乎除了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外，实力便没有其它的形状和来源了。
实力真的只有软硬之分吗？除了强制力和吸引力之外，难道没有别的实力形式了吗？本文提出的“结构实力猜想”就是从逻辑上质疑这种盛行的实力两分法。即认为，实力除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实力存在，三者一起共同构成实力的总体或全部。结构实力的观点之所以称为“猜想”，是因为对它的存在还只是一种假设和命题性判断。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能系统地证明它的存在。阐述结构实力的逻辑内涵，推测它的来源，勾画它的运作机理，催生对猜想的核实或证伪研究，从而为在学术上全面揭开实力的真实结构作出贡献，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一、结构实力概念的来源和内涵
“结构实力”（structural power）这个术语不是本文的发明，而是根据英国政治学家苏珊・斯特兰奇有关“结构实力”的论述引申而来。斯特兰奇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者，她把结构看作理解政治的钥匙，把结构组合视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国家互动构成结构，结构直接影响国家取胜的能力。对于斯特兰奇来讲，每一个国家都置身于一个结构体系之中，政府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在结构环境中发生的。虽然结构本身不是一种看得见的力量，但它时刻在发生着作用，影响互动的速度、方向、范畴和结果。①
结构有可能在实力形成过程中起建设性的作用，这是斯特兰奇对本文提出结构实力猜想的重大启示。但是因为苏珊・斯特兰奇于1997年过早去世，结构实力研究没能得到继续推进。过去十几年来，结构实力的研究基本上没什么起色，只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与结构实力相关的研究成果。⑦并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为了反驳美国衰落论。与本文把结构实力作为一种独立于常规硬实力和软实力形式之外的实力变量之观点相距甚远。
结构实力猜想是对斯特兰奇理论的修正。换句话说，是用了她的“结构实力”这个术语，但抛弃了这个术语的斯特兰奇内核。首先，本文对实力的定义是非结构性的，跳出以结构来定义结构实力的同义语反复怪圈，避免重蹈斯特兰奇的覆辙。本文把实力被定义为“一种在与他人的诉求斗争或利益博弈中实现自身诉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实力是一种将诉求变为现实的能力，由强制力（硬实力）、吸引力（软实力）和结构杠杆力（结构实力）构成。根据这个定义，一个国家是否有实力，并不只是看它拥有多少武器系统、多大的经济生产能力或者多强的文化吸引力，还要看它是否拥有足够的结构杠杆力。实力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衡量的标准不是武器系统、文化产品的数量，而是在利益博弈中诉求竞争胜局的数量。这就是说，判断一个国家否拥有实力，主要参照的是它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它表面上拥有的实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在利益博弈中屡战屡败，即使它重兵在握，也很难说它拥有实力；反之亦然，如果一个国家虽然貌似虚弱，却屡战屡胜，不断实现它的诉求和目标，那么它应当被认为是有实力的。
结构实力猜想虽然是受斯特兰奇结构主义思想的启示而产生，但猜想的形成和提出主要是实证观察的结果。冷战后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大国常常搞不定小国，小国常常能制服大国。换句话说，貌似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虽然拥有巨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吸引力，但往往在同貌似弱小的对手博弈时无法实现自己的诉求；同样，弱小国家在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博弈时，成功捍卫自己目标的情况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朝鲜核武诉求与中美俄日韩朝鲜半岛无核化诉求之争，西方的阿富汗民主化诉求和塔利班的阿富汗伊斯兰教化之博弈，伊朗核能诉求与美欧海湾去核化诉求之争，等等。在这些博弈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共同的现象：明显的实力优势无法转换成明显的诉求优势；明显的实力弱势并不影响诉求的实现。
这表明，在国际事务中存在着一种实力与能力脱钩的现象，即国家在国际博弈中制胜的能力与它实际拥有的实力不成正比。这一现象曾经在三十多年前被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提及过，他当时用的概念叫“paradox of unrealized power”，抽取他的本意，我们可以称这种现象为“伪实力悖论”。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现象似乎越来越多。拥有惊人硬实力和足够软实力的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其特定的国家诉求时越来越力不从心。与此相反，一些在软、硬实力上并不占优势的国家在对抗明显更强大的国家时，反而能达到或实现其国家诉求和目标，或者阻止乃至破坏更强大的国家目标的实现。
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在国际政治机制和结构里存在着某种要素，这种要素虽然不能直接被看到，但是却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使得常规实力资源无法在政治上生效，并常常使非政治因素转化为政治实力？值得思考的是，除了两个通常的实力要素（软实力和硬实力）外，是否还存在着一个第三实力源泉？本文猜想：正是这个第三实力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国家即使缺乏常规的实力资源，依然能在国际冲突中有效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其他国家尽管具有显著的实力资源，却在试图实现其利益诉求时失败。 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就意味着，我们常见的两种实力要素（软实力和硬实力）并没有准确反映现实国际关系中真实的实力结构。非常可能的是，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外，存在着第三种实力，而它的形成机理和作用范式还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从逻辑上来讲，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结构实力作为第三实力来源存在的可能性。极有可能的是，这个第三实力造成了软、硬实力与实际博弈能力的脱节。它限制甚至抵消了通常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影响力，并且不动声色地帮助没有常规实力资源的国家在博弈中取胜。
二、结构实力是一种杠杆力
必须承认，我们对结构实力的特质、确切的形成机制以及影响方式都知之甚少。此外，它与软、硬实力的关系依旧是需要探知和阐明的未知研究领域。为了将结构实力与硬实力和软实力区别开来，我们猜测它是一种杠杆力，一种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力。换句话说，结构实力不是一种物质或者精神效应，而可能类似于一种机械杠杆力，它通常因力臂与力矩的不同在机械各部分互动时产生。这种杠杆力的大小往往不取决于所施加的力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它在机械结构中的着力点的位置。这意味着，结构实力的源头或者来源与硬实力和软实力无关。
根据这个假设，结构实力并不源自于为硬实力提供基础的物质资源，也不来源于建构软实力的文化或精神资源。相反，应该认为，结构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产生是严格独立的并行结构。这意味着，三者的力量源泉有其各自的特定源头。换句话说，结构实力的产生遵循其自身逻辑，它的形成和发展与硬实力和软实力无关。这是结构实力猜想至关重要的核心理念，因为，如果猜测硬实力和软实力对于结构实力来说起着建构作用，那么理论会陷入逻辑同义语反复的危险，如同我们在苏珊・斯特兰奇那里观察到的一样。
将结构实力假设为一种静态机械力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断然把它从物质和理念层面中剥离出来。国家问相互作用是结构实力的动力来源，这一猜想是结构实力假设的核心。如果我们认同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看法，国家间相互作用在建构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行为体相互作用之前，行为体并没有自我认同”。相似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结构实力的产生：没有相互作用就没有相互掣肘的结构实力。我们假定，结构实力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国家在给定的背景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定位和能量。但其结构实力的大小不一定取决于自身的绝对能量，而是取决于互动的时机和互动支点。
这种类型的作用力类似于杠杆定律所认可的作用力。根据力臂的长度，用很小的力量消耗可以达到很大的作用力。重要的是，占据正确的位置，以获取杠杆力。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阐述他的著名体制理论时，曾将世界看成是一个跨国界和相互依存的无政府状态体。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当代国际关系本体论是正确的，并将这种静态的机械杠杆原理应用到国际政治生活中，那么，全球化时代，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具有对外部突发事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些特性则可能产生很多政治杠杆。那里充满着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和复杂的国家间联系，杠杆力的施展潜力和空间应该非常之大，以至于结构实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由于结构实力的杠杆力特点和多维互动特性，导致了它的大小不可能由国家某些单项的强弱所决定，而是由不同单项能量互动、不同杠杆力支点相互掣肘的总体结果。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个国家硬实力或者软实力的衰退并不自动导致它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影响力的减弱，反之亦然，硬实力或者软实力的提升并不自动导致它在国际博弈中杠杆力的增长。
三、结构实力是一种“多维势能”
传统的实力理论一般都强调实力的单维度垂直差异。如斯特凡诺・屋奇尼指出的，国家的实力来自于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位置或者角色”。与此不同，结构实力不仅强调行为体所处的位置，而且关心国家在相关局部结构中不同层面上位置的相互影响，并猜测，正是这种影响导致了结构实力的形成。换句话说，势能特质结构实力并不是单维的基于资源实力的能力，而是一种多维的结构相关的势能，这种势能由国家间相互作用、挤压产生。
国家间关系定位的多维性和多维度互动产生势能特质的结构实力。与硬实力和软实力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在特定的局部结构中，国家在不同事务方面所处的地位是不均衡的。在某些方面某一国家可能非常具有正能量，在另外一些方面可能被负能量所困扰。早在1950年，哈罗德・拉斯韦尔和亚伯拉罕・卡普兰（Harold Lasswell，Abraham Kaplan）就在其大作《实力和社会》中指出了这种实力的多维性和它的不对称性。三十年后，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的观点与拉斯韦尔、卡普兰和达尔如出一辙。他认为，“同一个行为体可以同时是强大和弱小的，也就是说，它相对某些参与者在某些范围来说是强大的，而相对另一些参与者在其他范围内则是软弱的。同一个国家在阻止其他有核国家对自己国土进行核攻击时，可能是强大的，而在赢得第三世界人民的民心和认同方面则是弱小的”。
当前的世界体系可以描述为跨国化、互相依存的无世界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无全球统一号令状态中，因为全球化造就的不对称的安全脆弱性，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局部结构中都非常强大。这就是全球化的逻辑，参与全球化意味着，通过融入全球交流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而一个全方位都强大的国家是没有任何动机来加入全球化的。因此一个国家在局部结构A中比在局部结构B中可能有更强的势能，在局部结构C中就可能能量低下。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在阿富汗冲突中，美国对塔利班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也就是说在军事较量这一单项博弈方面有很大的能量。但涉及对深山老林地区的阿富汗人施加影响力时，它的能量就显得弱小很多。除非在所有局部结构中占优，一个国家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所有局部结构的强势均质性的，而且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全球化造成的跨国界脆弱性从逻辑上排除了“实力全能、各项第一”的可能性。 但是，弄清楚实力关系的范围和领域是一回事，将其综合作用定义为多维势能特质的结构实力是另一回事。在实现其自身政治诉求的博弈中，国家所有维度及其地位的影响都会被激发。在各态势间的相互作用中，国家结构地位的影响力互相掣肘、互相增强或者互相平衡。如果将拉斯韦尔、卡普兰、达尔和鲍德温的“范围和领域”理论用结构主义深化，用杠杆法则扩大，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互动中必定产生不同的杠杆。这些杠杆随着不停的、方向多变的互动，会产生、增长和传递各种作用力。其结果是，特定区域的正能量会被其他领域的负能量抵消；特定领域的负能量可能会被其他领域的正能量中和，由此而造成我们前面所述的实力与能力脱钩的现象。
这就是说，由于多维度相互作用的杠杆力影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某特定局部结构势能急剧衰落，但这一衰落在国际利益冲突总体博弈中很难显现出来；反过来，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总体上显得较弱小的行为体，如果在特定的条件下能成功发挥它为数不多的杠杆势能，即使不拥有显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也能置强大的对手于死地。下象棋的人可以证实这一逻辑：如果将棋在正确的时间点、正确的形势下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即使是小卒也可以将死对方。
所以，一个国家在国际博弈中是否能占得先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基于多结构互动而产生的杠杆力有多大。可以肯定，特定结构间各种不同势能的多维互动，有可能非常有利于某些国家而不利于其他国家。通过杠杆原理观察，这些国家一旦抓住了杠杆力臂，就会使其他对手处于非常不利的杠杆载荷臂上。这个有利的位置，使得一个国家即使只有很小的分量，也有可能利用其支点优势将实力地位的政治影响度扩大，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四、结构实力是一种“状况实力”
“状况”（context）这一概念对于确认、发现或抓住结构实力的存在来讲，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由于其强制性的天性和物理特性，硬实力的存在和作用力非常容易被感受到。它可以直接强迫其他行为体让步、投降或者服从。与硬实力不同的是，结构实力不能被直接认知，因为它是无形的，而且也不能被直接掌握。其存在也不像软实力那样易于感知和易于接近。人是有情感的，软实力正是因为它的思想感召力和文明的吸引力可以被人们直接从心理上和情绪上感知。即使软实力的政治影响力只能从其他行为体产生的同情和好感中间接得到，但我们能从社会建构结果中直接感知到它：从吸引力中产生的同情和好感使得人们更容易识别或认同软实力持有者的政治构想或者诉求。
与此相反，建立在杠杆原理基础上的结构实力，在没有特定的博弈状况下，不明确显示作用也不能被感知，因此也就不能直接被认识到。只有在一定的状况条件下，它才能显现出来并被认知。状况背景是其产生的前提也是限制其作用范围的框架。因此可大胆地假设：没有状况环境就不存在结构实力。反之，没有结构实力的状况环境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博弈状况使得结构关系成为有影响力的实力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具体博弈状况的存在，任何现存的结构关系在政治上都是毫无意义的。普通的人际和国际关系纽带只有通过进入一定的状况或被牵涉到某一状况里，才能成为政治实力资源。大卫・鲍德温在这一方面提出了类似的假设，他认为背景状况分析是实力分析的前提：“确定某物是否是实力资源的唯一途经，是将其置于一个真实或者假想的政治可能性框架背景下。”
为什么结构实力只能在一定的博弈状况下产生呢？这是因为只有博弈才能激活各种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围绕着某一财产、资源、领土、理念、人群或机制的诉求博弈和利益冲突一旦开始，它便能将所有牵涉进来的人际关系和时空关系实力化，即将貌似非政治性的因素转化为政治实力，也就是杠杆原理所强调的“撬动效应”。这个假设可以再次通过阿富汗冲突的例子形象说明：如果没有北约部队和塔利班争夺阿富汗控制权的国际背景，没有这场跨洲际、跨文化、跨宗教的利益与诉求博弈，那么，很多阿富汗现存的结构关系都是没有实力意义的。
比如，在北约部队进入阿富汗之前，一个庞大的阿富汗家族中的亲属血缘关系跟世界政治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在世界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场空前的、超出军事范畴的阿富汗冲突将阿富汗人与人之间平常的血缘社会关系立刻变成了一种影响战争胜负的实力资源，正是这场国际冲突将一种和平时期毫无国际实力意义的社会联系激活，并使之成为这场冲突最重要的局部结构之一，因为双方都可利用它来收集情报、提供信息、煽动叛乱，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对手的作战计划。因为北约部队的进驻，阿富汗家族亲属血缘关系这一原本在世界地缘政治上毫无危害和完全普通的社会纽带演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实力资源。对它的控制和掌握，意味着在这个局部结构里拥有更大的势能和左右人心背向的能力。
通过“战争状况”，“七大姑八大姨”的血缘关系居然生成了能在实质上左右冲突结局的一种实力资源，有不少例子表明，每个家族中既有人在阿富汗政府军中任职，也有人在塔利班中当指挥员，表面上是对手，实际上是兄弟。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美军刚部署完与政府军联合作战的计划，作为政府军军官与会的表弟在第一时间便将计划通报给了在塔利班当指挥员的表哥。从效果上来讲，一个简单的表亲关系可抵得上千军万马。再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也斗不过这看不见的结构实力。
然而，只有在阿富汗这场“战争状况”下，这种血缘关系作为世界政治博弈意义上的结构实力才显现出来，阿富汗战争一旦结束，北约部队一旦全面撤出，对美军来讲，这个血缘“结构实力”的作用也将会随着冲突的解决而消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结构实力既产生于状况也会随之消失。但这个道理不能应用到硬实力上面去。坦克和航母就摆在那儿，它们并不一定需要有一个“状况”才被当做实力资源。即使博弈状况消失，冲突背景解除，它们依旧是威慑力量。
五、激活结构实力的“状况”如何产生？
“状况”对结构实力的意义弄清楚后，还要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状况如何产生？新现实主义的鼻祖肯尼思・华尔兹在揭示市场形成时指出，结构通过“类似单位的共同作用和互动形成”。0这一逻辑可以用来解释冲突状况的产生。其实每当一个国际冲突互动过程启动时，状况就形成了。反之，冲突一旦结束，状况便消失。因此了解结构实力的前提条件，重点应是分析解剖建构冲突状况的多元结构及其构成的结构维度。 国际博弈状况在全球化时代很少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维度，往往一个冲突状况可能由许多维度或多局部结构构成。这些局部结构对于冲突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局部结构的能量都会对博弈状况的整体发展及博弈结果产生影响。即使是纯安全冲突状况，也不仅仅只是包括军事结构。例如，军事力量较量只是阿富汗冲突状况的一个局部结构，美国和塔利班的较量涵盖大量的次结构领域，包括民心走向、卡扎尔政权的忠诚、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态度、毒品经济的遏制、阿富汗国防军建立的速度、博弈双方政府政策的国内支持度、作战部队对当地地理结构和风土人情的认识以及外部世界的支持度。如果军事能量能够压倒其他全部次结构的总体能量的话，阿富汗战争早就结束了。可是现实的博弈状况是，非军事次结构能量不仅极大地中和了军事能量，而且正在迫使军事能量退出博弈状况。单单阿富汗这个简单的例子就说明，国际冲突的状况可以如此多结构化，结构产生的力量可以如此之大，以至于貌似强大的博弈方会被看上去弱小的博弈方击败。
将博弈状况视为结构实力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还带来两个非常宝贵的认识论优点。通过状况分析，我们不仅能准确认识组成利益冲突的单个结构，也能认识各博弈方在各局部结构中的能量地位。状况分析就像一个博弈结构实力分布图，如果实证研究方法使用得当，便可清晰描述各博弈方在各博弈局部结构中的位置和及其能量强度。一个国家占据越多的次结构优势位置，它就越能控制整体博弈结构的发展。越能控制结构，结构实力就越大，因为它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枢纽结构点上形成支点和杠杆力。拥有足够多的杠杆力的国家可以根据这个逻辑占据有利地位，抵消对手的某些次结构优势并使其陷入有力无处使的尴尬状况之中。
这就是我们能经常观察得到的所谓“实力与能力脱钩现象”的内部逻辑。在特定的博弈状况下，通过次结构杠杆力取得的结构实力限制了其他对手的行动空间，减少了它们的选择余地，降低了其发挥本身优势的可能性。它们的被动性增加了，贯彻力降低了。一旦一个国家通过多元次结构互动掌握了足够的杠杆力来撬动博弈状况总体结构，则不一定需要动用硬实力或者软实力来实现其目标。它可以“四两拨千斤”，让结构为其效力。
理论上甚至还可以设想，在实现政治目标的竞争中，拥有杠杆力的国家明明受益于结构，自己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不知道它身在其中的关系结构在帮它的忙，不知道它实际拥有的杠杆力。因此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某些国家达到了目的，实现了诉求，在博弈中胜出，却不知道它是如何达到的。反之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形，一个特定国家在利益博弈中失败，却不明白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有些研究人员，如克劳斯・克诺尔（Klaus Knorr），将这种“非意图实力现象”视为纯粹的偶然或者运气，并拒绝承认它是实力。①他们与其说是只知硬实力和软实力，还不如说是缺乏结构思维。殊不知，实力永远是与结构相联系的。不管人们有没有看到它，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不管人们是否有意地使用它或者无意地碰到它，它都在那里，而且时刻在发生作用。
事实上，当一个国家处于不利的结构环境时，很可能它的行动自由非常有限，即使它可能掌握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这种现象看起来就像肯尼思・华尔兹发现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不能摆脱的结构限制”。但结构实力超越了新现实主义者观察到的系统限制力，因为结构实力不仅可以使受力者无法施展拳脚（这也是新现实主义系统限制力的效果），而且还可以使拥有杠杆力的博弈者“四两拨千斤”（这是新现实主义的盲点）。所以说，新现实主义虽然有“结构主义”的美名，却没有发现“结构实力”的逻辑。
六、结语
“结构实力猜想”毕竟还只是一个猜想，它是否存在、是否在来源上确实独立于硬实力和软实力，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证明。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才能探究它的真实起源和运作机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文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驱动学术界的好奇，引发更多的学者来证明或证伪结构实力的存在。结构实力猜想倘若能得到证实，将可能催生一个新实力理论的产生。如果研究朝这个方向发展，自卡尔以降统治学界实力理论的硬实力、软实力两分法将得到一个大的飞跃。硬实力、软实力的两分法将被硬实力、软实力和结构实力的三分法所取代，它的理论意义在于，实力理论（power theory）的本体论会发生质的变化，因为实力的结构由二维变成了三维。结构实力猜想如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到证明，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还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国际利益冲突中博弈时，如果有结构实力思想作指导，他们的头脑里就会多一根弦。敌我双方的实力分析就会由硬实力、软实力扩大到结构实力分析，从而对双方的真实实力对比有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判断。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经提及过所谓的“巧实力”（smart power），虽然有些创意，但只是涉及如何巧妙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属于外交技巧创新思维。但“巧实力”的提法停留在如何使用实力的技术层面上，并没有涉及实力的本体论问题。结构实力的本质不是在技巧上如何使用现存实力，而是通过杠杆力催生新实力。
